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易经》思维的批评

作者华远

写于2005年3月修改于2021年2月

  下面先看一看2005年2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于《人物》杂志的方舟子的《杨振宁炮轰“易经”引来诸国学家易学家的指责》一文摘录要点。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指出，《易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罪魁祸首，在文化与科学界引起剧烈争论，他的观点引来了国学家、易学家的指责。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作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和与会者进行了激烈争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爱因斯坦早有说法，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为何咎归《易经》，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许多国学家、易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大钧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

再来看一看其他媒体的相关的资料，杨振宁教授在以上观点的争论期间也把相关的内容发表在《自然》杂志1905年第1期上，其中表露了他的一些观点，他《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大类，第一是影响了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第二是使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第三是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审美。回到李约瑟难题，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有五：

第一是传统文化注重实际运用，比较入世，对抽象的理论不感兴趣；

第二是科举式制度使大批优秀人才热衷于当官；

第三是传统观念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不入流；

第四是传统里面没有推演式思维；

第五是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一体的。

其中第四第五原因基本是受《易经》影响，推演式思维有多重要可以从Maxwell取得的伟大成就里窥见一二，这个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用归纳的方法写出了电磁学方程式，继而又用推演法得出电磁可以以波的形式传播。光即是电磁波的划时代推测，这个推测影响了人类20世纪的科学与生活，由此可见归纳和推演是近代科学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稀缺的正是这种思维。《易经》认为人世的规律和天的规律一样，天人合一、内外一理。认为一根竹子所蕴含的理即是人世间的理，这当然走不进科学的大门，科学是研究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和人是两回事。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等同起来，这是科学家和中国理学家最本质的区别。

以上相关易经思维批评的资料让本书本作者想起了1989年自己的毕业论文中的第二个小标题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强调，有种感觉比较而言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强调客体理性人为的思维模式，文科的学生强调主体、感性、天然的形式，两种倾向都是可理解的，天然和人为方向不同，但是它们的总目的却是明确的，都是为了自然社会包括人类身体和精神在内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天人两分只是大的划分，无论主体客体，它们的根都在良性循环的信息中介这一点上，天和人的每个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微妙的，这样细分下去就是科学性美学美论的关键词“四维多层多线一元”了。古代两位圣人，一位是老子，一位是孔子，老子和孔子都在讲《易经》的道理，孔子是对大多数中层倾向的人来解读《易经》，而老子则为上层倾向的人解读《易经》。

本书本多媒体作者认为《易经》有以下这几点不足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可以商讨：第一、它是朴素的辩证法的哲学，站得高但不易具体化，它的推论有直观性、猜测性的倾向；第二、过于难得糊涂，有神秘主义的倾向，虽说在审美文化上有其一定的价值，但与现代科学缘分不是那么太足；第三、定位太笼统具体针对性，也没有精确的“定位、定性、定量”中的定量思维；第四、局限在天人两合的朴素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框框中，没有丰富的形式逻辑思维、数理逻辑思维以及更开阔的创造性逻辑思维。以上只是就《易经》的历史局限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易经》的优势在此就不说了，因为说它优势的书籍可以装满一个中型图书馆了。

什么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也是《易经》本身就寓含的观点。定位哲学层面的高层的形而上层面的《易经》，它的合理性可能更多，如果定位基层的形而下层面的科学层面，《易经》就难于插上手了，哲学的东西确实是智慧的东西，但哲学代替不了科学和科学技术，关键是在于解决问题，鱼目混珠在社会上的伪国学、伪易学、伪科学之类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科学技术卡脖子的事件与杨振宁的对《易经》的科学批评有没有关系呢？虽说杨振宁的批评《易经》“只有归纳没有推演的说法”有待商讨，如果把“只有没有”改为有这种倾向可能会好一些。《易经》思维定位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审美文化现象是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的，但定位科学技术层面我们就要辩证地来看这个朴素的辩证法了，朴素的辩证思维只是科学性思维中的一个层面的一条线，有其价值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说人性的欲望的无限性与客体世界的有限性矛盾常常是人生悲剧的根源，这一根源不仅仅来自自然，它也来自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的正确与否虽说与自然倾向的人的本性有关，但与文化科学的引领缘分更足。天人合一说出了自然和社会的共性却忽略了他们的特性，再比如说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论所说的“测不准”，是说在微观世界中没有时空定位为前提参照是没有相应的定量结果的。以上都是在说华远科学性美学美论强调的时空定位是审美判断的首要参照的原因。《易经》思维特色有其文化的个性发挥，也是科技思维中不可多得的一条主脉，虽说是之一，但它是不可中断的主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