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之后，杨德昌在华盛顿州生活了7年时间，从1974 到1981年。“我在西雅图找到了一份从事计箅机微处理器与软件设计的工作（在华盛顿大学），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朝八晚五的生活。我到30岁时，已经感到无比苍老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电影院，那里正在放映《阿基尔，上帝的愤怒》，我就进去了。当我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俨然成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
《阿基尔，上帝的愤怒》是沃纳·赫尔佐格执导的著名的狂想作品之一（其他“臭名昭著”的影片是《陆上行舟》和《诺斯费拉图》，这三部作品都由克劳斯·金斯基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疯狂的西班牙军人在南美寻找黄金的故亊。“可以说，对我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这部电影的风格或美轮美奂的影像，”杨徳昌细致地回忆着，“而是赫尔佐格创作电影的精神，这是我前所未见的。”
在赫尔佐格/金斯基电影的激发下，杨德昌坚定了决心，“我必须要在垂垂老矣之前做些我热爱的事情”，因此决定于 1981年回到台湾，开创自己的电影事业。
——约翰·安德森《杨德昌》
我喜欢那些故事中的毅然决然，甚至以为，动人的爱情故事里最动人的就是那些毅然决然的时刻。
杨德昌在美国的时候，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在做什么？杨德昌出生于1947年，1981年回到台湾，沃兹尼克生于1950年，1975年6月29日，Apple I诞生，1977年，Apple II。杨德昌对那个崭新的技术世界并没有太多兴趣。
1984年，另一个有趣的人也来到美国留学，继续写小说，和妻子开车游历……1991年，他历经10年完成的《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同年，杨德昌的“杨德昌电影”独立制片公司出品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现在为止，我最爱的一部电影。
杨德昌给电影起的英文名字是：A Brighter Summer Day。来自猫王的一句歌词，正是电影中小猫让大姐翻译歌词的那首。
回国以后，王小波自己编了中文输入和编辑软件，虽然也可以赚钱，但更重要的是，用来写自己的小说。
杨德昌在文章《新的书写方式》里记下了他在佛罗里达大学读计算机硕士，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选择的研究课题正是“如何使电子计算机能够处理中文文字内容”。当时他还担心一旦电脑输入法成为主流，昔日的书法艺术将会永远消失，二十年后，他发现书写方式真的改变了，他认为这种改变是积极的。他写到：
电影从许多层面上来说都是一种写作艺术。我从不认为电影是被人“发明”的：人类发明的只不过是一些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允许我们将连续影像同声音结合在一起同步呈现，将这些手段实际运用便促生了电影。电影的出现，使我们有可能去讲述“故事”，使我们无须亲身参与其中，便可通过一系列的影像和声音的还原，活的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我们的生命在电影出现之后，终于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可以说，有了电影，人类生命的容量至少扩大到了以前的三倍。
人类总是希望写点什么，不论手头有何种可利用的工具。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写出来的作品总会找到读者。这是人类渴望存续的本能需要……不断进步的技术手段和不断涌现的新发现互相作用，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反响，而人们解释客观世界的方式，以及人类通过解释世界传达出的、或期望传达出的含义，又以各种形式引导着新科技手段和新发现之间相互作用结果的走向。具体到电影事业，难道摄影机镜头拍出的连续运动的画面，即使是最优秀的活动影像，就真正超越了卡蒂埃·布列松灵巧手指捕捉到的静止画面吗？答案觉得是否定的。难道有声电影就真的比无声默片更好的还原了真实世界？不能说永远如此，如果不是使用者明白怎样用充满创造力的手法使用新技术，那么，不论工具多么先进，其本身都没有任何意义。而不论何种先进工具，一旦找到了拥有无限创意的使用者，它就必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痕迹。安杰依·瓦伊达某部电影中的一个片段让我十分印象深刻：片中的导演向审查者说：“如果你们禁止我用摄影机拍电影，我就用笔！”
看过两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期待已久的CC修复蓝光版终于来了，到现在也没敢于或没舍得看，不过，写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文章的念头一直萦绕不去，我并不知道要写什么或者如何写，但是就好像亲身经历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件，沉沉的压迫着，或许又是暴烈的美好的黑暗的闪光的，想有人听我说点什么。
我想过，写电影里的细节，比如小四晚上路遇醉酒的小店老板，手里拾起板砖又丢下，去救起他，写电影之外与之相关的真实事件，写一个和电影有关的虚构故事……
最后我决定，我得先试着从探寻一个问题的答案开始：杨德昌为什么要拍电影，他为什么毅然决然的从我觉得同样有趣的技术新世界转身，去拍他热爱的电影？
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杨德昌五岁的一天，哥哥突然把一本本子递给他，封面是用彩色铅笔涂写的几个大字“顏色药水和一样药”，他一页一页的翻，看得目瞪口呆，那是哥哥自己画的连环漫画，一个神童发明了颜色药水和一样药，他用颜色药水隐身草丛去救人，用一样药把大家变成警员制服歹徒，在国际篮球赛上，用颜色药水改变球衣颜色让洋球员误传，用一样药使得每个中国球员拥有同样出色的身高、准头和弹跳，赢得比赛……
这个故事就在杨德昌的文章《顏色药水和一样药》里，他说，“这是最原始的一次回忆，也是我和漫画故事的开始”，他还说：
这前后有十年左右吧。
那时候，夏天窗外的阳光从各种角度反射进屋里……
五岁开始，十年之后，正好差不多是张震初次站在摄影机前的年纪，他的小四出现在银幕上的年纪。
在文章的结尾，他写到：
电影永远是最花钱的玩意，漫画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气一样免费。当时老师、父母，总以为这些都是无聊的闲事，一些打发时间的消遣，我到今天还是不能赞同这种看法，因为，这和打麻将之类的消遣最不同的是，这些行为里永远都存在着一个梦，一种向往，一种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据。
对我来说，哥哥是个天才。
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也是A Brighter Summer Day的一种注脚吧。
和吴念真的NJ一样，少年杨德昌终于没有径直向着梦想而去，他去学了工程。
在我的脑海里，少年杨德昌扬起手臂，书本在夏季落日的余晖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他高声叫嚷，妈的，别人都不明白我，你怎么可以！
在美国期间，杨德昌也参加了南加州大学的电影课程，但是在那里，他感觉并不舒服，他想做的不是成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名雇员。
我想，童年杨德昌，和电影里的洋洋，已经学会了，独立的、细细的观察他们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他们想要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想要讲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
也许偏离自我越远，积累的能量越是强大，当他回到自己本来的道路上，便一发不可收拾。
日常生活中，杨德昌温和而非常有教养，然而进了片场，就立即变身严苛恶劣的暴君。拍《麻将》时，杨德昌大发雷霆，问小魏怎么搞的，随手就要抄起椅子打他。魏德圣说，如果当时他打下去，自己肯定会跟他拼命，结果，他收手了。第二天开工前，他笑着过来拍拍小魏的肩膀，魏德圣说，这就够了，他在跟你道歉。
仿佛《青梅竹马》里侯孝贤的阿隆。
其实我小时候也幻想过当电影导演，但是后来发现，要让那么多人来帮你拍一部电影，这太恐怖了，还是写小说吧，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多轻松多自由……
有时候我们仅仅是追求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有时候我们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在杨德昌的身上，我再次发现关于真和美的执着，以及，某种使命感。
1983年夏天，我快快拍完《风柜来的人》。票房很差。杨德昌看了片子，告诉我想帮我重新配乐，用了古典音乐《四季》；《风柜来的人》飞扬起来。这是我电影音乐的初启蒙。延续到1995年拍《南国再见，再见》，我才领悟电影音乐与影像的关系史对位的，而不是主从的。
1985年，杨德昌拍《青梅竹马》，我当制片兼演员。其中有一场景：一群青少年骑摩托车绕“总统府”广场呼啸而过，把一横排灯泡镶出的大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甩在远去的黑暗里。当时台湾还是戒严时期，“总统府”广场是禁区，是禁止摩托车的。
我们选在十月庆祝“国庆节”之后拍摄，当时“总统府”及广场古城门上灯光璀璨，悬挂着巨幅的“总统”画像。我们紧张兴奋，担心被警察宪兵逮捕。结果没有人理我们？应该说看不到警察，我们连续拍了两次。
隔天，看新闻报道才知道，那天夜里是台湾全面扫荡黑帮的“一清项目”，动员了所有的警力。后来我才了解杨德昌的眼光是跟我不同的眼光。他看见了台湾权威统治下真实而荒诞的现实，同时缅怀着自己已然诗化的成长记忆。
——侯孝贤《另一种视角》
杨德昌绝非只会空谈的理论家。他对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对自己出身的族群、自己的道德观念有着毫不妥协的坚持，如果说艺术家对社会的介入这一原则还没有被某些人糟蹋掉，那我们完全可以说，杨德昌是一个典型的积极介入社会的艺术家。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杨德昌和他的时代》
虽然，我回答了自己第一个问题，但是我并没有把握，回答自己的另一个疑问，杨德昌对世界对人们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他是乐观的吗？也许并不会有确定的答案，我还是从这里写下去。
我不是那么喜欢《一一》，不是不喜欢，她很好，只是我喜欢她的程度稍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电影接近结尾时NJ的台词：
你不在的时候
我有个机会去过了
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
本来以为
我再活一次的话
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
结果
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
只是突然觉得
再活一次的话,好像
真的没那个必要
真的没那个必要
我心里的少年杨德昌，其实是小四的模样，大声质问，不是说好的，三倍人生吗……
或许是无怨无悔，更或许是意兴阑珊。
人们认为《一一》更容易被接受，她不像杨德昌之前的作品那么尖锐，显得更加明亮、温和，有人说，也许是因为他遇到了彭铠立。《一一》之后，杨德昌开始投身于动画创作，可惜我们看不到了，我好希望他依然好好的一直活着，因为我总觉得，等他活到足够老，那个老年杨德昌，会更像少年杨德昌，会更像他童年所爱的漫画英雄。
我更想一头扎进那个黑暗的暴烈的又美好的闪光的少年的世界。
我想这关乎审美的趣味，关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不谈审美，只说说态度。
电影并不为解决问题而存在，其实他只可能提出问题，他可以把我们忽视回避的问题摆到大家眼前，他可以抓住我们之间那些共同的相通的东西，把其中最美好的也许是最丑恶的展示出来给我们看，他打动我们，唤醒我们沉潜的情感。
在我看来，《一一》中醒目的恰恰是中年NJ的疲惫无奈和意兴阑珊，如果说整部电影是一首乐曲，或许正像NJ戴上耳机隔绝世界反复播放的，那是旋律的轮回，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交错轮回，故事并没有什么不同，矛盾和疑问长存，虽然还留了一点希望，洋洋，但是会有不同吗？爱情就是这样的吗？人生就是这样的吗？世界就是这样的吗？
《一一》距离我们太近，我们清楚，他们就是我们。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另一个完满自足的世界。
对于杨德昌来说，那是少年记忆，对于更多的人们对于我们来说，那大部分是历史，虽然并不遥远，虽然，也许也会和我们的记忆和现实交错。
罗宾·邓巴在《人类的演化》一书中提出，宗教和讲故事，文化中的两个关键特性，为人类所独有：
我们说这两种特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因为这两种特性都需要用语言来执行和传递，而只有人类的语言拥有这种作为媒介的质地。对于这两种特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要求人类能够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之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上和眼前的现实世界保持一段距离。只有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用超然的眼光去打量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去思考它的缘起和合理性以及必然性……
杨德昌一点一点铺陈出故事世界，我们缓缓不自觉沉浸其中，当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此时此地，又或者回到那个世界之中，是否可能不同。
讲故事对于人类的意义，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生活的简单经验，也不仅仅是一个更明亮的夏日。
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小猫去监狱送录音带，那是他给小四的信，告诉小四：
记得我录的这首歌吗？
你猜我把它寄给谁？
我寄去给猫王
他回我信了诶
他信上写
他的歌竟然在一个不知名的
小岛上这么受欢迎
他很感动
他还送给我一个礼物诶
可惜你看不到
我现在天天戴着他送给我的戒指
很屌耶
只是
不知道哪天可以让你把一下
一个漂亮的转身。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像某个不知名的小岛，我们自以为明白却并不真正明白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广阔和多样，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可能性都被我们自以为是的隔绝了。
但是，正如杨德昌所说的，“这些行为里永远都存在着一个梦，一种向往，一种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据”，可能有那么一天那么一个时刻，一部如《阿基尔，上帝的愤怒》之于杨德昌的电影，一首歌，一处风景，一本书，我们身边眼前的一个人或一件事，一幅画，一个句子，会深深的击中我们，为我们闪现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回到电影开头，巨大的阴影还隐藏在门后，我们只听见世故的言辞，转眼间，一条明亮的道路，小四和爸爸骑着单车渐行渐近。
第二次父子同行，是在黄昏的街市，他们回到地面上，推着单车并肩缓步，爸爸说了他的道理：
记过就记过吧
如果一个人还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诶
去道歉，去讨好的话
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小四说：
可是，我好像觉得
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父亲继续说：
所以啦
读那么多书
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
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
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的
相信它的话
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啊？
你要相信，你的未来
是可以由你自己的努力来决定的
第三次父子同行，已经是夜晚，爸爸经受过巨大的打击，他曾坚信的一切都土崩瓦解了，但小四不同，他决心退学后努力读书，参加考试……
剧中另一位关键人物Honey，也对小四说起他眼中的《战争与和平》：
有一个老包
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
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
然而，开始的时候，当他们在片场谈及Honey，小明在小四手电筒光中，走着近乎舞蹈的步子，讲出了故事的另一面：
你笑什么
笑你好老实啊
你这种人，以后会吃亏的
为什么？
哈尼就跟你一样
大家都怕他，怕的要命
其实
没有人知道
他是最老实的人
就是天天不服气
看别人不顺眼
横冲直撞的
我每次都想要跟他讲
这个世界
是不会被你改变的
后来，小四在教会图书馆遇到小翠，他们去看电影、幽会，小翠也有一番话：
你是不是现在很想改变我？
你想把我当生物实验课啊？
你好像有很多大道理耶
我这样子天天都很自在，而你呢？
如果我不改呢？
最后的夜晚，小明把这一旋律推向了高潮。
小四：
小明，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在乎啊
因为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能够帮助你
我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了
就像以前哈尼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
还一直忘不了哈尼
因为，现在我就是哈尼
小明：
你的意思是要帮助我来改变我是不是？
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啊
我看错你了
你原来跟那些人都一样
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
我对你的感情
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
你太自私了
要改变我？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如果说，电影中的小四没能走进一个更明亮的夏日，差不多同龄的事件见证者杨德昌以及同一代的大多数人们却走出来了。
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可以确定的说，世界已经改变。有趣的是，史蒂夫·乔布斯改变世界的口号，成为了时尚。我们的世界被许多事物共同改变了，其中不可忽视的，包括史蒂夫·沃兹尼克可以作为代表的新兴的技术力量。然而，我想说，杨德昌和他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及其他，也是这种改变中重要的一环，因为她塑造了我们的记忆和历史，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世界。
同时，我比杨德昌更激进的认为，形式、技术，对于内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讲述故事的技术和方式不同，意味着故事的可能性和形态可能会完全不同。想想电影《降临》或者说，《你一生的故事》……
电影，正是最适合杨德昌“讲述”故事的形式。
而对小四，也许只是缺少了一个机会一个窗口，错失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故事。
在我年少时，常常会一人骑上自行车，无目的的穿行于城市。
我多希望，看到小四毅然转身，骑上单车，飞快的行进，在某个时刻，与我擦肩而过，我在心中喊道，四儿……
终于写出来了，在写着的中间，也终于下决心看完了CC修复版，好些以前没搞清楚的搞清楚了，有了新的发现，虽然如果再看，我想还会发现和想到些什么，不过现在我有一点超越的感觉，走过这一部，我相信，未来某一天，我遇上一部更爱的电影，很多东西会变，但是也许有些东西不会改变，或者说变得更顽固，成为你的一部分，成为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