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风景变美了，不足的是路依旧逼窄。四米宽的路基上只浇了三米宽的混凝土，对面有车，远远的就得寻好避让的地方。我让过了一部车，准备踩油门，又来了一辆三轮。没办法，还得等。
“呜呜”声渐近才发现开车的是多年未见的二嫂。透过黄昏的光，看她的脸膛有些黝黑，头发乱舞着，五十来岁的人倒是越来越精神了。大概她的眼中老远也对伸出的头颅感觉熟悉，到了我的车边竟停了下来。我想开车门也没办法打开，便问她去哪儿？她还是很腼腆的模样，声音不大，说是回家。我一时有些疑惑，回家？我心想回家应该朝东啊，怎么往西跑？听到我这种口气，她的脸上刷地飞起来一块红晕，说话有点口吃，是的。我感到了自己的冒失，笑笑，本来想问些什么其他的，出到嘴外却是一句我也回家看看。松了刹车，从路沿边拐了过去。
擦肩而过时脑子忽然就多了一个画面，如同在一张黑白照上重涂上了颜料，模糊的记忆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其实在正月就听人说过，守了三年寡的二嫂改嫁了。谁做的媒没问，嫁到妻子娘家的生产队里。男的是家里的老四，比我小三岁。我们不仅熟悉，还是同一个林氏宗族的，理起辈分比我要大两辈。
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竟然有了怪怪的感觉。想想看，叫了快二十年的二嫂，忽然要改口，换成叫四奶奶，真的叫我好为难，也很尴尬。但乡下人有乡下人的习俗，那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语说得一点没错，这口不改也得改。
二嫂嫁给我的一个堂兄、大伯第二个儿子，比我大三岁。
堂兄的房子和我老家的紧邻着，相隔的只是一条逼仄的巷子，挑担水时扁担都不能斜得太多，不然水桶会撞到墙上空空响。
八三年我谈对象时，他就已经结婚了。那女人三朝回门，一回就不见了踪影，十多天也没有回家。堂兄没办法只好去接，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回来仍旧是独自一人。原来她是嫌我这个堂兄太老实，木讷，家又穷，回娘家就跟村里的小姐妹外出打工去了。当时没有结婚证，官司也没办法打。浪费了钱财，“新房”成了“旧屋”，亲事就拖了下来。我结婚后，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大妈一着急，求爹爹拜奶奶的，见到大树恨不得也要跪下来求求，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三里路外和堂兄情况差不多的一户人家。找媒人一撮合，一个要锅补，一个要补锅，对方答应很爽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换亲。
年底，她就过门来了，一见林家的大门我就得喊二嫂。
可惜二嫂来的时候我没赶回去喝杯喜酒。那时不仅交通不方便，信息也是堵塞着的。我在上海的工地上干活，腊底回老家时，见到还是陌生的她在门口晾晒被单。听别人说，结婚那天差点出了屁漏：这边堂妹去了婆家，那边二嫂却迟迟不见过来。原来她心里有了对象，大喜日变成了大难日，她死活不愿出门，还是她哥哥跪下求情，才红肿着眼睛，几乎是被两个媒人架过来的。
我理解，却又无法支持她地举动。
自从外出打拼，老屋坍塌后，我就不怎么回去。没有家的村庄，回去似乎没有脸面，我怕和别人聊天时提到房子二字，也不知道怎么确定自己的身份，甚至都怀疑还是不是这个村庄里的人。那些年里，许多差不多大的同伴结婚，出嫁，也有陆续老去走了的人，都在我的背后轰轰烈烈的闹腾着。程家墩，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疼病。
直到我家的房子造好第二年，父亲诊断出胃癌，那年我一个月要回去一趟。见到堂兄的次数也多，听说他得的是肝癌。看上去，除了脸色蜡黄外，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他的孩子还在读书，自己要复查，吃药，服侍他的是我的大妈。二嫂守在上海，多少还能挣点开销钱。
堂兄的新屋刚刚装修好，用他的话是才享受没几天就得了这个医治不好的苦病。
年底我回家很晚，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我上午去了村里，到了他家，二嫂坐在门边，脸色像秋天霜打的茄子，不知道在想什么心思。问她老二呢？她站起来，给我拖过一张椅子，说他在睡觉。我问她，没事吧？现在医学发达的。她苦笑，没用了，肚子里都烂了，活一天是一天。也不知道我前世作了什么孽？日子才好一点，又交了这么个恶运。
是啊，谁知道明天是阴是晴，又有什么运气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没人能知道。
我实在拿不出能安慰她心灵的话语，就像我无法阻止如刀子般寒的北风呼啸而来。塞给她五百元钱，我匆匆离开村庄，心思重重的返回铜陵。
堂兄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每次给父亲上坟时都要路过他的坟前，他的半身相片嵌在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依旧在微笑着，只是颜色更黄了。看着他在笑，我笑不出来，许多想说的话也闷在肚子里，默默地焚烧两刀纸，让闪动的火焰替代着我的心思。
遇到二嫂后的几天里，我仍旧在那条路上跑过几趟，眼睛一直盯紧着前方，却再也没见到那辆深红色三轮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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