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厚豪纵-杨炯传》

        -PIXIU小品文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何为“杰”?是指那些才能出众、特别优异、超过一般水平的人。

  之前,我们曾介绍过四杰之首-王勃的故事。他6岁读《论语》,写诗句,16岁一出仕就享受到了七品官的待遇,才华横溢却一生多灾患,26岁英年早逝。

  杨炯和王勃同岁,又是好友。他同样是少年成名,一生波折不断,仕途并不如意。杨炯10岁考中童子举,成了官方认定的神童,然而直到26岁才得到一个校书郞(九品小官)的职位,31岁任弘文馆学士,32岁升为太子东宫的内臣。正当他时来运转、雄心和抱负即将展现之机,却因亲属参与徐敬业起兵而被诛连,受贬四川。42岁改任为盈川县令,45岁就离开了人间,世称“杨盈川”。

  杨炯长于五言诗,有文集30卷,多亡佚,现仅存《盈川集》10卷。他在诗歌上的最大贡献是打破了齐梁以来宫体诗的绮媚华丽之风,以雄劲的笔力,豪纵雄厚的风格,开拓了唐诗新气象,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在此,我们愿意整理介绍杨炯的故事如下,以飨读者。

  一、幼举神童10岁前)

  杨炯,生于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字令明,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在家里排行第七。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儒学氛围浓厚的大家庭。弘农杨氏从汉代起就十分兴旺,是一个绵延了千年的世家望族,民间有“天下杨氏出弘农,弘农杨氏遍天下”之说,多位族人曾入朝为官。杨炯的曾祖父杨初是北周时的大臣,爵封“常山郡公”。

  受家学熏陶,杨炯从小就十分聪慧博学,文采出众,5岁背《孝经》,7岁熟《论语》,10岁考中童子举,待制弘文馆,名噪当时。

      千万不要小瞧“童子举”和“待制弘文馆”这寥寥几个字。当您明白了它们背后的含义,便会知道杨炯的天资有多高。

  我们常说“这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神童”,那么,请问神童有标准吗?需要用什么来衡量呢?恐怕许多人答不上来。

   其实,唐代的神童不是乱叫的,朝廷设有专门选拔神童的科举制度-神童举(又名童子举、童子科),它与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一起列入常科,成为国家每年举办的正式考试。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这个规定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神童的年龄有限制:必须在10岁以下。第二、考试内容有要求,在儒家经典“九经”中,至少要精通一经,同时还要通《论语》和《孝经》。第三、仕途路径有差别:“卷诵文十,通者予官”,意思是说,如果能背诵出十篇文章,可以授予官职。“通七,予出身”,背诵出七篇的,则授予出身。这样便有了身份,等年龄稍大后可授予官职,或者再通过参加制科考试当官。

  童子举让一些早慧的儿童有了早早步入仕途、为国家做贡献的机会。从历史上看,这些神童大部分只是获得了一个出身,直接授官的很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年龄太小,还需进一步的培养和锻炼。

  待制弘文馆又是什么意思呢?“待制”是指等待着皇帝诏命,说白了,就是等着分配工作。弘文馆最早由唐高祖李渊设立,是负责收藏和校理典籍的官署,类似于现今的国家图书馆。有学生数十名,都是从皇亲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中选出来的,门槛很高,不是一般人能进入的。

  由此可知,杨炯小小年纪便获得两项殊荣:第一、是官方认定的神童,与我们平时随口说的那种神童不一样。第二、在别的孩子还玩泥巴的年纪,他10岁就成功上岗,开始月月领工资了。弘文馆环境优越,待遇不错,活儿又不累,单位级别还非常高。这是多少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啊!

  对此,杨炯满意吗?不但满意,还非常惬意。

  二、弘文馆待制10-26岁)

  当时,弘文馆有藏书20多万卷,这对一个好学的神童来说,再顺心合意不过了。很快,杨炯就一头扎进了书香里,天天如饥似渴地给自己充电,经常弄得身酸眼涩体困乏。后来,他开动脑筋给自己发明了一个“神器”-卧读书架,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赋。

  他在《卧读书架赋》中说:“不劳於手,无费於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联翠竹。股因兹而罢刺,膺[yīng]由是而无伏。庶思覃于下帏,岂遽留而更读?其利何如?其乐只且。”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白天躺在床上,把书编挂在书架上,兴致来了读一阵,不想读了就大睡一觉。这样既不亏待诗书,也不冷落枕席;股不必受刺,胸不必伏案,巾不用扎在头上,鞋子也无需拖向阶除。有了这样的发明,不劳于手,不费于目,真是其乐无穷。

  可见,杨炯的日子过得多么舒心美好、幸福烂漫。

  乾封初年(666年),他与另一位神童少年-王勃结识。当时,王勃刚刚来到沛王李贤的府中供职。二人同龄,都是16岁的大才子,很快成为好友。


王勃

  秋天,杨炯邀请王勃到他的家乡-华阴游览,二人还一起吟酒赋诗、登高怀古、畅想未来。王勃被杨炯的才学深深打动,离别时说:“杨学士天璞自然,地灵无对。接光仪於促席,直观明月生天;响词辩於中筵,但觉清风满室。”

  后来,王勃因一首《斗鸡赋》触怒高宗皇帝,被逐出唐都长安,杨炯还曾经到四川去探望过他。这就是英才惜英才最好的例子。王勃去世后,杨炯还专门为王勃的文集作了序。这是后话,我们先按下不表。

  王勃不到20岁时,就写下送别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写的感情真挚,意境旷达,成震憾千古的名诗。

  杨炯也不甘示弱,有一次,他送好友赵纵回乡,写下送别名篇《夜送赵纵》: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这首诗写得非常朴素大气,有深意,既表达了对友人的钦慕之情,又抒发了自己满腔的离别之怅。(1)首联“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赵纵是赵地的赵姓人,因而诗人以价值连城、名传天下的和氏璧作喻,采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赞美了友人的品质、才华和名气,仰慕之情由衷而发。(2)第三句“送君还旧府”,构思非常独特,巧妙借用了“完璧归赵”的典故。我们不难推测,赵纵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士,大概因仕途失意而辞归故里。在诗人眼中,“送君还旧府”,一“送”一“还”,宛如让赵纵“完璧归赵”,表达了对友人一路顺风、平安归乡的祝愿。这样就让前面的比喻句有了落脚点,也使后面的景句有了依托,成点睛之笔。(3)末句“明月满前川”,景中寓情,送别的时间是明月当空的夜晚。当朋友远去后,诗人伫立遥望,但见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显得极为空旷孤寂。一个“满”字,让离别的满腹惆怅呼之而出。(5)总体来看,全诗语言质朴,形象鲜明,把叙事和写景融于一炉,巧用典故和比兴手法,深入浅出,意境深邃。

  时间过的飞快。在弘文馆,杨炯起初还沉醉于书海墨香里,后来却变得越来越着急和苦闷。为什么?因为他自从10岁进入弘文馆以来,到如今已经“待制”了整整16年,却迟迟没有得到朝廷任命。

  16年来,身边的同事或升迁或易职,一个一个志得意满,意气风发,而杨炯还没有结束“等待分配”的状态。他开始着急了,经常偷偷地问自己:“难道我这个神童白考了?如果说我刚进弘文馆的时候,因为年龄太小,对仕途还不在意。但如今我已经26岁,空有满腹才华却得不到施展,这是多么叫人苦闷和难受啊!”

  为此,他写下《青苔赋》,借着歌颂青苔谦和无争的美德,来安慰自己的心灵。“苔之为物也贱,苔之为德也深。夫其为让也,每违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扃(jiōng,门闩)秘宇兮不以为显,幽山穷水兮不以为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

  16年来,我像深山中的青苔一样,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青苔虽然微小,但它们不显山不露水的美德都藏在了心中,这难道不是达人君子的品行吗?

  后来,他又写下《幽兰赋》,“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我像幽兰一般,虽然身处无人问津的穷谷里,也不自曝自弃,照样坚守高洁的品行,默默放香。想想,这和王维笔下的“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又有什么区别呢?

  《青苔赋》和《幽兰赋》是杨炯在16年蛰伏期间少有的几次牢骚,足见此刻的他已经郁闷到了极点。

  怎么办?上元三年(676年),杨炯决定再次步入考场,和16年前一样,他要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就在这一年,王勃26岁不幸落海惊悸而亡。消息传来,让杨炯大为震惊,他含泪为好友的文集写下序言,悲痛哀婉之情尽现:“富贵比於浮云,光阴逾於尺璧。友爱之至,人伦所及。永言存殁,何痛如之?《三都》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书,空撰得於身後。呜呼!天道何哉?”

  “亲爱的朋友,您写了如《三都赋》一样的盛名之作,可恨我没能在你在活着的时候为它们作序;您留下如《七志》一般恳切的良书,可恨我在您离开尘世后才草草作评,这是多大的遗憾啊!26岁正是英气勃发的好年华,我从没有想到,你会早早地离开人间。呜呼!老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四、秘府校书(26-31岁)

  为了寻找新的出路,上元三年(676年),杨炯参加了朝廷举办的制举。结果如何?他考中了。获得一个什么官职呢?秘书省校书郎。他开心吗?不。

  借此机会,让我们先说说什么是制举,校书郎又是一个什么职位,然后再看看杨炯为什么不满意。

  制举,也称制科考试,是古代取士的一种方式。唐代的取士科目有三类:生徒、乡贡和制举。生徒是指官办学校的学生毕业合格后,不需要参加地方考试,可以直接参加礼部组织的“省试”;乡贡则是指那些通过自学或私塾学成的人,要先参加地方考试(乡试),合格后再到京城参加“省试”。二者都属于每年由礼部举办的常考,而制举则由皇帝亲自主持,用以选拔特殊人才,所以是不定期举行。中榜后,不需等待吏部遴选,直接授官。唐代的张九龄就是制举出身,宋代的苏轼兄弟是先参加常考,后经欧阳修推荐,又通过制科考试获得官位的。

  据统计,杨炯所在的唐高宗年间,制举的过关率为50%。他通过此次科考,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实力与才华,获得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

  这是一个什么官呢?说得高大尚一些,就是“掌校典籍,订正讹误。”通俗一些说,就是负责编辑、校对图书和从事修史一类的工作。这与杨炯在弘文馆干的活儿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官阶:正九品上。

  这意味着,杨炯的入仕梦在原地踏步了16年之后,通过再举有了突破,但并不如愿,他仅获得一个九品小官的职位。

  对此,杨炯很是郁郁不平,在《浑天赋》中感叹说:“冯唐入于郎署也,两君而未识;扬雄在于天禄也,三代而不迁;桓谭思周于图谶也,忽焉不乐;张衡术穷于天地也,退而归田。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冯唐在汉文帝、景帝时期,两朝不被重用,直到武帝时才被举荐,可他已90多岁,又怎能像年轻时那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出山为官呢?扬雄在黄门给事的岗位上,历汉成帝、哀帝、平帝三代天子,曾经和他平职的王莽和董贤后来都作了三公,但扬雄三代不升官;桓谭起初在光武帝刘秀那里很受宠,后来因反对谶言以政而受贬,他忽然就再也不开心了,几年后抑郁而死;张衡被推举为孝廉,曾作《二京赋》讽谏朝廷的奢侈之风。他多次被征召,都不应命,后辞官归家。我真不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呀?

  此刻,唐王朝的政局是这样的:唐高宗因风眩病加重,不能听政,武则天开始独揽大权,李家王朝的地位开始暗暗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武则天先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由太子废为庶人,另立英王李显为太子,由她幕后主政,然后就露出一步一步争夺皇位的野心。

  杨炯一方面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另一方面却从来没灰心丧气,没有放弃自己渴望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一心报国的理想和志愿。

  仪凤年间,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改革公卿以下的冕服制度。杨炯写了一篇《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炯对朝廷的一举一动都很关心。一有机会,就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引起重视。

  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反叛,裴行俭正好途经西州。他听到消息后,立即招募万骑,装作游猎,用计俘获了敌人,叛乱平定。因功勋卓著,裴行俭升为礼部尚书。就连那些得胜还朝的小军官们也都耀武扬威,非常神气。

  看到朝廷如此宠武轻文,杨炯暗叹:“我虽有满腹才华却报国无门,连那些百夫长(管理百人左右的军官)也胜过我啊。唉!与其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校书郎,还不如投笔从戎,征战沙场,当一个小小的百夫长来得痛快。”胸中一腔郁闷,顿时泻出,化为杨炯一生中最知名的边塞诗《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作气宇轩昂,震人心动,既表现了杨炯积极向上、渴望建功立业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有一股豪迈刚健的风骨扑面而来。


  窗外一株梅,寒花五处开。

  影随朝日远,香逐便风来。

  泣对铜钩障,愁看玉镜台。

  行人断消息,春恨几裴徊。


  这首《梅花落》是杨炯看到将士们远赴边疆,空留妻子在家日夜担心与思念,写下的诗作。

  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气势豪纵、意象宏阔的边塞诗。比如在《刘生》诗中,有“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的浩大气象;在《折杨柳》中,又有“边地遥无极,征人去不还。秋容凋翠羽,别泪损红颜”的悲伤愁苦。《紫骝马》展现的则是“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秋”的英雄气概。

  看到此处,也许您会想到一个问题:“杨炯没有参过军,也没到过边塞,他为什么会把战争场面写的如此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热血沸腾呢?”

  言为心声,归根结底,我觉得是因为他有一颗赤诚不假、由衷不伪、发自骨子里的爱国真情。正是在这样一种强烈的信仰支持与精神鼓舞下,他的文思才会内化于心,一呼即出,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这就是杨炯诗文背后的灵魂。

  接下来,也许您还会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既然他这么有才华,有理想,从小就是一个神童,为什么这么多年偏偏得不到朝廷重用呢?”

  因为他在性格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持才傲物,言语尖刻,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们以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是关于“初唐四杰”的排序问题。当时,人们把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这个公认的顺序是按四人的诗赋水平排出来的。

  我们知道,王勃不到20岁就写下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更有《滕王阁序》名传天下。卢照邻17岁就被邓王李元裕比作是司马相如,还写下“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名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是骆宾王7岁写下的诗句,《讨武曌檄》更是成就了一代才子永流传的佳话。

  杨炯呢?在“初唐四杰”中,杨炯的名气最小,诗文数量也最少,但他并不服气,公开声称自己“耻为王后,愧在卢前。”意思是说,“卢照邻比我大10多岁,我排在卢大哥前面是有愧的。但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就接受不了。”这就是杨炯心高气傲的一面,但并不影响他和王勃的友情。

  另一个例子是有关“麒麟楦”的故事。杨炯十分鄙视那些趾高气扬、伪善奸滑的朝官,给人家取了个外号,叫“麒麟楦”。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你看那些演戏的人,把一个麒麟的外套披在驴背上,看起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果揭去这层皮,驴子依旧是只驴子。”觉得这话不过瘾,杨炯又补了一句:“那些无才无德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子身上披了一张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由此,他得罪了不少同行,遭来诸多忌恨。杨炯多年来仕途一直不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他永远没有晋升的机会吗?有。杨炯在校书郎的职位上又熬了5年,一路熬到31岁,终于迎来了春天。他遇到了伯乐,这个人名叫薛元超。

  五、仕职东宫(31-34岁)

      永隆二年(681年),在中书侍郎薛元超的推荐下,杨炯成为崇文馆学士,主要负责校订书籍,并为皇太子李显提供顾问。

  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愉悦,写下《庭菊赋》献给提拔他的伯乐。他把薛元超比喻为高洁的菊花,大加称颂,以感谢人家的知遇之恩。

  紧接着的第二年(682年),杨炯再次大腾跃,被擢拨为太子詹事司直,掌管太子李显的东宫庶务,并充任弘文馆学士。

  詹事司直又是一个什么职务呢?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这个职务颇为重要,除了有权,还是太子的贴心人,官阶也由原来的九品升为七品。这一年,杨炯32岁。

  李显就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武则天的第三子。一旦他将来继承皇位(后来真的当了皇帝,即唐中宗),杨炯的人生会不会就此扶摇直上呢?

  然而,正当杨炯信心满满、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的人生再次急转而下。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六、贬谪梓州(34-40岁)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驾崩,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但朝政大权仍由武则天直接把持。李显的屁股还没坐热,2个月后,又被废为庐陵王。武则天另立小儿子李旦为皇帝(唐睿宗),却让他住在别殿,不能问政,一切都由武则天说了算。与时同时,武则天开始为自己登位称帝作准备,重用武三思等族人,排斥异己,打击李唐宋室旧臣,引起不满。

  永淳三年(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以匡复唐室为名,讨伐武则天。“初唐四杰”中的另一位才子骆宾王被贬为临海丞后,也投奔到了徐敬业麾下。他写下旷世奇文《讨武曌檄》,向天下发出“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高呼,号召全国讨武,还大唐江山于李家。十多天,徐敬业就迅速集结军队10万多,震惊了全国。

  武则天派出30万大军前去镇压。40多天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失踪,余部从犯一律被处死。其中有一对父子,父亲名叫杨德干,德干的儿子叫杨神让,他们正是杨炯的伯叔和堂弟。父子二人双双被处死。

  杨炯受到株连,被贬四川,从而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26年的安定生活。

  垂拱二年(686年),杨炯来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司法参军,相当于司法顾问。

      这场意外让杨炯对官场的凶险感触颇深,从此低调了许多,所作诗文也不多。当他途径三峡时,看到巫峡之险,想到自己的境遇,一连串的感触油然而生。于是,写下著名的“三峡诗”—《广陵峡》《巫峡》《西陵峡》,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巫峡》:


  三峡七百里,惟言巫峡长。

  重岩窅不极,叠嶂凌苍苍。

  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

  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


  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

  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

  美人今何在?灵芝徒自芳。

  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


  这是一首五言诗,上阙写景喻人,以“重岩窅[yǎo]不极,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无风波浪狂。”来比喻官场的凶险难测。下阙抒情表志,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他仍然坚信:只要自己光明磊落,恪守忠信,象这样的泛舟历险又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七、宫中教习40-42岁)

  4年后,即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结束被贬生涯,回到中原。就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废除睿宗,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

  杨炯被安排在洛阳习艺馆(宫廷教育机构),负责教宫女们学习经史、算术、众艺等,一同受命的还有宋之问。

  为了迎合武则天当政,杨炯马上写了一篇《老人星赋》,以老人星(南极星)作喻,称颂皇恩浩荡,恭祝女皇万寿无疆。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这一天是道教的中元节、民间的祭祖节,又称鬼节。对佛教徒来说,是盂兰盆节。“盂兰”源于梵文,原意为“救倒悬”,即解救在地狱里受苦的鬼魂,“盆”是指盛供品的器皿。佛家认为,供“盂兰盆”可解除已逝亡亲的倒悬之苦,故农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要举行“盂兰盆法会”。备办百味饮食,广设盂兰盆供,济度六道苦难,报谢父母长养慈爱之恩。

  武则天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极力打压李唐王朝信奉的道教(李氏尊李老聃为祖),大力推崇佛教,所以她非常重视这一年的盂兰盆会,亲自登上洛阳城的南城门,与群臣集体观看。

  杨炯又适时献了一篇《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周虽是旧邦,但其使命在革新),并希望武皇能“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的这些做法,受到历来维护李唐王朝的正统史家批评,说他献媚于武则天,有失读书人的根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借此机会,让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包括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为什么个个少年成名,却个个仕途不畅,生不得志呢?其中的原因,除了本人性格上有缺点,有侍才傲物之短,其实,还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有关。

  四人均依附过皇族太子,王勃在沛王李贤的府中供过职,骆宾王曾是道王李元应的府属,卢照邻在邓王李元裕府做过典签,杨炯担任过的詹事司直正是太子李显的东宫。而武则天执政后,为了维护政权基础,重用酷吏,打击异己,李氏宗亲及其旧臣正是被打击的重点。这也是“初唐四杰”难以得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武则天登基于690年,到这一年,王勃已经去世14年(享年26岁),骆宾王在徐敬业兵败后失踪(享年约61岁),卢照邻因不堪病痛折磨已在5年前投水自尽(享年52岁),“三贤同归一处”,杨炯成了“初唐四杰”仅存的硕果。他自从10岁举神童后,先后历经16年的弘文馆待制、4年被贬、2年习艺馆教学生涯,空有一腔报国之志而无法如愿。从这个角度来看,杨炯迎合武则天,以求生存,似可理解。

  杨炯献上的《盂兰盆赋》有用吗?也许,真的发挥了作用。不久,他被改任为盈川令。

  这一年,杨炯42岁,已过不惑之年。他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报效国家不一定非要征战沙场,在小小的盈川县令上踏实做事,同样可以建功立业。

      就这样,他从此开启了真正脱离书生意气,实实在在为民造福一方、为国鞠躬尽瘁的坦荡人生。可惜,他的生命之火仅剩下短短3年光景。对此,除了浩浩苍天,无人知道。

  八、终迹盈川(42-45岁)

  如意元年(692)冬天,杨炯踏上了奔赴盈川(今浙江衢州)的征程,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升迁。

  好友张说(667-730)前来送行,特地写了一篇《赠别杨盈川箴》:“杳杳深谷,森森乔木。天与之才,或鲜其禄。君服六艺,道德为尊。君居百里,风化之源。才勿骄吝,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无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诰兹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虽有韶夏,勿弃击辕。岂无车马?敢赠一言。”

  此刻的张说还是一个25岁的青年,后来他成了唐太宗治下的宰相。他是知道杨炯的性格缺点的,告诫他到了盈川任上,待人处世要尽量以宽和为上,不要骄吝;为政也不能太过苛刻,少说话,少结冤。对此,杨炯听从照办了吗?

  有关他在盈川令上的经历,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杨炯为酷吏。《旧唐书》和《唐才子传》均记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意思是说,杨炯处理政务颇残酷,百姓官吏稍不如意,就被鞭打至死。对所居的官署宅第,许多进士家的亭台楼阁,他都要一一题写匾额,起一个雅名,这种做法令旁人大为哂笑。然而,盈川的百姓并不这么看。

  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据《龙游县志》载,盈川村边有一座杨公祠,也称城隍庙,内有杨炯的塑像,香火不绝。祠里曾有一副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可见,千百年来当地百姓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酷吏,人们因何要敬奉他呢?

  杨炯的政绩有:(1)整顿治安。他刚刚就职盈川时,发现当地治安混乱,常有盗窃案。于是深入调查,予以严打,治安很快得到改善。(2)为盈川改名。这个地方原来叫白石县,隶属于刑溪(今浙江衢县云溪)。杨炯到任后,见地薄人稀,百姓困苦,发誓要改变贫困面貌。于是取刑溪之“刑”为“盈”,视该县位于云溪和衢江的会合处而得“川”,意在使这川流之处,稻花飘香,谷盈千仓,百姓富足,故申请改名为盈川,呈报朝廷后获批。(3)兴修水利。他带领百姓修建了九龙塘,因水利款不足,还捐出自己为他人撰写碑文的钱。(4)发展经济。动员百姓开荒垦田,鼓励种桑养蚕,增加收入。(5)巡查调研。身为父母官,他坚持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亲自到附近28都68庄巡视。所到之处,田里的害虫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

  唐证圣元年(695年),盈川罕遭大旱,田地龟裂,庄稼枯焦。杨炯率百姓祈雨三日,却未见降一滴雨。情急之下,他仰天长叹:“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枉哉焉!”说着,纵身跳入枯井,为求甘霖,以身殉职。顷刻间,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旱情解除。杨炯45岁为民捐躯。

  就这样,一位自幼聪颖,10岁成官方认定的神童,却才高位低,一生几经起伏,甚不得志的才子英年逝去。

  就这样,一位生性豪纵,虽有言苛傲慢之短,却更怀有一颗矢志不渝的赤诚爱国之心;一位一心向上,虽然官场不顺,却从没放弃人生理想的刚勇志士,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这样,一位曾经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报国誓言,也曾经把那些虚伪奸诈的无德朝官呼为“麒麟楦”的耿耿直士,带着他未尽的夙愿,魂归天地。一位集家国情怀和文学成就于一身的红尖赤子,化作仙贤,永留青堂,庇护着他曾经奋斗和热爱过的那片盈川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在历史的天空留下煜煜光辉。

  杨炯去世后,宋之问写下暮志铭:“闻人之善,若在诸子。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凌秋霜。”

  女皇武则天写下八个字:“其死可悯,其志可嘉”,封杨炯为盈川城隍神。

  生为盈川令,死为城隍神。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建了杨侯祠(后改为城隍庙),世代供奉。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盈川民间都会发起“杨炯出巡”的祭祀仪式,代代延续,香火甚盛,绵绵不绝。

  杨炯死后第10年(705年),中宗李显复位,他大概对杨炯当年给自己当过詹事司直的旧情历历难忘,故追赠杨炯为著作郎(修史官)。

  如今,上千年过去了,盈川坊间还流传着杨炯“怒杖地头蛇”、“智斗竹刺史”、“深夜借粮度荒”、“捐建九龙塘”等故事。在衢州,婺剧《杨炯赈灾》年年上演,流传至今。现在,盈川城隍庙已被列入浙江省“非遗”名录。

  看到此刻,有关杨炯到底是一个酷吏,还是爱民如子?答案不言而喻,因为史册是带着特定目的写就的,而人民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由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杨炯虽然️仕途几度波折,但他最终在小小的盈川令上实现了自己报效国家、造福一方的理想。这就是杨炯被百姓尊为“贤令”,世称“杨盈川”的最过硬理由。

  其实,作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不仅在从政上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还以卓越的文采写出了盛唐华章的序幕之歌。

  九、诗华耀千古

  接下来,让我们以杨炯的代表作《从军行》为例,看看他对打破齐梁以来流行的宫体诗风,开创唐诗新气象,到底做出了多大贡献,以结束这篇长文。

  什么是宫体诗?指专门描写宫廷生活的诗。这一诗派最早发端于南朝的梁简文帝萧纲。萧纲当太子时,常与文人在宫里唱和诗文,所咏内容多为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咏内人昼眠》就是萧纲的名作。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之后,宫体诗先后流行于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几个朝代的宫廷里。到了初唐,以著名御用文人上官仪为标杆,宫体诗达到了鼎盛。上官仪对诗歌的形式之巧和声辞之美极其苛求,提出“绮错婉媚”、“六对”、“八对”等格律标准,形成一种新诗风-上官体,时人争相模仿。


  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

  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

  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

  花蝶来未已,山光暧将夕。


  这首《早春桂林殿应诏》就是上官仪的代表作。他的诗工整对仗,细腻精致,技巧高度纯熟,对后世律诗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但题材仍局限在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内,内容狭窄,风格绮靡,缺乏慷慨激雄之气。后人普遍认为,宫体诗因为过分关注声律对偶,结果忽视了诗歌的言情、表志、达意的本质。

  后来,唐初出了一位开创者-王绩(589—644),他率先打破宫体诗的纤巧靡丽之风,以一首真率疏放、旷怀高致的《野望》,为唐诗的创作打开了新思路和新天地,故被后世公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王绩就是王勃的叔爷爷。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在王绩的《野望》诗对比下,我们是不是会感到萧纲、上官仪的诗显得多么娇柔造作,甚至有些无病呻吟,一点儿也不接地气呢?

  初唐四杰,是喊出打破宫体余风的引领一代。王勃率先提出要改革旧体,开创新风,尤要突出魏晋建安时期的刚健、雄阔气骨。这个主张很快得到了杨炯、卢照邻等人的响应。他们将诗歌的题材从风花雪月的宫廷,扩展到了山岳边塞、市井城池、江河山川,从而扭转了旧风,赋予了唐诗新的生命力。杨炯就是其中的一个主力。

  杨炯的边塞诗《从军行》,主要描写了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全诗仅40字,却笔力浑厚、雄壮豪迈,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读来让人心潮澎湃。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写作背景: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勾结吐蕃反叛大唐,裴行俭率师讨伐。当时正值杨炯在校书郎岗位上郁郁不得志之时,他看到武将们纷纷奔赴边疆,杀敌报国,心里非常羡慕和不平,于是怀着一腔爱国激情写下此诗。主要特色如下:

    (1)“烽火照西京”,不直说军情紧急,而是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逼真地表现出来,一个“照”字,更渲染了气氛。

    (2)“心中自不平”,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愤慨之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愿把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甘愿投身沙场,痛快杀敌。一个“自”字,写活了人物的精神境界。

    (3)“牙璋辞凤阙”,描写军队辞别京师、奔赴前线的情景。“牙璋”是古代的发兵符信,分为凹凸两块,皇帝和主将各持一半,相合处呈牙状,代表了主将具有发令权。“凤阙”代指皇宫。诗人用典雅的“牙璋”和“凤阙”两词,表达了出征将士崇高的使命感和出师场面的隆重与庄严。一个“辞”字,让人马上想到了慷慨激昂的出师阵容。 

    (5) “铁骑绕龙城”,唐军很快就到达前线,把敌城围得水泄不通。“铁骑”(显出唐军之强大)和“龙城”(汉时匈奴的要地)相对,渲染出激战气氛。尤其是一个“绕”字,使人顿有唐军如雄兵从天上驾到一样,让敌人插翅难飞之意。

    (6)“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写战斗场面,大雪飞扬,遮天蔽日,军旗上的彩画在风雪中变得模糊难辨。尽管将士们的铠甲被冰雪冻凝,但他们仍顶着寒风擂鼓拼杀,一幅活生生的战斗场面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视觉描绘。而“风多杂鼓声”是听觉,呼啸的狂风与雄壮的军鼓声交织在一起,有声有色,极为生动形象。

    (7)“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我宁愿驰骋沙场,也不愿当一个置身笔斋的书生啊!通过言志抒怀,直抒弃笔从戎、保边卫国的豪情,与开篇的“心中自不平”遥相呼应。

    (8)此诗最大的特点:结构跳跃非常大,一句话一个画面,营造出节奏紧凑、展转生发、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首联刚写边塞危急,京师发兵,颈联便说唐军已在龙城包围了敌人,含联又转入寒风呼啸与擂鼓拼杀的残酷战斗场景。特别是“照”“辞”“绕”三个动词,一个词一个场景,画面感十足,写的非常传神。

  杨炯的名作还有《出塞》《紫骝马》《战城南》《夜送赵纵》等,它们同样是笔力雄浑、音韵合律、气魄豪迈,将宫体诗的浮华靡丽之风一扫而空,展现出浩浩大唐气象。这就是杨炯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最后,让我们以一位清代诗人对杨炯的赞颂结束本文,并向这个才杰致以深深的敬意:“一代盛名传四杰,三衢遗爱独千年”。

      我觉得,这句话对杨炯的一生作了最好的定论:前句赞他的文学成就,后句扬他的为政名声。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可以死去,而他的精神却可以不死。无疑,杨炯在文学和从政上,双双获得了不朽的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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