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一书出版于1998年，是已故的前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历史教授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著作。
兰德斯在这本书中研究了为什么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会经历奇迹般的爆发性增长，而其他一些地区却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
他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经济史，他优先予以分析的国家和地区是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
除了分析经济、气候、地理条件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外，他还对他所研究的不同社会的无形资产，也就是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至少部分恢复了他认为在过去40年中被学者错误地抛弃的几种理论：
第一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文化论”或新教徒道德论。该理论认为新教徒的价值观使他们更加重视努力工作、时间、企业、自由市场和自由思考，而不像他们的天主教兄弟，比如西班牙、法国等南方天主教国家的人，那样“懒散”。这个理论解释历史上荷兰、英国、丹麦和德国等北方新教地区所取得的经济成功。
第二种：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A. Wittfogel）的“水文论”或“东方专制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些东方国家中，有暴君通过控制水的使用，以使人民服从其意志。这种水利帝国源于对洪水和灌溉的控制，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而这种官僚体制往往会压抑科学、经济和思想的发展。卡尔·威特福格尔的作品是《东方专制》，也有中文版，不过有些敏感地方应该是有删节的。
第三种：“气候论”。这种理论认为热带气候不利于文明的发展，热带地区的这种自然环境容易使人变得“懒散”。确实，不仅历史上的文明大国大多位于比较寒冷的地区，而且就是现在的大多数发达的富裕国家也位于北方。气候的不同对于人的健康、营养和进取心产生很多的影响。比如，在热带地区，大自然能提供非常丰富的食物，人类就不需要发明更多的科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四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戴维·兰德斯的这本书的标题就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本书的书名化过来的。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简单说，也就是强调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资源和自然资源决定经济的繁荣。
戴维·兰德斯重新强调了这些历史上已有的理论，但是，他还不是一个新古典主义者，因为兰德斯认为这些“比较优势”是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的。
兰德斯有一种不坚持政治正确的勇气，他认为并不是所有文化都一律平等，他批评了很多文化和民族所具有的缺点，引起了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反弹。比如说，他认为阿拉伯文明没有能够率先发展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文化是压迫女性的。他认为女性的自由是现代文明出现的一个重要推力。
兰德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揭示为什么在古代亚洲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经济奇迹，或者实行欧洲式的殖民主义的原因。这个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对于当前的中国的改革的深化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简而言之，他认为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欧洲并非偶然，而决定于欧洲的几个品质，其中包括欧洲的气候、多元的政治竞争、经济自由，以及对科学和宗教的态度。批评者指责兰德斯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但兰德斯本人并不否认这一指控。事实上，他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指控，他认为对最初仅在欧洲发生的经济奇迹的解释必然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由作家夏国祥撰写，保留文章相关权利，如需合作请私信联系。夏国祥，畅销作者、资深编辑、译者，中文硕士，服务于某知名文化公司。健笔写人间时态，闲情摹天地奇趣，以文字寄寓对于人生的领悟和情怀。文字数百万，散见各处，代表作有《文字的由来》《元素的故事》《数学的故事》《电的秘密》《韩寒的奋斗》《2018年锡福斯世界海军评论》（译）《世界驱逐舰和护卫舰百科全书》（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军武器》（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