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院子里，院子的正前方是大妈家的房屋，是坐北朝南的三间大瓦房，而我家的房子是坐西朝东的四间小横房，也是土瓦房。在我们房子前边留了一个道场，用来专门晒粮食，打粮食的地方，在道场的边缘上，那里是我们家和大妈家的猪圈和厕所。半人高的猪圈围墙，成为和东边院子的隔墙。
东边院子住的人家，我们称他为大哥大嫂，虽然我们称他们为大哥大嫂，其实他们的年龄跟我们的父母相当，只是他们的辈分低而己。
在我家院子口上，又有三间坐东朝西的大瓦房，是奶奶和三爹的房子，这样我们这个院子就形成了一个三房相围的内院子。
院子的外边，是一条穿越村子东西的路。路外边儿有一个很高大，很粗壮的柿子树。柿子树下是我们左邻右舍常常聚集的地方。
在我家西边院子住着两户人家，按村里辈份，我们称她们为二嫂和周大妈。他们两家共一个大院子，二嫂家有三间正房，两间横房。横房和我家的房子背靠背，中间只有三尺宽的一个小巷子，那个小巷子平时不走人，就供牛来回走动，因为那个小巷的后边，是我们家的牛圈。有时候牛角大了，宽了，就卡在那个巷子里走不出来。人还要去帮助牛顺一下头，才能出来。
二嫂家的横房是做的厨房用，厨房开了一个小窗户与我家的厨房窗户正对着。有时二嫂家做了什么好吃的，就会在窗户上喊一声，递给我妈一碗，让我家尝一尝。我家有什么新鲜好吃的了，也会从窗户上递一点过去，让他们家尝一尝。
那时候物质比较贫乏，每家只要吃点什么新鲜的东西，总是忘不了邻居。在那个艰苦贫穷的年代，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无非是谁家的南瓜新鲜上锅了，谁家的丝瓜先吃上了，谁家蒸个馍馍，包个饺子的什么的。总之，在吃的上面，但凡谁家吃个什么新鲜的东西，一定要给东家邻居端上一碗，西家邻居送上一碗。
和二嫂家互相送吃的，不单单从窗户上，有时东西太多了，或者是汤汤水水不方便，就让我们小孩子端上一大碗，穿过院子，饶到隔壁院子端给隔壁二嫂家尝尝，比如说，刚接上的新南瓜，比如包饺子，漏哈蟆咕咚等等。
每次送好吃的，我妈总会按排几个孩子同时出发，各家送一点，最喜欢送的就是，最近的同院子住着的大妈家。
二嫂两口子生了四个孩子，虽然家庭负担重，但是二哥和二嫂都年轻力壮，身体又好，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们家条件还不算差。
二嫂勤劳能干，热情，善良。我妈妈常形容她有牛一样的力气，还不怕苦，不怕累。二嫂和我妈妈一样，也是选择给生产队里放牛，来挣工分儿。
放牛一个最大的好处，把牛赶到荒山上，牛自己吃草。可以干一些私活儿，比如砍柴呀，割龙须草，捡桐子等等副业，可以卖钱贴补家用。
在我们生产队上，有五六个女人放牛，她们经常一起把牛赶到很远的荒山上，然后大家都去砍柴。砍完柴，她们顺着山梁子把柴挑到屋后后山上，顺着山顶把柴滚到山下边。然后再顺着山梁返回去，赶着牛从另一条路回去，因为从那条路上回村里，会经过一个大水塘。这样可以让牛喝足水，再回去。
因为二嫂年轻力壮，她总是跑得快一下，她每次提前把自己的柴，挑到后山梁上，然后把柴滚下山梁，立即去赶牛，每次她就让其他人挑着柴直接回家，她一个人去赶上所有的牛，从另一条路上回去，让其他人在家门口接牛进自家牛圈就行了。
她常常这样，从不觉得吃亏，总是身先力行为大家多做事，所以大家对她总是赞不绝口。
二嫂也是个热心快肠的人，队上无论谁家有事儿了，她总是积极的去帮忙，从来就不惜她的力气，舍得出力气，人又很勤快，深得队上人称赞。
二嫂在家，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在外，干活没得说的。在家，也把家里料理的干净整齐，屋里屋外经常打扫的干净如新。
即便是这样，二嫂也常常遭受暴脾气二哥的殴打。二哥有时候脾气一来就把二嫂往死里打，打的二嫂嗷嗷大哭，伤心欲绝。
有时，二嫂正在屋里伤心大哭的时候，村里有人到她家借个农具，或从她家门前过。她立马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擦干眼泪，热情招呼村里人:“进屋坐会儿，来玩一会儿，来喝点儿水再走……”
有时，见到二哥打二嫂的时候，我姐姐们就去拉架，可拉也拉不开。二哥脾气来了，谁都劝不了，依然狠狠的打二嫂。无奈之下，大家就去请来住在东院的大嫂子。因为大家发现了一个规律，二哥挺怕大嫂的。
大嫂子就是住在我们家东边院子里的那家人。那家大哥和这个二哥是亲兄弟。大哥是在城里边粮所上班，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大哥常常不在家，大嫂是我们村里的老师，深得大家的尊重。所以每次大嫂一来，站在门口，就狠狠地把二哥批评一顿，二哥灰溜溜的不敢顶嘴。大嫂每次把二哥教训一顿，二哥要管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打二嫂了。
大嫂一家是我们村里的唯一吃商品粮的人家。他们家跟我们村里是不一样的，在70年代，我们村里家家屋里的地面都是土地面，道场也是土地面。而他们家的房屋地上都是水泥地，即便是道场也有一块水泥地，他们家每天扫的一尘不染，特别干净‘。
村里的人，天天穿的灰土灰脸，脏兮兮的，可他们家的人穿的衣服都是整整齐齐的，干净整洁。
大嫂很爱干净，而且有洁癖。她不喜欢脏兮兮的孩子到她家里去玩。那时候农村人都不用卫生纸擦鼻涕的，孩子们有了鼻涕，往往掉下很长时，赶忙使劲一吸，“呼呼噜噜“又吸进鼻子。即便吸不进去的鼻涕，也是用胳膊袖子一擦，脸上，袖子上都是鼻涕。
大人要上工干活，挣工分。孩子们都是大一点的在地上走，小一点的在地上爬，一天爬到晚，浑身沾满了灰和鼻涕，每个孩子脏的不成样。
大嫂子每次见到这些孩子，都是远远的裂着嘴巴说:“啧啧啧，脏死了。”边说边远远的绕过这些孩子，生怕孩子们身上的脏，沾到她身上去了。
大嫂子在我们村里就是个独树一帜的人物，她不到别人家串门儿，也不喜欢别人到她家串门儿。但她仍然很热心，我的父亲有肺结核，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一整夜的咳嗽睡不着，咳得声音，他们作为邻居都能听得见。
往往这个时候，在早晨吃饭的时候，大嫂都会端着碗，站在那个半人高的围墙边，对着院子的我妈说道:“二婶，二叔的病是不是又犯了，昨天夜里又听到他的咳嗽声了，整夜都在咳，二叔也没有睡好觉吧。”
“是的，一咳一大滩痰呢，咳得脸都胀红了。”
“二婶，二叔的肺结核容易传染，你们可是要注意消毒。二叔吐在地上的那些痰，一定要消毒。就用你们家烧柴火的“小灰“消毒。小灰在痰上面覆盖一会儿，消了毒之后再扫，要不然话会传染的，别把几个孩子都传染上肺结核，那可是遭大罪了。”
母亲没读过书，也不知道这些知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大嫂子又是个文化人，懂得知识比较多。她这么一说，母亲倒是警觉起来。每次父亲一咳嗽，就让我们去灶膛里弄上小灰来覆盖，消毒片刻，再清扫干净。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防范措施吧，父亲肺结核二十来年，我们家无一人染上肺结核。
我们家姊妹七个，孩子多，家庭负担重，加之我父亲有病，所以家里日子过得特别艰难。不管日子过得多难，母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都去读书。就在那一年又生下一个弟弟之后，那个弟弟尚不会走路，妈妈想让己经上了三年级的三姐辍学一年，把弟弟带到会跑的时候再去上学。
大嫂子听说后，坚决不让三姐缀学。妈妈为难的说，其他的孩子都太小，抱不动这个小家伙。只能让老三休学一年，等到这个孩子会跑，会爬了，让其他孩子看着，三姐就可以再去上学。
为了让三姐继续上学，大嫂子就同意让三姐把弟弟抱到学校里去。大嫂子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三姐抱着弟弟坐在下边儿听课。等到三姐写作业的时候，大嫂子就把弟弟抱到她的讲台上坐着，一手扶着我弟弟，一手批改作业，或备课。
弟弟流着鼻涕，淌着哈喇子，大嫂子也不嫌弃了，就用手绢儿给弟弟擦鼻子，擦脸。有时弟弟脸脏的不成样了，大嫂子就把弟弟带到办公室里，给他洗洗脸。
就这样，我那个弟弟被三姐带到学校里，有她和大嫂子轮流照顾了一两年，终于会爬，会走了。就不再带到学校里，由我每天拉着他一起，天天在村上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三姐又安心的上学了。
被大嫂子带过的这个弟弟，由于自小受大嫂子爱干净讲卫生的习惯熏陶，稍懂事后，也爱干净，他从不用袖子擦鼻涕，衣服上沾上灰，也一定拍打干净。所以，他的衣服总是比村里其他孩子干净许多。
在七十年代，让我觉得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每到农收季节，麦子，谷子，黄豆等收回家，要在道场里晒焦，然后用连枷拍打收粮的情景。那期间，各家各户相当的团结，只要哪一家连枷一响，其他人家能拿起连枷的，都抗着连枷来帮这家人打粮食。
左邻右舍的邻居都来了，往往一场打连枷，最少有十几个人，他们分成两排，一上一下的，交替着打，整齐又有节奏，气势上非常的好看，声音又清脆。打完东家，去西家。人多好干活，大家在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中，很快就把粮食收完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常觉得那打连枷的声音，是丰收季节里最好的歌声。
儿时吃饭，也是最欢乐的时刻。那个时候，我们家吃饭，习惯到院子外边儿的柿子树下去吃饭。
我们家有九口人，我大妈家有六七口人，都到柿子树下去吃饭。二嫂家那个院子里的人，也到那个柿子树下吃饭。这样一来，我们院子外，那个柿子树下经常二十多个人在一起吃饭，十分热闹。
大家各端着自家的碗，聚在一起吃饭，边吃边讨论各家的饭菜，或讨论着生产队上的事，或讨论着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生活更节约。
晚上吃过饭，大家又聚在柿子树下聊天儿。夏天的时候，大人们摇着蒲扇，边扑打蚊虫，边聊天。小孩子们聚在一起追逐打闹，有时追着萤火虫跑；大姑娘小媳妇聚在一起讨论针线活怎么做，怎么美。男人们扎在一堆儿，聊聊广播上的新闻，聊聊生产队的事。
一年四季，只有冬天的晚上，外面实在太冷，大家才不会聚在柿子树下聊天。而是早早的吃完饭，都上床睡觉去了。
在那个70年代，大家虽然都很贫穷，但大家互相帮助，热情洋溢在每个人的心头，但凡有点点好吃的，都相互分享给邻居。但凡谁家有点儿困难，大家都互相帮助。但凡大家谁家需要劳动力，大家都一起出动。朴素，简单的幸福感，让每家过的很安心，很舒适。
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嫂子一家因为商品粮户口，都迁到了城里去住了。他们的房子卖给了三队上的一个人家，因为那家人的土地跟我们不在一个队，便少了很多的联系。
82年，一场洪水席卷了我们整个村庄，村庄的房屋都被淹没的於泥洪水之中，我们家和周大妈家搬离原来的地方，买了队上的厂房居住。二嫂子家和大妈家在原址又重新盖起了新房。
后来，我们村儿转成了蔬菜队，再也不用种粮食了，也不用连枷打粮食了，再也听不到抑扬顿挫的清脆连枷声了。
以前的左邻右舍，都搬的距离远了，但感情依然没淡，大家经常还相互往来，见面还是亲切的称呼，常常相互串门，聊天。
多年后，我大妈，周大妈都因病离世。而我的母亲也在2002年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二嫂在门前公路上，过马路时，被过往汽车撞了，不幸去世。大嫂子在城里住了很多年，退休之后，仍念念不忘我们的村庄，又回到了村庄，住了好多年，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也病逝了。
如今，我们整个村庄都已拆迁，都搬上了高楼大厦。村庄已经没有从前的一点痕迹了，那里也成了一个绿化带。后面是高速公路，前边儿是机场路。
儿时的村庄，就这样消失了。曾经的左邻右舍也都先后离开了人世。可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永远留住在我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