每逢过年，不管人在何处，思绪总会飞到故乡——太行山脚下一个很小的村庄。那儿是我的根，是我成长的地方，有奶奶，有亲人，有我整个童年，还有过年这件盛事。
儿时，过年极其热闹。进入腊月，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腊八节正式拉开过年的序幕，甜甜糯糯的腊八粥是打开新年的开胃大餐。半个月后，小年的到来，将“过年”推向了高潮。故乡的人们恪守着传统习俗，煞有介事地按照“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对联、窗花、年画等）、二十九去灌酒、三十晚上熬一宿”的旧俗安排年前每一天的生活。这几日，故乡人的生活节奏空前地一致。扫院子、蒸馒头、贴春联、挂灯笼、包饺子，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欢欢喜喜，整个村子热热闹闹，一切只等初一这天的到来。
因为辈分比较高，每年，几乎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要来给奶奶拜年。初一这天，奶奶早早就起床了，在香炉里点上香，准备好糖果……等收拾妥当，卷起棉门帘，奶奶便端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等候拜年的人。有时逢着下雪天，等不到奶奶清扫门前的雪，不知是谁早已在她的小院前悄悄扫出一条小路来。
村子里每年都有人抢着放第一挂鞭炮，连续多年都没人抢得过民叔。记忆中，民叔也总是第一个来给奶奶拜年的人。他进屋二话不说，先给奶奶磕头，祝福奶奶平安长寿。奶奶忙捧出一把瓜子和糖果来给他，民叔就像个孩子一样乖乖收下。待和奶奶聊上几句，民叔便起身回去了，走到门口，总不忘帮奶奶放上一挂鞭炮。这时，村子里的鞭炮也次第响起来了。
据说，初一这天早上被人叫醒的话，接下来的一整年都会在别人的催促中慌张度过，所以不管是谁，都会比平日里更警觉些。一听见鞭炮响，便麻溜起床了。便是小孩儿们，也不赖床，不过，他们在乎的倒不是催促这件事，而是惦记着长辈们的压岁钱和村西头魏奶奶家的香核桃和巧克力糖吧？
天还未大亮，村子里便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们。大家在街头遇到了，互相问好。有的几家人撞到一起，直接归并为大部队，一齐走街串巷给长辈们拜年。最高兴的要属小孩儿了，因为期盼了一年，终于拿到了压岁钱。那时候，两块钱的票子都已经相当大了，谁要是收到五元、十元的票子，那可不得了了，小伙伴儿准羡慕好久呢。
拜完年，每家都要煮饺子吃。作为新年的第一顿早饭，每个人的碗里要剩下几个，预示着年年有余。早饭过后，便是孩子们的快活时光了。一大早领了压岁钱的男孩们最欢快，他们去商店买来各式各样的花炮，竞相鸣放，花样繁多。“砰砰啪啪”的炮声、男孩的笑声、女孩的尖叫声，便成了村子里这一时段的交响曲。不多时，村子里炊烟四起，空气中交织着浓浓的鱼香、肉香、油香和酒香味，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小伙伴们便依依不舍地暂时分开了，但关于过年的快乐仍会持续很久……
这便是儿时过年的记忆。或许是因为童年的世界比较单纯，儿时的我窥不到属于那个年代的无奈和烦恼，所见皆是新奇、欢快的一面，也或许是那时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真的就那样简单，日子虽清贫，物质不丰饶，但人心总是温柔敦厚的。总之，儿时的年味非常浓郁，总让我不断想起。
后来，我奶奶不在了，亲人们也逐渐从村子里搬离。故乡没有了故人，便真的成了回不去的故乡，过年的意义似乎也跟着变得淡薄了。再没有人争着起早燃放村庄的第一挂鞭炮，再也寻不着大清早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拜年的热闹劲儿，没有了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沸腾，同样消失了的还有过年时节常见的大雪。年味儿终究是越来越淡了。
今年，腊月里的天总是布满灰沉沉的霾，间或是晴天。没料到，到了初一，竟下起了小雪。这突如其来的雨夹雪为人们的返乡之旅着实添了几分情趣，年味儿竟在这雨雪中不期而至。
数来，已有十多年没在老家过年了。今年，第一次随老公回他成长的故乡，莫名有些激动，竟有着要和一位旧相识密会一样的心情。
到村口的时候，已经十点了，雪依然没有要停的意思。这时节，空气越是清冷，年味反倒越重。对比起市区冷清的空落落的宽街道，老家窄窄的土路上铺满了鞭炮的碎屑，红彤彤的一层，像地毯一样。而小路的两边，家家户户张贴着喜庆的红对联，仅是大门上那两位精神抖擞的门神，便能让人一下子跌进年的氛围中。
八十多岁的奶奶看见我很欢喜，大娘婶子们也都很热情，争相拉着我说话，一众堂弟堂妹竟比我这新媳妇还要害羞，挤在大门口看我，磕着瓜子傻笑着……看起来，一切都和和美美的，但直到我们去给各位叔伯拜年，我才发现这个春节并非这么和顺。
见了奶奶后，我们去给大伯拜年。大伯家的生活条件在村子里相对较好。三层小洋楼很是气派，家里还有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私家车。只是，大伯的一双儿女，都已年近三十，还未成家。
堂姐五年前从省内一所极好的师范院校毕业，之后便顺从大伯的安排，在邻村的一所公立中学当教师。为了这份有编制的工作，大伯动用了很多精力和经费，堂姐非常珍惜。但是处在农村的她，找对象却成了个问题。
无论哪个年代，选择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实在寥寥，堂姐自己不愿找低学历的男人凑合。早两年，相亲队伍中倒也有在城镇当公务员的大学生，大伯却嫌弃他们工资低，家底薄，没车又没房。父女俩挑挑选选，堂姐从24岁等到30岁，仍未嫁人。在农村，24岁的女生已算大龄，过了26岁便要被人议论纷纷。这两年，30岁的堂姐更是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家里连个来说媒的都没有。
堂哥高中毕业后就去南方打工。从农村走出去的他，再不愿回来，但大伯坚持反对他在外地找对象。于是，堂哥每年春节都要回家相亲。七天假期，堂哥几乎一天要见一个，这样仓促的会面多是敷衍。好不容易有个相中的，对方却不愿意跟着他去南方打工。转眼，堂哥已经28岁了，媒人给他介绍的小姑娘净是些20岁左右的“95后”。六、七岁的年龄差，让堂哥有些无可奈何。
相亲早已让这对姐弟陷进一种绝望的困境。父母之命，有时不得不说是一种过错。可怖的是，有些儿女就偏偏认定了父母之命，而有些父母则打着“为儿女好”的旗号强权干涉子女的终身大事……
堂姐陪着堂哥去邻村相亲去了。大伯说起这事儿唉声叹气的，大娘在一边直抹泪。这座阔绰的院子里藏着几多酸楚和无奈。
寒暄片刻，我们便去了三叔家。路上，雪竟停了。
三叔家的条件并不太好。这些年，三叔常在外打零工，三婶在家种地，同时还去村子里的石板厂做工，夫妻俩以此供养大弟和二弟上学。去年，三婶因劳累过度，生了场大病，到省城看病，几乎花干了家里的积蓄。而三叔在建筑工地做工半年，今年回家只领了800块钱的工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事儿，年年都有报道。三叔除了等，别无他法。
幸而三叔家的大弟今年已经大学毕业。但在深圳工作半年的他并没有拿回家一分钱。三叔三婶倒没说什么，让他们寒心的是大弟的婚事。
大弟的女朋友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当老师。年前，他去女方家拜年，顺便提亲。但女方父母却提出“要在县城买一套房子，买一辆车，8万8的彩礼一分也不能少”的要求。显然，这样的条件对三叔家来说是极其困难的。让大弟不解的是，谈了四年恋爱的女朋友竟默认了父母的要求，并要求他从深圳回到县城考公务员。
大弟岂不知，农村大学生回到小县城的出路实在太窄了。靠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在县城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考公务员，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何况基层公务员微薄的工资连养活他自己都是问题；回农村创业吧，又没有可观的资金支持。对大弟而言，最好的路子便是在大城市拼搏几年，积累经验，寻找机会。原想着自己先在外奋斗两年存一笔钱就回家娶女友，但现实是眼瞧着四年的感情在女友父母的一句话中付诸东流。
农村的天价彩礼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说起来的自由恋爱，谈婚论嫁时哪能逃得过“父母之命”这样的枷锁？
然而，三叔家的糟心事还有一件：今年刚上中学的二弟闹着要退学。
上学期，二弟班上的好几个男同学都退学去南方打工了，过年回来每人都拿着名牌手机。听着昔日的同窗讲述外面的世界多精彩，挣钱多么容易，又目睹自己花费了几万块钱念了好大学的哥哥找工作时的各种艰辛，现在哥哥甚至连媳妇都讨不起，二弟觉得，上大学也不过如此，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他一心要退学，谁劝都没用。三婶心疼地看着小儿子，再看看闷闷不乐的大儿子，喃喃地说：“难道辛辛苦苦供孩子读大学真的不值当？”
我理解二弟的心情，小小年纪的他从哥哥那里看不到“上学改变命运”的希望，更无力承担几年后大学毕业的自己与哥哥有一样的遭遇。但我不知该如何劝他，即便劝了，冰冷的现实摆在眼前，他也未必听得进去。“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早已淹没在诸多没有文化的大老板们成功创业的励志故事中。
临近中午，我们去了四叔家。还没进门儿，就听见八岁的小堂弟在嚷嚷：“过年真没意思呀。大哥大姐每年回来都要不停地去相亲；二哥结婚了，初一才来，初二就走；三哥今年因为提亲被拒，闷闷不乐；四哥为了退学，和家里闹别扭；大表哥怕被催婚，过年压根儿就没回家；小表哥也趁着寒假去广东打工了。以前过年，一帮哥哥带我去河堤上放炮仗，打弹弓，烧野草，烤红薯，今年，没一个人陪我玩儿。真不想长大呀，真不喜欢过年！”
中午，一大家子人聚在三叔家吃团圆饭，三婶做了两大桌的菜。只是，每个人都各怀心事，这顿团圆饭吃得有些没滋没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