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哲学博士。曾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著有《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等。

来源:《光明日报》

孟子曾言“心之官则思”，认为“心”是用来思考的。古人所言之“心”并非心脏的“心”，而是类似于大脑的概念。孟子赋予了“心”一种自觉的认识，确立起“心”的主体地位。这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注重精神层面的传统。

阳明先生是明代中叶人，其思想和孟子一脉相承，其学说思想被称为心学。阳明的心学不仅在传统的精英阶层影响深远，而且在中下层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明代的思想建设、社会民智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外，王阳明心学还对东亚文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以降，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以反思传统为前提的现代化道路。也许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必要手段，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的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接近于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也更有责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世界文明提供自己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体会王阳明心学是有益的。

阳明先生的思想大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心外无物。这在哲学上属于本体论，构成了他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世界观。第二，知行合一。在有了心外无物的世界观之后，阳明先生就需要依照其世界观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就是说，要转向实践和行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改变了此前思想家们把知与行进行分割、区别的做法，认为知行本为一体，是相互包含的。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将知与行由简单的人的行为的两个部分，合一上升到一个本体概念。也就是说，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手段性的东西，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来样态和应然样态，这使得儒家的生命哲学在心的层面上得以展开。第三，致良知。知行合一强调知行是生命的本体，但并没有说清楚知什么、行什么的问题。所以，阳明先生在晚年明确提出知行的本体就是致良知。这使得知行合一的生命本体有了明确的内涵与方向。

总之，王阳明的思想由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个部分构成，而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他成己成物的基本指南，既为阳明心学的存在论哲学构筑了具体路径，又使阳明心学充满了鲜明的实践本位特征。下面，我们主要围绕知行合一来讲解。为了更好地阐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我们从知行问题的简略回顾讲起。

知行问题的简略回溯

知易行难？知难行易？

知行问题，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要。这虽然是个哲学问题，但也切实存在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叩齿是养生良方，但鲜有人能每天坚持，总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就是知易行难。商朝贤臣傅说曾对商王武丁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傅说看来，知道一个东西并不难，行动才难，即知易行难。这就较早地提出了知行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认知也并非十分容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全球仅有几人能听懂；弗洛伊德早年在柏林大学讲述自己的代表作《梦的解析》时，也只有两人听课。可见，理解并接受一种新的道理或知识也实非易事，人很容易被既有的知识所捆绑。在这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很好的例证。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开始，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冲破已有思想、知识、观念对人的束缚，认清世界潮流，认清人民的真正需要。

孔子对知行问题有何看法？

孔子的哲学以仁学为标志。关于仁的内涵，孔子有不同层面的回答，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把仁建立在“知”的基础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知”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仁者的。孔子曾言：“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仁者不是简单地爱人，也要知道什么行为值得痛恨。可是，要区分这个问题就必须有“知”。所以，在孔子知、仁、勇的完整品格中，“知”是第一位的，“知”才能“仁”，有了“知”和“仁”，才能谈“勇”。

《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篇，这其实就包含了知与行两个方面，学就是知，习就是行。所以，知行问题是孔子学说中的重要问题。他把“知”的过程分成了学与思两部分，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若一个人只学不思，就容易迷茫。可是，若只重视思而不重视学，同样也是很危险的。以上均表明孔子对“知”已有深刻分析。

虽然“知”是成为仁者的前提，但在知与行的轻重问题上，孔子又突显了行的重要性，认为行重于知，主张敏行。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换言之，知是前提，行是终端。若没有行，知仍是空的。

总之，知与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问题在儒家思想中自始就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并非空穴来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庸》对知行相关问题也有相关的描述。在孔子之后，儒家关于知行问题仍有进一步展开。例如《中庸》中叙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相传《中庸》是子思的作品，但其中仍大量记录着孔子的言语，刚才所引的就有，所以，这些仍可看成是孔子的观点。当然，子思的言论也是很清楚的，如“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从这些话，可以看到，知与行在子思这里基本是并重的。

在孔孟之后，不少人对知行问题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举荀子与朱熹两个例子。

荀子——知明而行无过，知之不若行之。荀子非常重视知与行的问题，一方面，他强调知，“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另一方面，他强调行比知更重要，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在荀子那里，“知”本身又有很多细化。“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也就是说，荀子把“知”区分为“闻”“见”“知”三个层面，听到、看到和知道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论语》已提到学与思的区分，荀子实际上又把“学”的过程进行了细化，分成了“见闻之知”和在见闻之上的最后把握，即一个是感性认识，一个是理性认识。

朱熹——知行相须，知先行重。王阳明的心学是直接针对着朱熹的理学提出的，所以这里我们对朱熹稍微展开来讲一点。朱熹是宋代的伟大儒者，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与孔子相媲美。孔子继承上古中华文明的成果，并加以创造性转换，开辟了轴心时代的文明，也正因此，中华民族才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独树一帜、自成系统。可是，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就像是长江、黄河一样，是由涓涓细流汇合而成的，它在奔腾的过程中，不断地转弯，不断地吸纳，不断地调整自己，形成了不同的样态。汉代以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思想文化的改变，这就是佛教的传入，使得孔子以来的思想文化有了新的变化过程。在佛教的刺激之下，中国文化的内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和整合。

除了思想层面上的样态变化，汉代以后，华夏民族的族群也发生了重要的民族融合，历史上著名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融汇到了汉族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的中国由大户人家主持，平民依附于大户人家，唐代以后，大户人家慢慢解体，小户人家慢慢崛起。但大户人家能做的事，小户人家却无法完成。以祭祖为例，大户人家祭祖时会有家庙，排场也较大，这些礼仪小户人家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无论是在思想文化、族群血统上，还是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上，汉代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宋代，面对这样多样性的世界，人们迫切需要重建一种秩序，宋儒承担起了这项伟大工作，朱熹集大成。他创造性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了汉代以来的文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格局。朱熹强调“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俗语：“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讲一个道理”，这个“理”“道理”，虽非朱熹首倡，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阐发。简言之，朱熹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理性主义的光辉。

怎样来理解这个理性主义光辉？在中国传统的原始文化中，宗教的气息、信仰的气息占很大部分，神话、传说、迷信都混杂在一起。孔子的贡献在于完成了一个世俗性的转换，使得上古的充满想象的虚妄的历史观念转化为世俗的人文的观念，奠定了我国以世俗文化为底色的传统。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人文的传统，是以人为主的世俗生活的传统。但是，世俗生活的传统是感性的，若只是感性的，当然是活泼却不深刻的。朱熹的工作就是在人文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升了理性的传统。

现代化源起于西方，现代性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理性。世俗和理性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并展开的。中华民族虽然较早地从宗教信仰中转到了世俗的人文主义，但它的理性是分阶段的。孔子的时代更多地停留在经验理性，到了朱熹的时代则有了明显的提升，思辨性的理性强化了。晚清之后，多样的西方文化相继涌入中国，人们选择与欢迎德先生与赛先生，其根源在于我们自身的思想文化中包含着民主与科学的因素。在接受科学的方面，朱熹的格物穷理显然是提供了思想基础的。

回过头，我们再讲朱熹对于知与行的看法。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朱熹强调“知行相须”“知先行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王子充问：“某在湖南，见一先生只教人践履。”曰：“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曰：“他说：‘行得便见得。’”曰：“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资质好底人，便不须穷理、格物、致知。圣人作个大学，便使人齐入于圣贤之域。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悌，交朋友不得不信。”这些话都反映了朱熹在知行问题上的看法。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提出

外缘时弊，因病与药。朱熹强调理性，十分重视“知”的问题，强调知识和读书的重要性。他强调读书，强调做学问，是要让人在学知识的过程中，训练、培养和确立自身的理性精神，进而成为圣贤。但这也导致了天下的读书人均以读书为敲门砖，拿做学问去猎取功名利禄，追求荣华富贵。可以说，这是朱熹重“知”的副作用。

正是针对这样的时弊，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强调“知”最后要落实到实践中去，“知”的目的不是猎取功名，而是要让自身成为真正的仁者，成为圣贤。所以，阳明的思想是因病下药，是针对朱子学的弊端提出的。当然，这个弊端并不是朱子学本身的弊端，而是朱子学的社会化运用所带来的问题。

内在理路，本然如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也有自己的内在理路。在王阳明看来，如果理性是通过知识的探求、学问的追求而获得的，那么，人的精神就容易被吸引到外在的世界中去，从而使自我主体性丧失。所以，王阳明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其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人的主体性，这也是阳明思想的核心。

朱熹赋予人以理性的力量，但这个理性很可能被湮没在对外在事物的认知上。再者，当大家都比较蒙昧时，凸显理性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当理性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就可能对精神层面造成很大的遮蔽和扼杀，因为人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更直接引导人类生活、思考和工作的可能是情感。理性想要驾驭情感，就需要另外一种精神力量——意志的帮助。所以，知、情、意这三者在整个生命精神中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分辨到底是意志部分，还是情感部分，抑或是理性部分为主，也很难说哪个部分多了就有利。例如，医生对病危病人说，回家准备后事吧。从理性的标准讲，这并没有错，可是这很伤情。也许，病人原本可以活六个月，把实情告知后，他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人同时也是情感的动物。王阳明赋予了人一个丰满的主体——精神主体，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说。所以，知行合一的提出是王阳明本身思想的自然延伸：“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知行合一的内涵

知行合一的内涵应该包括了知行一体、真知真行、知行功夫、知行本体四个方面。

知行一体在阳明之前，我们前面讲了，学者们是把知和行分开来说的，知是知，行是行。而阳明则认为，知中就有行，行中就有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实际上，知和行是融在一起的，每个人关注的东西和每个人的兴奋点、喜好是连在一起的，这不完全是知的问题，这包含了每个人自身的感受偏向在里面。所以，知里面就有行，行就包含了知。平时做工作时，越是熟悉的工作，就越喜欢做。越是不熟悉的工作，就越不愿意做，甚至害怕去做，也是这个道理。简言之，一个人的行动当中包含着他本身的知识，知行是一体的。

真知真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里面有一个真知与假知、真行与假行的问题。知行合一、知行一体指的都是真知真行。“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曾阐发王阳明的思想，他讲：“天下只有个知，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行有本体有工夫，如眼见得是知，然已是见了，即是行。耳闻得是知，然已是闻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个知，已自尽了。本体原是合一，先师因后儒分为两事，不得已说个合一。知非见解之谓，行非履蹈之谓，只从一念上取证，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二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为立说以强人之信也。”常人可能认为，想对父母孝，就要了解到底什么时候要让父母暖和一点，什么时候让父母凉快一点，这都是知识，都需要学习。而王阳明则认为，若一个人真的想孝，并不需要专门学习，在实践的过程中，自然会学会。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真知真行的问题。

知行功夫阳明主张凡事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上，一定要有生命的感受。知识是外在的、零散的、碎片化的，可最后落实在生活中是整合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把外在的知识，经过自身生命的整合、认可，把它展现出来，这个生命的整合和统一的过程就是一个功夫的过程。例如，想要讲好阳明学，仅有一份课件是不够的，还需要读阳明、孔子、孟子、朱熹的书，进而形成自己的认知。这个过程就是知行的功夫。日常生活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为我们安排好了，但我们还是总感觉此人不诚，这个不诚可能就表现在某种言谈中、某种态度上。在整个过程中，那个做事情的人的精神的呈现就是知行的功夫，这个知行的功夫是在生命中经过整体性的熔铸后表达出来的。

知行本体阳明通过功夫把知行上升为生命的本体。在阳明之前，知与行只是人的行为思考的两个行为方式。但是，在阳明这里，通过知行合一就变成了本体。这个本体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个存在的方式中，理性的部分、情感的部分、践行的部分融通为一体，以心、以精神表达出来。往往感动人的不是行动，而是心。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心到不到是关键。俗语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要上升到那个本体。“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本体就是心本体，就是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是来统辖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言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有心，有知行本体，而动物则没有。阳明把知行合一上升到本体，实际上是对生命的高度礼赞，赋予了人的生命以主体性。

知行合一的意义与局限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新阐明了“知”与“行”的内涵。第二，为“致良知”学说提供功夫路径。在王阳明看来，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有良知。朱熹强调天理，故而有了“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讲一个道理”之说，但民间也有“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说法，这就等于是在天理之后又有了良心。所以，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对人、对事的过程中，都秉承着天理良心。做人要讲天理，做人要讲良心，这个良心的观念就是由王阳明强化了的。第三，重筑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力行特色。儒家并不主张空谈，孔子曾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王阳明继承并重筑了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力行特色。总之，王阳明思想的光辉性，既在理论的方面，又在实践的方面。

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其严判良知与知识之别，强调良知为重，对知识层面关注不足。也就是说，王阳明过分地把良知和一般的知识做了区分，并以良知代替了知识，从而使得朱熹追求的理性、道理、格物穷理未能得到进一步彰显。

众所周知，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大约从17世纪开始走向现代化，朱熹的思想本早于他们五百年，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前夜，阳明之后没多久，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即意味着大航海开始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王阳明把人们的视野从格物穷理的外部世界探索，又拉回到人的生命。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无论科学如何昌明，最后都应以人的丰满和完善为最终目标。只是，人类虽是终极目标，但在历史的过程中，它是通过具体目标来实现的。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西方走向了科学昌明的时代，而我国则不然。这虽不完全是阳明的问题，但王阳明思想本身确实存在着对知识追求的某种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