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岁月匆匆，任不得任何人的撒野，它始终都将指针指向前方。很多毕业学子怀揣着偌大的梦想，自信满满，不带一丝伤感地展望着前方的路途；依然有些许毕业学子却忧郁地怀念起曾经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时不时地向前一步却退后两步。
这就是鲜明的校园毕业季特色，总有些个体像未来学家般憧憬着未来，也总有些个体像历史学家般迷恋着过去。（从以上所说所述，听起来稍有点文艺范儿，可就是十足的别扭。）
四年里，我们总能够找到一个聚拢独立个体的轴心，独一无二的班集体可能是最佳载体。我不想把简单的逻辑说得如计算机程序那般复杂，因此还是抛开那些具有浓烈文学色彩的范式。
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公司都具有相同的范畴，因此它们在地位上理应平等（从来不认为局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体利益），在社会评判标准上大略统一（诸如，在经济抉择中应该以稀缺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主要考虑点）。
此处就不再细究其细微处的差异，还是用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和经济常识来解构我的班级——金融04班。
这是《四问金融4班》（连载）系列文章，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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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威权主义盛行，忽视成员（纳税人）的民主诉求
班级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的治理机制，行政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强大外部力量。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03年，可以说处于完全意义上的国退民进时代；但从2003年以后，国务院直属的国资委的建立，国进民退似乎是一种常态。
国家的行政色彩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发浓烈，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在全世界复苏了强调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经济学。我属于08级，班委会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宏观背景下开启了班级治理之旅。
在选举班委会成员的程序中，我们完全遵循西方民主选举的路径，进行了竞选演说，匿名投票（全民普选，而非代表间接选举，类似于法国），客观统计等相当成熟的程序公正的步骤。
这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针对很多竞选者在其演说中一再强调凭借自己的力量全心全意为班级服务之类的话语，却不甚感冒。既然是为班级服务，那你不必一定是依靠成为班委会成员而进行，大凡可以以各种其他形式不动他人声色地为班级排忧解难。
现代人都显得十足理性，对于不能带来正面激励，不能为以后的个人价值提升带来正效应的举动，是相当罕见的。由于很多服务的定价和效益考量非常困难，导致愿意提供此类服务的主体相当稀缺。
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中，几乎每一届新任校长都选择盖新房、修新路为其在位时的工作重点。将大笔资金投入科研项目上，投入到更新学生的学习资料上，在短时间内，都无法取得能够看得到的实在效益（此届校长提供的服务，的确很难定价，无法低成本地考量到此届校长的功绩），造成校长们的道德风险也就必然出现。
而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效益考量，并且能够将其丰功伟绩延续数十年的豪华公寓、校园公路等项目无疑成批结对地冒出地面。类似地，作为班级的一员，如果你内心有为班级利益而宁愿舍弃自身一切利益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那又何必硬要成为班委会分子才做出那样的举动呢？
设想，如果一个普通学生宁愿自己忍饥挨饿将节省下来的零花钱捐助给那些更为贫困的学生，听闻此类举动，世人都会由衷地感动和同情。
但这与一个班委会成员以同样的方式捐助那些比自己经济情况更为糟糕的学生的举动，却有偌大的差异，并且最终会造成完全相反的结局。
从常识出发，我们也能够推演出以上两个不同身份的个体的不同结局：普通学生的爱心举动必定会因考量困难而成为日益萎缩的助人方式（你说自己有十足的爱心去帮助别人，
可外部人（如企业、集体、国家）很难考量（除非有学校给你颁发个荣誉证书等有形凭证），也无从追溯其真假），班委会成员的爱心举动却因能够粗略考量而成为日益扩展的助人方式（外部人凭借你是班委会成员的身份，就能够更大程度上不用担心所谓的道德风险，而提升你在求职、晋升中的形象）。
以上都不是考虑的重点，只想从班委会的决策和执行中来评价个人威权主义盛行的危害性。从开始的班委会成员间的决策以黑箱形式进行运行，到后来的较为透明的信息传递和披露机制，这中间凝结着很多班级成员的努力和民主诉求。
起初，在很多决策中班委会成员都只与辅导员进行商定，尔后拍案决定，丝毫没有考虑到所谓的真正服务需求主体的内心诉求。这是一个多么严重和无知的行为方式，这与中央计划经济的决策系统是何其相似，但低效率和低效益却暴露无遗。
还是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谈论此等逻辑吧。班级中每年都需要考量国家助学金申请人的家庭情况，每个学生都能够领取表格填写贫困学生助学金申请表，然后交给学院处予你审核。
但是每个班级的名额分配只有10个（班级人数的20%），很多学生都冒着道德风险来申请此项助学项目（每个学生都觉得凭空获得一份数额不菲的现金流——3000元是于己有正效应的），最多时候班级有一半以上的学生申请。
面对如此比例的申请人数，就需要认真又客观地进行甄别和筛选。我的班级很有意思，班委会成员无从以低成本方式考量申请人的真实家庭情况（尽管从平时的生活、衣着能够略窥一二），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认真和客观地考量（大致从申请理由中筛选一番，没有更进一步地走访调查。
因为谁获得都无所谓，将上交上来的资金还能进行二次分配，以达到所谓的形式公平），就执行了如下的分配条例。每个最终获得助学金的申请人都必须上交500元的现金充当班级基金，以便给那些没有申请到的却填写了申请表格的学生一个机会进行二次分配。
那怎样把这些提交上来的现金分配到上面提及的申请却没有获批的学生呢？最终一个方案被辅导员秘密地传达给班委会，每个人都能够向班级基金申请贫困补助，每次补助金额100—300元间，但上面提及的写过助学金申请却没获批的学生有优先权（没有明示其优先权，但申请表格的底子还在辅导员和班委会成员那里，能够不再经过仔细审核就获得贫困补助的学生必定定位在他们身上；
而已经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因获得结余下的2500元，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能够将真正应该属于自己的500元以申请贫困补助的方式给赎回来）。
你觉得这是一种实质的公平吗？这是对真正有需求的学生内心诉求的一种正面回应吗？
这些规则和条款只是在被执行，却从未考察过其实质上的公平和合理，更没有进行过学生的投票决定，只是在班委会与辅导员间双方间协商决定（千万不要以为班委会是班级的全权代表，就会与辅导员进行讨价还价，共谋成为屡见不鲜的常态）。
其实此类行为对资源的浪费和糟蹋，对市场运行机制的扭曲，已经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彻底终结点上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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