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子 (黎民外史)

日  子

(黎民外史)


那天晚上,退休在家的施聪下楼时,随手把家里的一把毛票带上,想用它们到小吃店里吃饭。谁知到了店里,店员说,“对不起,这还叫钱,连卖菜的都不收,花都没地方花,我们不要。”施聪只好打开手机,用微信支付了。吃过饭,他攥着捋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往回走,脑子也往回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景象就浮现在脑海里。

那时候的农村,到处都是破败的景象,大人们辛辛苦苦劳累一季子,还填不满大人小孩的肚皮,所以把生活叫“过日子”。那日子过的呀,岂止一个“穷”字了得。那光景就像得了一种老陈病,深深地长进人们的骨肉,到阴曹地府都不会忘记。从那时过来的人,一看到孩子们把馍皮揭了,把吃不完的饭菜倒了,把五十元的压岁钱扔到地上,就气不打一处来,知道说了没用,还是忍不住想嘟囔几句——那都是血汗钱呀!

施聪一家三口半人,妈妈、伯伯和他,还有一轮一个月的奶奶。轮流管奶奶吃住,本来是挺简单的事儿,可是在施聪叔父那里,却成了问题。因为农历有大小进,大进三十天,小进二十九天,叔父只愿意管小进那些月,大进让他们管;施聪家是奶奶来的那些月改善几顿生活,叔父家是奶奶不在的那些日子改善生活。妈妈为这也说过风凉话,但伯父不让跟他们一样,毕竟是一奶吊大的兄弟嘛,况且这都是叔父小时候奶奶惯、伯父让的结果。唉,说来说去都是因为太穷了。后来,才两生的堂弟死了,婚姻不顺的堂妹气死了,婶婶也得邪病死了,撇下叔叔和半大不大的一双儿女,艰难地度日。村上人们都说,这是坏良心的下场啊!

施聪伯伯们兄妹四个,两男两女,伯伯是老大,叔叔是老小,两个姑姑是老二、老三。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因为家里太穷,伯伯又是老大,爷爷就没让他去上学,成了家里的壮劳力。奶奶认为两个女片子到底是外姓人,也不让她们上学。一心想改变家族命运的爷爷说,就是苦死累死,也得让叔叔去上学,于是叔叔就成了这个家里唯一有文化的人。在叔叔上学期间,曾经做过生意、吸过鸦片的爷爷,身子已经坏了,什么重活都干不了,两个姑姑和奶奶只能做做家务、锄锄薄地,摘摘棉花、掰掰苞谷,所有的苦活累活,都压在伯伯肩上。伯伯是个实诚直正的人,干什么活儿都不惜力,不管是一百多斤的麦布袋,还是装满青草的背笼,他都能够抗起来、背上去。有时候累得实在挵不起来了,就让人抬着放到自己身上。解放后,等叔叔中学毕业,到山西铁路上当了临时工,伯伯已经得了伤力,成了一个肺结核病人。后来,叔叔成了家,孩子都满地跑了,伯伯也没有成家,成了光棍一个。听奶奶说,六一年爷爷病饿而死时,可能心里有所愧疚,用左手的一个食指直直地指着守在身边的伯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摇了摇头,就死了。两个姑姑,一个嫁到城郊的安营,年儿半载不回来一次;一个跟山东那个炕鸭娃的跑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六八年的初夏,施聪和妈妈也来到了这个已经分灶而居的家,和伯伯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可是,施聪们娘俩刚一到不久,就和叔叔家大吵了一架。叔叔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既然光棍老哥有了一个像样儿的家了,老太太就不能只吃住在他们家,得两家轮着管。二是非得重新分一次家。第一条伯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第二条本来就要答应,看见妈妈脸上的阴云与恼怒,让伯伯欲言又止。妈妈知道,这个叔叔是从小惯坏了的,一家子人,什么都要尽着他、让着他,养成了使强的个性,弄什么都要强吃一头。叔叔原以为,哥哥老光棍一个,四十出头了,怕是也成不了家,所以分家时挺大方,平均分了宅基地,老房子算他的,在后边宅地上让哥哥盖了两间瓦扎檐堂屋和一间麦秸苫顶的灶火。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小九九,那就是等几年把小儿子过寄给哥哥,这家产什么的还不都是自家的。现在他觉得吃亏失算了,要再分一次家,还得按两家孩子多少来分。吵了好几天之后,在生产队长的搓合下,把这边宅地上的树让他全砍了去,只留下光秃秃的白地,又把一张大方桌、一辆拉车归了他,还有一些农具物什都让给了他。这一次分家,让施聪们这个才组成的家雪上加霜,真可说是家徒四壁了。


施聪后来才知道,妈妈为什么明知伯伯有病,还要改嫁过来,那纯粹是为了他。当初,妈妈和襁褓中的施聪被父亲抛弃之后,她把一切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一心想把施聪养大成人。然而,再娶之后的父亲生了一谷堆孩子,急着要房子住,就生尽千方百计挤怼她们娘俩,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棱生生把妈妈气成了气结胸。舅舅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逼着妈妈改嫁给一个姓杨的朋友。舅舅不说则已,一说就把妈妈恼死了。因为施聪妈妈当初的婚事,就是舅舅做的媒,结果却遭到遗弃。十年来,姊妹俩都不说话,现在又说这种混帐话,妈妈死活都不答应。后来,舅舅又让二舅和外婆劝说,都无济于事。一头逼着腾房子,一头逼着改嫁,妈妈进退失据时,就依了一个亲戚的劝说,选择了这里。妈妈的思想不光有些封建,更害怕改名换姓后的儿子受人欺侮,来到同宗同祖的施营并且嫁给一个病号,为的就是不让儿子改名换姓。

在破落的小院里,施聪放学回来,总是看见妈妈一边烧锅做饭,一边喂鸡喂鸭;而生病的伯伯一边抽旱烟,一边咳嗽,还不时往地上吐粘痰。在田间劳作时,伯伯只能干一些轻省活儿。妈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学会了所有的农活,自留地里的春种秋收,几乎都是妈妈一个人干的,人们都说“小聪妈妈哪里是个女人,就是男人家也没有几个像她那么拼命干的”。到了星期天,小施聪就和妈妈一起上工,去挣那可怜的工分,或是到自留地里劳动。解放二十来年了,农村依然重男轻女,同工不同酬,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7分,而像施聪这样的小学生,每天只给记5分。到了夏秋时节,都是按工分分粮食。施聪家劳力少,工分自然也少,分的粮食就少。那时候土地贫瘠,农钾肥根本不够用,农民们种地的积极性很差,上地往往是出工不出力,犁地是一垄掩一垄,锄地是一锄盖一锄,一亩地只能打百十斤粮食。夏季交了公粮之后,生产队就没多少粮食了,每家每户都分不了多少小麦,施聪家则分得更少,至多不到二百斤,少则百十斤;到了秋天,他们家只能分到两背笼苞谷、一百多斤红薯。几分自留地里,又想种粮又想种菜,往往是收了粮食种蔬菜,收了蔬菜种粮食,但仍然混得鼻子不对嘴,吃了上顿没下顿。

春节是孩子们最盼望的节气,大人们一年省吃俭用,再不济,到春节也要改善一下生活。施聪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秋季绝收那年,春节时伯伯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个钱,到街上割了二斤重、二指宽的一条猪肉。妈妈则把从自留地里收回来的萝卜、白菜、大葱择了码好,也把干豆角、茄子干洗净,准备好包饺子、包包子的食材。年三十傍晚,家里开始下锅炸油馍,施聪最喜欢这时候去烧火,可以一边烧火一边吃新鲜的油条和菜丸子,这是一年中最能放开肚皮吃又不挨训的时光。早些年下锅用的是棉油,炸的东西有一种涩涩的感觉,后来用上了菜籽油,感觉就好多了。“大吃大喝”几天之后,过了破五就得恢复往日半饥不饱的生活,不然就要断炊了。至于衣服鞋子,只是把旧的洗刷干净罢了,两年也不一定换一件新的;大人们甚至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过年。

春天是大人们最忙的时候,也是日子最难挨的时候,挨饿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叫“荒春上”。大人们下地干活时,一边磨洋工,一边把地里的野菜随手抓了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中午或傍晚回村时,都是到田埂上、渠沟里、河堤里外,四处寻找野菜,然后才回家做饭、拿野菜下饭。学生们一到星期天,既要给生产队的牛驴割草换工分,还要跳到田里剜野菜。可是野菜的数量很有限,剜过一茬,要等过十天半月才能长出新的来。所以野菜并不是常有的,人们不得不从队里的庄稼地想办法。不论是蒙蒙亮的大清早,还是月黑头的晚上,地里总是有星星点点的人影晃动。白天生产队干部到地里一看,豌豆、蚕豆之类能够当菜叶吃的豆秧叶子都被捋了,大块庄稼地弄得像小秃头一样,光了一片又一片。小麦快熟的时候,总是有成片的小麦早就被人收割。所以,那些年生产队让青壮年劳力轮流看青,看青的人和下夜偷庄稼的,不分昼夜地玩着猫与老鼠的游戏。其实,不看青的人常常就变成了贼,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破而已。唉,人们都被饿怕了,谁还顾得了面子,可是却苦了那些不敢偷、不会偷的人家。


初中毕业时,施聪回家当了农民。那时,他才十五,单薄的身子根本拿不起生产队那些重活。还想让他上学的妈妈找到生产队长,送了礼说了好话,才让施聪当了白天的看青人。也就是这时候,施聪借了一些书本,拿到田间地头去看。在农村,图书非常匮乏,四大名著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像《苦菜花》、《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之类的小说。施聪往往是在家吃了早饭,就到地里守着,坐在河堤上看书。中午只好啃自己带来的红薯面窝窝头,在河边捧一些清水喝,算是午饭。傍晚天擦黑的时候,大人们都收工回来了,他才合上书本,拖着饿得心慌的身体,慢慢朝家里走去。

夏秋时节,对于种庄稼的农民来说,不管多少有些收成,日子还算好过一些,基本上能够填满肚子。可是到了冬天,一日三餐都没有什么油水,稀捞捞的饭食勉强过着,也没有多少活可干。人们白天圪蹴在墙根儿晒暖儿,晚上抱着火罐说闲话,日子长得像天河,总觉得这冬天一年比一年长。庄上那个被打成右派回来的施道玉,就利用晚上,在生产队的牛屋或是谁家的院子里,点上马灯,弹起三弦,唱那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大调曲子,《精忠说岳》、《小二姐上坟》、《李豁子离婚》、《龙抓雄狮女》等等。当老先生双手弹弦,闭目清唱之时,人们都忘记了饥饿和时间,一听听到后半夜。在食不果腹的年月里,施营的文艺活动也仅限于听唱大调曲子。

施聪走到小区门口,并没有进院,而是把毛票装到口袋里,慢慢走到街边,跨过街道,来到河边的小公园里,在到处都是跳广场舞和唱豫剧的声浪里,欣赏起一河两岸的风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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