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走，向后看：东汉
土地兼并问题与度田政策
土地兼并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因而，土地就是那个时代的“资本”，同样有着快速自我增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加之以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买卖合法化，就产生了古代农业社会无法避免、也无力解决的问题：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的问题土地兼并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假设我们有一百亩地，要分给一百个农民，每个农民最多可以耕种十亩地。那么，你会怎么分配土地呢？
一种方案是每个农民分配一亩土地，这样一百个农民全都能分到土地。这时，土地的产出=国家的税收+一百个农民的口粮+一百亩土地的种粮+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另一种方案则是每个农民分配十亩土地，这样一百亩土地只需要十个农民就够了，另外九十个农民么，自谋出路吧。这时，土地的产出=国家的税收+十个农民的口粮+一百亩土地的种粮+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显然，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第一种方案更好。第一个方案不仅能提高就业率，而且，由于在这个方案中，农民就是土地所有者，因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会纳入他们的收入中，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样，“有恒产者有恒心”，能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没几个人会愿意去闹事。相比之下，第二个方案会凭空多出来九十个失业人口，而且有地可种的那十个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保不齐哪天他们就揭竿而起了。
但是，对地主来说，第二个方案更好。克扣一点农民的口粮，再想办法少交一点税，地租收入不就蹭蹭蹭涨起来了么。在自己的利益面前，社会公平、社会稳定都得靠边站。
第二个问题是减少国家财政收入。
地主要多收地租，除了克扣农民口粮，必然还会想尽办法偷税漏税。
古代农业社会的税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人头税和土地税。
人头税又叫“丁税”。中国在秦代以前就有征收人头税的记录，一直到现代都还有部分农村地区征收过人头税。人头税容易收，但是也最不公平，所以历史上人头税一直在向财产税靠拢。即便如此，直到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人头税才算正式入土。后世偶有托梦，但终归不能还魂了。
土地税一般以土地价格、面积或收益为基准进行征收。春秋时期的鲁国从鲁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开始“初税亩”，就是按土地面积来征收税赋的。西汉文景之治时的“什伍税一”、“三十税一”则是根据土地收益来收税的。针对土地收益来征税的税赋，直到2006年1月1日才被彻底废止。
当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之后，原本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往往也会沦为依附农甚至仆人、奴隶。这样一来，原本由农民自己承担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就都要转移到地主头上了。
地主肯定不干啊！
你要来收土地税？“哎呀老王这个人看着老实，其实可奸诈了。说是卖给我十亩土地，其实有九亩都是种啥死啥的盐碱地，就一亩能种的地，一年才打十斤谷子，连口粮都不够。啧啧，要不是老王一家都没人了，我非找他算账不可。”实际上呢？老王一共卖了二十亩地。
你要来收人头税？“对不起，老王一家人在把地卖给我之后就全饿死了。是的，全家五口人都饿死了，好惨哦~不过他家人都没了，这个人头税自然也就不用交了吧！”实际上呢？老王一家五口都在地主家干活呢。
你还非跟我较真？“哥们你看，今天家里人都在外头，一时半会儿叫不齐。老王卖给我那块地更别提了，还在郊区五十里开外呢。这样吧，你改天再来，到时我把人叫齐了，再备好车马带你去看那块地，我够有诚意的吧？今天害你白跑一趟，这点车马费你收下……你放心你放心，你们王局跟我是把兄弟，不会为难你的……”
一来二去的，地主收的租越来越多，国家收的税越来越少。一旦闹个灾、打个仗什么的，国家拿不出钱来，这事儿可就严重了。远的不说，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什么要卖官鬻爵？黄巾之乱时为什么要发动地方武装来平定？国家没钱就是一个原因。
度田政策
西汉的土地兼并情况
西汉经历了汉武帝和成哀二帝两次土地兼并高潮后，到末年时，土地兼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大量农民沦为流民或依附民，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虽然哀帝朝有过“限田限奴婢之议”，王莽篡汉后也推行过“王田制”，但是都没有成功。甚至可以说，王能够成功篡汉，很大程度上就跟土地高度兼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人心思变有关。
光武帝的解决办法：度田
光武帝意识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所以当他统一中国、建立东汉以后，就慢慢地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也就是“度田”。
可见，这时光武帝想做的，还只是核实各地开垦的田地数量，并清查户口人数和人口年龄。这就是“度田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然，查清楚这两个数据之后，拿地主豪强们开刀也就水到渠成了。即使不像此前那样“限田限奴”、或者土地收归国有，光是足额缴税，就足够他们割一大块肉了。
度田的落实情况
但是，就光是这么一件事，也遇到了重重阻力。
首先是官吏执行命令时从中渔利，侵扰百姓。如《后汉书·刘隆传》就有“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的记载，正可谓“歪嘴和尚念歪经”。
其次是官吏们搞区别对待。如著名的“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就是指对河南、南阳的近臣宗室们宽大处理，而对颍川、弘农的普通大户严肃对待，也就是所谓的“放过老虎打苍蝇”。
光武帝为了纠正这些问题、为了把度田进行到底，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力气，罢免了一批人、处死了一批人，甚至逼得地主们不惜以造反来反对度田。《后汉书·光武帝纪》就记载：“（建武十六年九月）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可见反对力度之大。
当然，叛乱最后被平息了。但是度田的结果如何，学界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度田的结果
一种观点认为度田失败了。
从根子上来说，这件事就不可能成功。
东汉政权本身就是依靠着地主豪强才建立起来的。东汉的开国功勋云台二十八将里，基本上都是能在地方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刘秀在河北被王郎逼得都快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靠着当地土豪耿弇和寇恂等人的支持才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如今天下坐稳了，就要拿当年的老兄弟们开刀了？不说社会舆论如何，已经进入政权核心的耿弇寇恂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护住自己的基本盘。何况刘秀与刘邦不同，他是优待功臣的。
所以度田这事儿，一定是打不到、或者说打不动这些大老虎的。度田最后的结果，最多也就拍死一片颍川弘农等地的小苍蝇们而已。
另一方面，即使是这些“小苍蝇”们，也同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东汉一直延续了度田政策，但是，土地和人口——尤其是人口——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被地主们占有了而已。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熟系的那些人动不动就能拿出几百几千的“部曲”来，这些“部曲”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由地主豪强们控制的依附农所组成的私人武装。度田没有把这些人挖出来，能算是成功吗？
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度田成功了。
《后汉书》中可以找到很多记载，证明东汉一直都在执行度田政策。如《后汉书·循吏列传》中就记载了建初元年（公元76年）山阳太守秦彭的度田事迹：“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
不仅如此，史书和出土文物中还明确记载了田亩、人口或租税的数量，这都是度田的成果。如2004年出土于在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的一批东汉灵帝时期的简牍上就记载了：“凡口五事/中 筭（算）三事訾 五十/甲卒一人/”，这就是灵帝时的一笔户口记录。
显然，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度田政策完全中断了、不再执行了，它才算是失败了。而只要度田政策还在执行、得到了结果，那么它就成功了。
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成功标准站不住脚。
假如说，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学习数学；但是我在解x*x=1这个方程时，计算出的结果是x=1。这种情况下，能说我数学学得很好吗？
度田事件也是一样。虽然东汉两百年里一直在度田，虽然度田也能得到一些数据，但是我们并不能证明这个数据是准确的。相反的，“数据不准确”这个推测还相当的合理、非常有说服力。那么，我们能言之凿凿的说度田政策取得了成功吗？
度田政策的初衷，恰恰就是要准确的知道全国的土地和户口数量。如果无法证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或者至少洗清对其准确性的怀疑，那我们就无法断言这个政策成功了。
小结
度田的本质与土地兼并一样，是国家政权和地方势力在争夺土地、人口的控制权，以及二者所带来的经济和军事资源。
但是，国家政权要依靠地方势力来行使权利，就不可能把地方势力逼上死路；地方势力从国家政权中分得一杯羹之后，也一定会“扛着红旗反红旗”，拼死保护既得利益。
所以，度田政策最后不可能完全成功，只能在国家政权和地方势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连度田这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就更别想根治土地兼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