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延续至今，留下的文字记载波澜壮阔至极，纵观自古以来史书的修撰（以《二十四史》最具代表性）其创作动机和背景总结下来有以下三点：
一、情怀
情怀、可以说是史书编撰的第一原始推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史记》，《史记》的修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人行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心怀远大，一心想在太史令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一些微小的工作，立志写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可惜壮志未酬、斯人已逝，而正是父亲的临终托孤，才使得司马迁有了为之鞠躬尽瘁之奋发。
《汉书》原型即是班彪写的史记续篇，儿子班固是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了《汉书》，这也是一个私人行为，直到后期由于班超的进谏，才得到皇室的认可。
而南朝范晔是因为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想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所以开始修撰《后汉书》。
二、资政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唐太宗是一个非常注重史书编撰的皇帝，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参考依据，特别是漫长分裂后的再一次大一统，所以在太宗时期，补缺完成了西晋至隋的史书修撰，至此修史工作完全由私人转变为官方。
而《资治通鉴》更是史书修撰『资政』动机的集中体现。
三、巩固
唐朝之后，前朝史书的修撰均由后朝官方完成，而史书的撰写，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即是为本朝政权的正统性和合理性作出解释，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修史又成为了一个政治动作。
由于各史书修撰动机不同，从书中内容即能直观体现，早期史书编撰多为私人行为，故无过多顾忌，本着史家之初心，其内容多细节，事件饱满详实，相比后期史书还原度更高。
《国史大纲》，为钱穆先生于西南联大任教时所著，成书于1939年。一经推出，即为民国教育部定为大学教材。而钱先生作此书之动机是否为以上三种之一呢？
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