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喜爱，并非因为他是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作《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也并非完全因为他的文笔的深沉而又流畅。在昏暗的1958年里，瓦雷金诺的暴风雪和狼嚎从他的书里飞出来，将他的命运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绚烂而又壮丽。
无人记得那一个又一个悲惨的瞬间，听命于领导的群众，在团中央书记谢米恰内特的煽动下，站在帕斯捷尔纳克窗下掷出石块，高呼着将他驱逐出境，而他们都未曾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
苏联作协第三次派人威逼令其拒绝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时，他骄傲而又坚定的双眼不动声色，“艺术自由不存在于我国”。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里他如是写——“任何力量也无法拒绝人家给予我的荣誉”。
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她的丈夫在大清洗中被迫自裁。她之于他，正如拉拉于日瓦戈，从一见面起，二人就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帕式下不了决心与妻子奈豪斯离异，却又深爱伊文斯卡娅，正如日瓦戈与冬妮娅和拉拉的关系一般交织而复杂。
你在波季马劳动营看到的天空，有着莫斯科窗所没有的悲凉。他在莫斯科家中所望见的浓云，有着任何地方所未有的思念。而他只能全力投身写作，以思念和悲伤淬火于笔，在纸上镌刻下一行行沉重而又流畅优雅的文字。
1949年10月莫须有罪名的逮捕、经历了熬鹰式审讯后，伊文斯卡娅被送进波季马劳动营，审讯人员发现她有身孕，便让她在劳动营和其它女囚以铁镐刨地。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最终流产了。这是在古拉格的群岛上发生的事，是俄罗斯广大疆土的远东，北极圈和泰加森林一到秋冬寒风肆虐。岁月流淌，当人们在地图上、在火车和汽车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仰望着这个国家辽阔的国土时，这些历史正如另一个国家的一些历史，如伏尔加河和叶尼塞河底的砂砾一样平静。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在暴政和铁幕封锁下的一个真正的人。他自始至终都遵从了自己的意志，从不被当局者和麻木的大众影响分毫。克格勃的监视、逮捕的威胁、被煽动群众的“抗议”，都不能使他放弃自己得到的诺贝尔奖。但是终于，当皮鞭到了自己深爱着的两件——伊文斯卡娅和自己深爱的祖国。爱国是他的底线，他不能与自己的祖国分离。
那年十一月，最要命的几个小时，在他拒绝了作协的令其放弃诺贝尔奖的命令后，同伊文斯卡娅通过电话，得知当局取消伊文斯卡娅的工作。而这时被煽动的暴躁的群众聚集起来，要向帕斯捷尔纳克示威，将他驱逐出境。
他立即到邮局向瑞典文学院拍电报——鉴于我所隶属的社会对于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授予我的，我不配获得的奖金。同时他也向当局拍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
帕式的笔下就是他的命运，在1946年写作《日瓦戈医生》时就已经无形中预言了他的未来，无论从微还是从宏。奈豪斯和伊文斯卡娅的背影投在书上变成了冬妮娅和拉拉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的背影。祖国和伊文斯卡娅的命运映在手稿上，显出了瓦雷金诺的暴风雪和狼群中安东宁娜和安季波娃的身影。
然而为时已晚，群众已经聚集在他的窗下用石块打碎玻璃，若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下决心保护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就被驱逐出境了。在一连串的打击下帕氏一蹶不振，万分憔悴，在1960年5月30日他如不再归返的离去的飞鸟一般，溘然长逝，而他死后被贴在作家村的讣告，也被民警撕去，由他的诗歌爱好者们又悄悄重新贴上，一只羽翼美丽的轻盈鸟儿，消逝在一个时代的暮色之中。
伏尔加河的波涛仍然汹涌向前，流经一座座城市，汇入黑海。就像时光，是那样坚忍而又冷酷的向前缓缓前行，碾碎经过的一切。正如一个国家的历史，“光鲜亮丽的”泡沫浮在江面，而阴暗的只作砂石，在江底沉积，被人忘却。穿越那些年被埋在冻土下的冰冷眼泪。它流淌过小市民、穷人和中产阶级、流淌过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和利己主义者，也流淌过不复存在和依然存在的暴力，将一根根高贵生命的绷紧琴弦，弹奏出铮铮的强有力乐章。
而我们抬眼望望这个时代，究竟有多少根琴弦，在铮铮作响，在奏着生命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