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历十五年

1.争国本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万历皇帝拜见母亲李太后，凑巧李太后不在。

万历拜见母亲本就是一时兴起，白跑一趟有些扫兴的万历看到了慈宁宫内的一名宫女，可能总觉得不能白来，于是就“一时兴起”变成了“一时性起”。

万历的这次“性起”，一次正常的性行为载入了历史，并对后来的历史带来了一连串一些列的变化。

因为这位宫女不久后怀孕了，生下来还是一位皇子，而且还是皇长子。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按照祖宗家法春秋礼法，长子在一般情况下俗称太子，最起码是最接近太子的之一。

这位现在的长子被起名叫做朱常洛，就是后来的太子再后来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历史上的“一月天子”。

朱常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万历皇帝的爱妃郑贵妃也产下一名皇子，也就是他的弟弟，起名为朱常洵。

朱常洛不知道的是，这位刚来到世间的弟弟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对手，而自己这位长子、皇兄差点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长达15年的关于定立太子的一些列问题、纷争由此而展开，从时间来看横跨了万历在位48年时间的三分之一，而其带来的影响、涉及的事情、对万历性格的变化以及间接对万历年间政局起到了影响乃至决定，起作用更是超过了三分之一，相关历史遗留问题衍生新的现实问题直到之后的泰昌、天启、崇祯，直到明朝灭亡、南明初期还影响不休。

生下儿子的郑贵妃立即被万历册封为皇贵妃。

这下朝野哗然，因为生下皇长子的王氏不过是个普通妃子，后宫都说母以子贵，朱常洛的母亲不过是个宫女，是万历一时冲动用下半身思考的结果，生下朱常洛后被封为恭妃；人家朱常洵的母亲也就是郑贵妃，没有生朱常洵的时候就是贵妃，生下朱常洵之后立马升为皇贵妃，仅次于皇后，本来就比朱常洛的生母身份尊贵一级，现在直接高两级。

问题是朱常洛是皇长子，这样做显然不合礼法。

既然存在即合理，那么只存在一种可能：

万历很有可能想要册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

这个说法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并且以后的事实证明万历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一个传闻引爆了大家的猜想：

万历偕郑贵妃上香，两人手拉手，对着佛祖菩萨起誓，要立朱常洵为太子。（沈德符《万历野史获编》）

更为重要的是，万历给郑贵妃写下了凭据。

“这样的事情怎么能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呢！”

                                      ——《我爱我家》傅明告诉出轨的儿子贾志国

这可不是红口白牙没有根据的风言风语，这可是白纸黑字的真凭实据，事态严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内阁首辅申时行为代表的一些官员于朱常洵出生的一个月后上书万历。

“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

  “元嗣”就是指皇长子朱常洛，“东宫”就是指太子，“天下之本”是“太子者，天下国家之根本”的缩写。

这场轰轰烈烈承前启后影响重大的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国本之争”，“争国本”，争的双方一方是万历和郑贵妃以及支持者，一方是大多数文官在内的文官集团，就在万历十四年这封申时行等人的奏疏为开始的标志。

万历表示，朱常洛还小。

申时行表示，英宗皇帝小，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

万历表示，可如果通过个人我努力努力，要是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

皇后的儿子叫做嫡子。

长子是最接近的太子人选之一，前提是没有嫡子的情况。所谓春秋礼法所谓祖宗家法所谓人情世故讲的都是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在前，这时候先把朱常洛立为太子了，嫡子怎么办？立嫡立长，嫡子在前，这不就冲突了吗？这不就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了吗？这不就不好办了吗？

万历说的也在理，大臣们也就默认了。

“再等等吧。”

可是眼看到了万历十八年，又过去四年朱常洛八岁了，万历还是没动静，这下申时行等大臣们感觉不对了。

他们再次提起了立储的问题，万历的回答很简单：

“皇长子还小，身子骨瘦弱，再等几年等长结实点吧。”

内阁辅臣们也个个人老成精，他们明白了：

传闻不再是传闻，皇上就是想要册立皇三子。

申时行了解这个皇帝，他没有再去劝谏立太子的问题，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了，皇上当年六岁就出阁读书，不知皇长子几时出阁读书？”

“现在刚入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以老臣见是个出阁读书的好日子。”

看似申时行这是在关心有关朱常洛同学九年义务教育问题，但万历明白了申时行的意思。

因为出阁读书的就是太子。

直接生米煮成熟饭，用既定事实说话。

万历显然没有预料到申时行这手，表示自己身体有些不适，挥了挥手，示意大臣们可以出去了，宣布单方面结束这个令他不开心的话题。

申时行等人已经出去了，一个太监突然留住了他们，因为万历叫来了朱常洛和朱常洵。

万历希望可以通过外在的形象气质来改变申时行等人对朱常洛朱常洵的看法，在他眼里，朱常洛唯唯诺诺，怕生，见人害羞腼腆，说话低声细语的，哪像个皇帝；朱常洵则不然，炯炯有神，腰板倍直，一看就是虎虎有生气。

二者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当然，这是万历的看法，这其中夹杂了万历大量的爱屋及乌和个人主观情绪。

当申时行再次步入宫殿，他一眼看到的是那个本该站在宫殿中心，仪态非凡雍容华贵的皇长子朱常洛站在宫殿中心的边缘，神情是那样的不安，甚至有一些惶恐，似乎他只是朱常洵的配角，就连身体在申时行的眼中似乎都微微有些颤抖。

柔弱的朱常洛，无助的朱常洛，这一幕不仅申时行看到了，后面的许国、王家屏、王锡爵、于慎行等等都看到了。

朱常洛的背影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万历弄了个弄巧成拙，这几位回去之后对于册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事情更加上心，更加频繁了。

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主要是万历的生母李太后和群臣两方面，万历不得不同意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是作为交换万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万历的条件很简单：

我答应你们立储，你们在此之前别拿这件事情再烦我了。（不许激扰）

这个此是在万历二十年，也就是两年以后，这两年不要提立储问题。

大臣们一看立储问题已经解决，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似乎是这个道理。

可道理有时候很容易扯皮。

万历十九年八月，距离约定的日子还剩四个月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上书万历，报告万历关于册封典礼的准备情况。

册封典礼就是有关册立太子的典礼。

既然尘埃落定，朱常洛都是太子了，这不就得准备，张有德这样想，工部这样想，申时行等人这样想，大家都这样想。

可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这个人就是万历皇帝。

这下万历炸了，万历认为两年之期未到，有大臣重提立储问题，违背了之前的约定，所以要把册封典礼推后一年。

这下群臣们也炸了。

首先，工部这样做毫无问题，我们的春晚都要在结束之后立即开始筹备下一年的，作为册封皇长子的典礼，规模浩大，肯定也是如此，难不成还要万历二十年就要册封的时候再准备？提前准备是必须的，连小户人家结婚都不能说明天结婚今天准备吧，那么去打个报告报告一下情况，也无可厚非。

其次，在大家看来，这不是违背约定，群臣认为万历所说的不拿此事激扰，指的是立储问题，就是朱常洛和朱常洵谁当太子的问题，这完全没涉及到朱常洵。

最后，皇上是金口玉言，说话怎么能随随便便更改，何况还是关于国之储君天下根本这样的事情。

群臣一致认为，这是万历找茬，分明还是不想定立朱常洛为太子。

所以，万历宣布延迟一年；所以，群臣觉得自己该说话了。

次辅许国上书万历，请求按照原定的万历二十年册封朱常洛为太子，上面还有首辅申时行、四辅王家屏的联名，表示支持。

当时内阁辅臣本来是四位，三辅王锡爵回家丁忧守孝，所以只剩下三位。

万历万万想不到的就是申时行也会联名，虽然申时行主张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但这样联名上书的方式已经算是比较强硬，甚至说有一些威逼的成分在这里，以万历对申时行的了解，万万没有想到。

别说万历没有想到，就连申时行自己也没想到，因为许国压根没有和自己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为了还原真相，申时行给万历写了一封密揭，注意不是上书，是一封密信。在清朝的时候很多大臣都以这样的方式报告皇帝，甚至有些人以给皇帝写密揭为荣，因为这项权利是很少人才可以拥有的。

密揭中申时行说明了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并且说了一些和平时不太一样的话，比如建议万历按照自己的打算来，不要受到大臣们的干扰。

这其实是一种妥协，准确来说这应该只是一种随机应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这样的行事作风完全符合申时行个人一贯的性格。

因为密揭不是一种官方的渠道，写了什么只有皇帝和大臣两个人知道，所以申时行觉得自己说说这些也没什么，大家也都不知道。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虽然有些不耻，但为人处世恰恰就要这样，更何况是政治，只要不被别人知道就好。

然后，申时行的密揭被公开了。

两种说法，一种是万历不小心把密揭当成了奏折，下发到了六科，所以公之于众；另一种说法是万历自己公开的，为了打消朝野对于此事的争论，告诉大家申时行没参与。

不管哪种说法，申时行惨了，脱离人民群众已成既定事实，还犯了众怒，问题是申时行事后强行从拿到密揭的礼部给事中手上拿回了密揭，或者说抢回了密揭。

这等于自己承认。

如果心里没鬼，你申时行需要这样吗？

御史钱一本指出这是万历和申时行的计谋，指出申时行其实一直在背着群臣和万历谈判，出卖群臣来换取申时行自己的利益。

很快，对申时行个人的攻击和怀疑就演变成了群臣对整个内阁的攻击和怀疑，“阳附廷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为自交宫掖之谋”。

表明跟群臣一个立场，私底下来阴的，两面谁也不得罪。

所谓众怒难犯，当个体与群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一般个体是很难有好下场的，面对鼎沸的群臣，首辅申时行请求辞职，还捎带了次辅许国。

辞职以示清白。

万历也要清白。

“你们不是怀疑朕和首辅有计谋吗？那朕就批准首辅辞职。这样说明朕和首辅干干净净，没有背着群臣有什么秘密计划。”

这场有关立储的风波以申时行许国的致仕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看似是结束，可恰恰却是一个开始，争国本真正的开始，如果说在此之前万历还可以控制局势不落下风的话，那之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混乱。

有对比才会有比较，有比较才能懂得申时行的好。

申时行是一个圆滑的人，他信奉水，以柔克刚，当时人都认为申时行是个好人，烂好人；可申时行之后的几位首辅，都不信这个，尤其是王家屏。

王家屏曾经因为丁忧回家守孝，守孝回来继续当内阁大学士，回来三个月，没见到万历一面。

王先生怒了。

“从来没有作为皇帝亲信顾问（内阁大学士）可以三个月没见到皇帝。”

王家屏不知道的是，以后的内阁首辅，比如叶向高，一年都见不到一次。

三个月没见，算是不错的了。

直到这一天，礼部给事中李献可上书万历皇帝再言立储之事。

“皇上不是老说礼法礼法吗？那我就给您讲讲礼法。”

李献可不愧是礼部出身，业务精熟，工作到位，从礼法的角度李献可一条一条的反驳了万历的理由。

这不是反驳，这是在打皇帝的脸。

所以，万历要李献可消失在视线里，贬出京城。

王家屏一看，李献可说的很好道理啊，为什么要被贬？

“我不执行。”（拒不奉诏）

把诏书还给了万历。

这是王家屏个人的伟大，但并不是明朝政治的伟大，更不是封建社会的伟大。

当时有人就劝王家屏，你不要这样，身为臣子的嘛，怎么能这样对待皇帝呢？

王家屏这样回答：

“人君为所欲为，是因为大官拿俸禄不说话，小官害怕得罪。我觉得只有大臣不爱爵位俸禄，小臣不怕刑诛，事情才有希望。”

三百年前，也有人说过类似的话：

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

说这话的人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

我们知道这话说的很对，很有民族责任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但事实是说这些话的人在当时都混得不怎么好，要么就是最后都是悲剧，比如岳飞，比如张居正，比如王家屏。

王家屏上书万历，说皇帝应该怎样怎样，这样做才是贤明之君。

那皇帝不这样做怎么办？

那我辞职。

对于立储奏折、大臣们反对矿税奏折向来不处理（留中不发）的万历立即批准了王家屏的奏折。

他看王家屏太不爽了，这种不爽持续了十多年，王家屏这个名字成了万历的禁忌词汇，以至于几年后有人推荐王家屏再次出任内阁首辅，不仅不同意，推荐者也立即免职，卷铺盖回家。

卷铺盖回家的人叫顾宪成，他回家后把家乡（无锡）一所宋代的书院修了修，写了一副世耳熟能详的话挂在门口：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很多人知道的顾宪成，而更重要的是顾宪成开办了自己的培训班，书院叫东林书院，在东林书院上过顾宪成培训班的，无论是长期班，还是短期班，冲刺班，假期班，全日制，非全日制；无论是来参观还是听课的，旁听也好游学也罢，函授的还是成人教育的，这些人后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

东林党。

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近乎全部，都绕不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