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  通  各  宗  英  年  逝～常惺大师

佛教传入中国，一代一代的大德高僧不断涌现，不但使佛教大力发展，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佛教得到了全面地健康发展，也更加完善了它的各项成就，如中国佛教方面的论著，以及中国佛教的僧教育等。到清末民初时期，又一次有着大师人物出现的高潮期。像常惺大师这样的人物，就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不但精习华严、天台、唯识等各宗，又研修禅、律、密乘等的稀有人才，是一位真正的各宗兼通的佛学大师。

常惺大师（1896——1939），俗姓朱，法名寂祥，又名优祥，字常惺，自署雉水沙门。泰州光孝寺培安和尚法嗣弟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于江苏如皋，幼年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赖母亲抚养教育，为其启蒙。他自幼聪颖过人，私塾先生所授《大学》、《中庸》等，学过读诵不忘。常惺大师生性沉静，幼年常常合掌学出家人模样礼佛。他的母亲很是惊奇，以儿子必将为出世大丈夫，遂即遍访名师，以期教以出世之法。正直本地福成寺的自诚长老，禅律并修兼弘，常惺大师的母亲就恳请自诚长老收其为徒出家长老自视慧眼识才，并未马上让他剃度出家，而是先培养他读书学习，常惺大师学习勤奋，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一九一二年，常惺大师十七岁，毕业于本县省立师范学校。

一九一四年，华严学者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全国各地青年僧人闻讯蜂拥而至，常惺大师也负笈而来，并考入华严大学。这个时候常惺大师还没有剃度，月霞法师看到他虽年轻，但写得一手好文，就极为器重。因华严大学后迁至杭州海潮寺，常惺大师遂于沪、杭两地求学，随侍月霞法师，此时常惺大师对华严宗教义已造诣颇深。一九一六年，常惺大师毕业于华严大学，成为首届毕业生，也于这一年正式出家，落发后前往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求受具足大戒。

在宝华山受戒后，并留在宝华山学戒。常惺大师对《五篇七聚》的研钻很是下功夫，于律学亦有了些许造诣。常惺大师以比丘身，深感唯有依止丛林，亲近大善知识，学修教养德行道理才有成就。于是常惺大师便到江南四大丛林之一的常州天宁寺参学禅理，在禅堂研习禅法规矩。

天台宗耆宿谛闲大师，一九一七年在宁波观宗寺创办观宗学社，专弘天台教法。常惺大师钦仰谛闲大师的德望道行，又常认为华严、天台两宗教义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特色，他觉得既然学习了华严宗教义，也必须要学天台宗教理，这样对弘法才能得心应手。常惺大师在观宗寺学习两年，他的学习一直是名列前茅，谛闲大师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佛教难得的人才。当时常惺大师与倓虚、仁山、显荫、宝静、禅定、净玉等是同学，那时观宗学社人才济济。一九一八年学期考试，常惺大师名列第一，可见他的学修精进之猛。

常惺大师虽然年轻，但他已经与著名高僧太虚大师齐名了。他曾先后在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任教务长，在安徽安庆迎江寺创办了安徽佛教学校，两度在厦门南普陀寺主持闽南佛学院工作，担任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长，讲学于京城诸学府，在泰州光孝寺创办了光孝寺佛学研究社。在担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期间，成立并领导中国佛教抗战僧侣救护队，办理收容所、佛教医院及僧侣掩埋队等。而且正确处理革新、保守两派之间的矛盾。

常惺大师一生著述等身，他思想超前，对因明、圆觉、起信等都有独到见解。著有《圆觉经讲义》、《佛学概论》、《大乘起信论讲要》、《因明入正理论要解》等。他主编过《佛学评论》杂志，在《海潮音》上发表过《僧界救亡的新建议》、《今日佛教中各种无可如何之现象》、《护产与护法》等文章。其中《佛学概论》一书，标题别致，内容充实，题材新颖，受到佛教界的重视。

一九二三年，中国佛教界臻对《大乘起信轮》的真伪，掀起一场学术辩论。一时间的中国佛教学者各书其见，褒贬不一。当年常惺大师年仅二十八岁，以他有着各宗兼通的学养，而又博学妙悟，在此次大辩论中，他发表了题为《大乘起信轮料简驳议》的文章，在文章中常惺大师提出三个论点，对那些名流学者的言论进行批驳。他说：“一、破真如常一义。二、破真如为实物能生一切法义。三、破真如无为无用不能熏习义。”他所列举的论据合理而真实，论证了他的观点，力排众议，使得真伪论战处于明晰，从尔平息了论辩的风波。

正因他的论辩陈词，以及他对佛学的极高造诣，常常受到佛教界之仰慕赞叹，而常惺大师却谦虚地说：“常惺不学无术，佛法大海，一滴未尝。平时对于诸大居士，弘扬佛法，热心毅力，最所钦仰——唯对于《起信论》横加攻评，不能以义定名，而转因名害义，心有未安。故略陈漏见，自知挂漏滋名，然真理以愈辩而愈明，不尚世间之情执。”当时弘一大师对常惺大师的这篇文章大加赞赏，而且极力想佛教界推荐。

一九一八年，在智光大师的推荐下，常惺大师到了泰州光孝寺弘法，并开始了重兴光孝寺。直到一九二二年，受记于光孝寺培安和尚座下，成为光孝寺第十四代传人。一九二四年，受聘出任光孝寺副寺。这年夏天，他代表江苏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会后，常惺大师邀请太虚大师到泰州弘法，一时光孝寺名僧云集，名流乡绅、信徒居士更是踊跃。太虚大师与常惺大师轮流讲学、答解妙辩。听者通晓大义后，纷纷发心皈依。

由于当时苏北的佛教风气，当地人向来鄙视佛教，经过这次讲经大会，乡绅名流们一改往日对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泰州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为了进一步扩大佛教在泰州的影响，进一步做好宣传，常惺大师和太虚大师建立了“泰县念佛社”，并特为之作序。

一九三一年二月，常惺大师正式升任光孝寺住持。此时的光孝寺香火衰微，负债度日，人财两缺。常惺大师首先抓教育，培养僧才，创办了光孝佛学研究社。他请来安庆迎江寺的了一法师当主讲，佛学研究社学生有三十余人，时止光孝寺中兴显现。可是这年苏北巧逢百年未遇的大水灾，灾民遍地，流民不断。常惺大师遂在光孝寺成立收容所，救济灾民，赢得了社会上一致好评和赞叹。

常惺大师为纪念光孝寺谷鸣和尚，于一九三三年举行千佛三坦大戒法会，礼请镇江超岸寺守培和尚任说戒，金山江天寺仁山法师任羯摩，常州天宁寺让之和尚任教授。三月一日开堂，此次传戒，得戒弟子二百六十二人。传戒法会使得泰州地区，排斥佛教之现状得以改观。常惺大师中兴光孝寺的功德，被人们所称道。

常惺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教育史上仅次于太虚大师的人物。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担任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教务长。一九二二年应迎江寺住持竺庵和尚邀请担任安徽佛教学校校长。一九二九年夏，应广东省省长朱子桥居士之邀请，前往广东讲经。一九三0年九月，应北平柏林寺台源法师之请，任北平柏林教理院院长。并应北平各大学之请前去讲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被厦门南普陀寺两序大众礼请升座任主持并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大师并在欢迎他的大会上谦虚地说：“我于数年前在此滥竽院事，对于实际愧于无补益。此次缪承本寺太虚大师、两序大众以及各界护法、诸山耆德，以及本寺退居和尚、执事大众这样热心维护常住与学院，尤其太虚大师负其重大责任，常惺何妨随诸公之后，所谓萧规曹随，做些现成事情。这是常惺所以义不容辞允负本寺本院责任的一点微意。”在此期间，他还请弘一大师协助整顿学院教育。一九三四年，请印光大师到学院讲课。印光大师赞颂他说“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敬仰的大德。”可见常惺大师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

常惺大师的一生，弘化四方，成为中国佛教界一代领袖人物。他的足迹遍布江苏、上海、云南、福建、安徽、北京等地。在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方面有着卓著的成绩。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上作了《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专题演讲。一九二七年他应云南王竹村居士诚邀，到昆明弘法，并领导成立云南佛教会，及讲授《佛学概论》。一九三一年，常惺大师同时任泰州光孝寺和北京万寿寺住持。一九三三年再度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和闽南佛学院院长。

一九三六年冬天，常惺大师应黄山管理处请求，主持黄山佛教建设事宜。三十年代初，中国的佛教内部，派别斗争非常严重，主要有太虚大师主张的革新派与圆瑛大师主张的保守派，两派水火不相容。当时常惺大师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他从中积极调和，鉴于他的人品、学识、智慧和威望，终于促使两派和解，归于团结，佛教界也共同举起了“人间佛教，佛教为活人服务”的口号。

中国早期的佛学院是丛林化的，很重视“上殿过堂”，学僧们由于学习很忙，大多不喜欢“上殿过堂”。于是，常惺大师无论多忙，但都亲自领众上殿过堂，在光孝佛学社和闽南佛学院，以及北平柏林教理院都是如此。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常惺大师主持中国佛教会工作，他服从抗战需要，专门成立训练僧侣救护队，办理收容所、佛教医院及僧侣掩埋队，全身心领导中国佛教界参加抗日斗争。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常惺大师为了弘法护教，以及佛教教育积劳成疾，再加上抗日斗争工作等，终因辛劳过度，在上海宝隆医院圆寂，享年四十三岁。常惺大师的示寂，是中国佛教事业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