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读到庄公部分，感觉好像不像之前那么好奇那么认真了，似乎很多东西也都开始习以为常没啥文章可做，就拿《庄公》这章里的几个小段落做引子，胡说一下史家和文家的异和同吧。
史家以真实为根基，文家则以想象为翅膀，但两者都得符合最基本的人设。
传13.2部分的注释，提到《史记.齐世家》中对齐鲁会盟的描述：
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侵地！”桓公许之。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与鲁。
杨先生在注释里详细了分析此事的荒谬性，认为并不真实。并说“司马迁不取左传曹刿论战，而取其劫齐桓，……盖好奇之过也”。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文笔了得，《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可见其文学价值之高。但作为一本历史著作，如果不能真实的还原事情的真相，那么就已经连及格都达不到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相，但这个说法在史学家身上和在文学家身上体现出来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前者就该有一双能分辨真假的火眼金睛，后者则可以天马行空，汪洋恣意：只要编的没有超出大家的理解范围就好。
说到这里，想起最近看的一部电影《记忆大师》：科幻、悬疑题材的电影。照理说这种东西似乎可以随便胡编了吧？但恰恰相反，观众对此类作品是否makes sense其实更挑剔。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各种吐槽，都说故事不够合理。
这样看来，不管是史家还是文家，都得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人性”这台秤上掂掂分量。
史家讲曲笔，文家讲炼字，文章写的好不好都是基本门槛
《左传》也有一些酣畅淋漓，铺陈至极的段落，比如“臧哀伯谏纳郜鼎”一段：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綎，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旃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寞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
但更多时候，历史著作更讲究于无声处见惊雷。比如大家在群里讨论的那个“王薨于行”，再比如好几次提到的文姜在父亲去世后还“归宁”的事情，只是淡淡的说那么一句，功过留于后人评说。
文家当然讲遣词造句。最著名的公案当属韩愈和贾岛的“推敲”故事了。最近我在听白先勇讲《红楼梦》，白先生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也把他对文字的敏感带进了课堂。他说到庚辰本《石头记》对宝玉的描写：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
白先生分析道，这个面如桃瓣写的就不到位，显得轻佻不说，前文已经有“面若中秋之月”一说了，还重复。因此程乙本的“鼻如悬胆，睛若秋波”就显得更合适一点。
不管曲笔还是炼字，都得有对文字的敏感。只是因为站位不同，采用了不同风格而已。
说到这里，又想起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杰出公民》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鼓励后辈的话“有时候简洁也可以掀起惊涛骇浪”。用简洁掀起惊涛骇浪，《左传》堪称典范。
史家着眼过去，文家展望无极，但最终还是要回光返照找到自性
历史都是着眼于过去的。讲的虽然是过去的事情，但无不是在告诫当世。但既然是着眼于过去，我们总归还是要基于当时的环境去考察。比如说到文姜和哥哥通奸、桃花夫人被楚王霸占这样的事情，我们后人看来简直是难以启齿，但想到那时候人类刚刚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母系社会迈出来，似乎对这些事情就能多一分宽容。我当然不是说文姜做的是对的，只是这样想就不会对她的行为感到那样的不可思议。也许深入到这个人的深处来看，也不是仅仅一个“淫”字可以说明的。
文学家在题材上就自由的多了。像西游、红楼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写尽了天上人间，大约能有八万六千种解读方式。这是我最佩服文学家的地方：他们凭空造出一个世界来，却又那么真实。比方薛宝钗的“冷香丸”，据说有人就考证过，它确实有灭心火的药效哦。
可是不管是史家还是文家，最终还是要读者把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读进自己的血脉里，才算完成了一部作品从创作到欣赏甚至传承的全过程。正是因为一万个观众，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所以自古以来对名著，不管是史学还是文学名著的解读，都是汗牛充栋。
怎么样解释也好，都要在自己的自性里去回光返照，照见那个如如不动的圆满，也照见那些翻转折腾的阙如吧。
这样说来，还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