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札记（4）

老子儿子能不能起同样的名字？现实生活中显然没有，但又不能绝对。

名字避讳，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讲究，特别是父子、祖孙长幼尊卑之间。

《容斋随笔》开篇，就抛出了本邦父子同名不避讳的特殊现象。

洪迈读隋《处土罗君墓志》：“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父靖，学优不仕，有名当代。”父子皆名靖，让人费解。

处士是不当官的读书人。洪迈说：拓拔魏安与他爹的名字都是屈，大儿子也名屈，祖孙三代同名，这是胡人风俗。

洪迈半疑问地感慨叹息：作为读书人的罗君，这样不应该吧？！

洪迈的这段文字，在他去世几十年后，出现在周密的笔记《齐东野语》中。

周密说：“襄阳有《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父靖，学优不仕。”此尤为可罪也。

按周密的看法：这特么的犯天谴啊！

后世的史家们，也发现了隋唐这一现象。

清代端方在读隋唐墓志铭时，甚至不信这事情是真的，武断地认是“笔误”。

端方《甸斋藏石记》卷19记录《马君之墓志》并附跋曰：“珍父亦讳珍，不应父子同名，亦不应书写错误至此，然……略如此，则父名当亦出误书。”

凿凿墓石，岂能误笔？这类现象，隋唐多了去了。

虽身为高官可热衷读书藏书的端方，说误书错写，显然是见识短而留笑柄于后。

有唐一代，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唐《郑都管墓表》中就有：“公名谷，字愚…父谷不仕”。

本邦古时男子20岁取字，女子15岁许嫁时取字。《礼记·檀弓》明确：成人后步入社会，同辈人直呼其名是不恭的。

成人为自己取一个字，是社交需要，大家互相称字，以示相互尊重。

但是，开放的大唐朝野弥漫着对儒学的轻慢之风。

大诗人李白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诗圣杜甫也说“孔丘盗跖俱尘埃”。

对圣人直呼其名，以儒家观念来看，这近于亵渎。

这一点，最让宋代的读书人不能理解。洪迈的困惑，他的老对头朱熹也有过。

一次，朱熹对学生讲：大唐之人太不讲名讳了，“杜甫写：‘白也诗无敌。’李白诗云：‘饭颗山头逢杜甫’”（《朱子语类》第二章）。

朱熹感叹：骚人之间说话有点随便，称人也不称呼字，而是直呼其名。

李白本来字太白，老杜叫他太白才算尊敬。

杜甫多崇拜李白啊，这叫法不地道。当然李白也直呼杜甫，好像不知道他的字是子美。

盛世大唐的这种风气还真有些野，以至于不得不将道德范畴的名讳写进法律。

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这事真有点难以控制了。

《唐律疏议》 又名《唐律》、《永徽律疏》，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为本邦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

这部法律将姓名避讳首次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

《唐律疏义》规定：写奏折必须避讳皇帝名字，犯者杖八十；奏事口误，犯者鞭五十。

注意啊，唐律的这个规定是针对皇帝说的，普通人的避讳与否，可不受这法律的约束。

宋《齐东野语•避讳》言：太宗讳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甚至连政府六部中的民部都改为户部。

唐高宗叫李治，人只要说“治”皆曰“理”。韩愈文章《策问》有句：“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理”实为避“治”讳。

总之皇帝之名讳是不能犯的，犯了，是就杖刑鞭刑侍候，刻字犯名讳的，流放三年。

唐代名讳，法律规定也是只讳单字，二字名只要两个字不全犯讳，就不算犯罪，“谓复名而单犯并不坐”。

同音字与同义字也不犯讳，如禹与雨音同义殊，丘与区意同音异都不算犯讳。

这些法律虽然对于官员、举子应该有束缚力，这是事关皇帝的大事，不重视也不行。而普通老百姓就另说了。

直呼其名，既使是对互相挺尊重的人，在大唐好像真没那么需要避讳。

汪伦名伦，字凤林。虽是李白的粉丝，可没少赞助李白，李白特敬重这哥们。

李白歌颂自己的金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直接喊名。

颜真卿算是唐代大神了，大唐这帮家伙都是颜体字的铁粉。

《新唐书·颜真卿传》:“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

老颜风骨满天下，再加上为人忠贞，也就是他才独享大家的尊称一一他封号“鲁公”。

这是神一般人物的特殊待遇，别人可没资格享受。

唐代特流行写墓志铭，那时候这种纪念文一个模子：“公讳X（名)，字X（字）⋯⋯”，墓志“讳名”，可那是对亡人，对活人不仅呼其名，更生猛的是时兴喊人排行。

李白在家族中排行十二，被人称为李十二；元稹行九，人喊元九；韩愈是韩十八。

有共同的曾祖父便为同族，同辈排行越多越显家族庞大。唐诗中王维有《同王十三偶作》，杜甫有《送高三十五》、《赠卫八处士》⋯⋯

卫处士应该感谢他爸姓卫没姓王！真不知姓王应怎么喊出口。

大咖们的行为，弄得一䅇跟风的社会下层人民，名字只是姓加排行，连名和字都不起。

这就是大唐，是标新立异，是狂妄任性。

大唐又狂又燥的习俗源头，得逆流上溯三百年的南北朝时期。

陈寅恪先生言：“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

李唐机体流淌胡人的血，元稹诗《法曲》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男男女女追求胡音胡骑胡妆胡俗，主要酿祸于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

在那个民族大融合时代，名教崩塌，名讳散荡。史家陈垣对此也有专论。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少数民族长驱中原，汉与诸胡民族在融合，语言习俗也在融合。

北方许多人因擅胡语，成进仕阶梯。武帝时，晃懿“言音类帝”，“以善北人语，为黄门侍郎。”（《北史》）魏末于谨因能“解诸国语”（《周书》）而受到重用。

北方胡语胡俗的流行，汉文化所特有的名讳，因胡人统治者汉化程度不高，而淡化。

陈垣先生《史语举例》中讲：前秦苻坚字永固，而其长子又字永道；北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名宏，皆不避家讳，甚至有的名字完全相同。

当然，子承父名，也是诸夷的风俗。

《梁书·诸夷传》记载，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慕其父复曰阳迈”；《殊域周咨录》记载，安南王“日垣僭称大越皇帝，袭其父名威晃”。

古代一些周边国家中有承袭父名的习俗。而这种承袭也影响到本邦少数民族。

刘宋明帝名讳彧（音玉），他的长子原来小名慧震，立为太子后改名昱，父子不避嫌名。

严格来说，这样并不犯讳。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七》中说：“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朱大师解释：因为太难辟讳了，所以有些便不用避。嫌名，就是音声相近，不偏讳，就是二字名避讳一个字就行。

看来，陈垣先生所说的名讳，古人有不同的意见。

中原文明对草原文明总有股强大的吸引力。

永嘉之乱后，北方鲜卑少数民族统治时，北魏皇族贵戚纷纷大改汉姓，却不习避讳。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改革鲜卑旧俗。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

独孤改姓刘，丘穆陵改姓穆，纥豆陵改窦，拓拔改长孙。这些都是几百年间关中豪族大姓，隋唐王朝的外戚多为鲜卑种。

两晋南北朝，也是本邦双字名骤增期，特别倡《礼记》的“二名不偏讳”。

南齐皇帝萧道成，字绍伯，其父承之，字嗣伯，父子同字，不以为嫌。且萧道成父名承，而其第六子又封承安王，父子祖孙不因此讳。

翻翻《南齐书》，这一类例子太多了：褚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祖名秀之，父名湛之；王延之，父名升之；庾杲之，祖名深之⋯⋯

这与东晋书圣王羲之祖孙四代多个男人都叫“王×之”，家族中带“之”字名达30多个极为相似。

史家陈寅恪根据《北史》中“寇谦之”称为“寇谦”的记载，推断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字加名中，“之”在名中，是代表其宗教信仰，与佛教徒以“释”、“法”、“昙”用在名字中相类似。

尽管陈先生这个推断尚无明确的文献支持，但是，这确实是当时一种普遍存在。

钱穆先生曾说：世族门第决非赖权势与财力持盈数百年不衰，当极重家教门风。孝悌妇德，皆从两汉儒学而来。

名讳核心即孝悌。即使像琅邪王氏这样玄化甚深的世族，也多以名礼仁孝传家。

《齐东野语·避讳》载：“王羲之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馀则以政字代之。”

名讳是大户人家几代的修行，这也更能让我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判断的正确。

王家祖孙几代人名字中的“之”，是不同于礼教名讳的另外的宗教信仰

隋唐浑不吝的胡风，摧毁了洪迈头脑中的名讳框架，父子同名，让他难以理解。

当然，本邦真正规范的姓名谱系构建，距洪迈生活的南宋时代，仅仅也不过百年时间。

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自矜风雅的宋人蔑视曾经的盛世：胡唐一帮满身体味的家伙，连名讳都整不明白。

不过这些似乎都没关系，名讳对现代的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但是，不管人们是多么的不在乎，父子同名在本邦仍然属于极端的另类。

今天，咱们已不再执拗曾经狭隘的视野，最高级的文明总是坚守传承与包容异端并存。

我们不必哂笑某邦父子名字犯讳。其实，人家就是非你族类的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