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其实是《重读张爱玲杂感（四）》，写一点关于《倾城之恋》的想法。

我始终认为这是张最好的小说——傅雷和夏志清显然都认为《金锁记》才是张爱玲最好的作品。但是我认为《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一样，都是最好，并列第一。梁文道在优酷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讲过《倾城之恋》，讲得非常好，推荐大家看。他讲过的我就不讲了。

我想谈的有三件事：结构、隐喻和命运。

首先是结构。张爱玲特有的“首尾呼应电影描写法”——这是我发明的词汇。《倾城之恋》的开头是这样的：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
正拉着，楼底下门铃响了。

结尾依旧是一段胡琴：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一模一样的两句话，一个是淡淡地切入故事，一个是淡淡地结束故事。好像电影一开场，银幕上是暗夜中的上海白公馆，胡琴的声音淡淡地响着，慢慢地灯光变得强起来，看到了拉琴的四爷，然后各色人等依次出场了——画面感，张爱玲的小说开头很喜欢用这种画面感，电影式的表达手法来开始小说。她以“说书人”的身份，但不是说“各位看官，且说”，而是设置了一个一个很短的画面，制造一点静谧的氛围，然后毫无痕迹地开始说故事，切换手法如果不是刻意去研究分析，读的时候会浑然不觉——引人入胜。
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

又如《茉莉香片》的开头：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上下的男孩子。

还有《沉香屑•第二炉香》其实也是，不过写法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张爱玲不是借助某种东西——胡琴、香炉和沉香、茉莉茶这些“陈旧”的物件，而是讲述了一段故事的来源，类似于“如是我闻”。讲完她“听”来这个故事的缘由之后，无缝衔接来了一句：

起先，我们看见罗杰安白登在开汽车。

“起先，我们看见”，仿佛真的是坐在电影院里，看到画面上罗杰开着汽车来了。
淡淡地，慢慢地，朦朦胧胧地，张爱玲将读者带进她的小说所营造的气氛里、故事里，然后随着小说的整个进行，又慢慢地、迷迷糊糊地，结束了故事。手法之纯熟，至今也没有见到更好的。

其次是隐喻。张爱玲最大的特色就是精彩绝伦的隐喻和象征。
有关于她的隐喻的研究肯定车载斗量，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张爱玲以写景来隐喻，其实从来不是单纯地写景——不是白描——而是完全以故事中人物的视角来看景物，因此张爱玲所写的，不是作家看到的景致，而是人物看到的景致。
选取《倾城之恋》中的三个片段略说。
第一个片段是白流苏得知了前夫死掉的消息，哥哥嫂嫂无赖耍泥腿子的话给了她巨大的难过，尤其是她所倚靠的母亲也是完全令她不能够再失望，她从母亲房里出来以后，张爱玲非常细致地描写了白流苏严重看到的堂屋里的景象：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

关键是最后一句：白流苏觉得自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她是“忽然”这么觉得了，以前并没有，一下子她好像刚进贾府的林黛玉一样，觉得眼前屋子里的东西都值得细细地看一遍——可是她在这里生活了28年呐，这些老旧的书箱、紫檀匣子、自鸣钟，她怎么会不熟悉呢？因为突然的变故，让她一下子发现：这个地方没法住了，没有人真的在意她的快乐与幸福，没有人。心境变了，看到的环境也就变了，对环境的感受更不同了，以至于感觉对联上的字像“浮在半空中”。所谓“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如此。
然后是《倾城之恋》中非常关键和有名的一段话，是白流苏决定再次出击的场景。依然是胡琴，但此时的胡琴已经不是引入故事了，而完全是白流苏的心理活动的一个指针：

阳台上，四爷又拉起胡琴来了，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对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听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著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

白流苏实现了从传统的中国女人——离了婚的应该死了心的如死灰槁木一般的——转向了再次追求自己幸福的女人，“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而胡琴，就象征着忠孝节义，可是她听到的却不是胡琴了，而是另一种音乐节拍，这就是反抗，是宣言，是鲁迅说的“娜拉出走”的宣言：无声的，但是明确的宣言。

第三个片段可以看白流苏在香港码头下船所看到的景象：

她方才有机会到甲板上看看海景，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这次张爱玲更直接，前面白流苏看到堂屋的摆设、听到胡琴的声音，张爱玲并没有给那些摆设一个价值的判断，只是描绘色彩、形状，可是这次不是的，香港的广告牌的色素直接具备了一个价值意义，它们是“刺激性的犯冲的”，当然颜色是无所谓犯冲不犯冲的，是流苏自己心里觉得犯冲。她来香港，不是购物旅游的，是来战斗、赌博的：她要和范柳原战斗，希望最后夺取“结婚”的果实，赌的当然是自己的一生。她的心情本来就忐忑不安，七上八下，所以看到香港的广告牌，也是觉得刺激而犯冲的。
张爱玲写景的这种模式，以人物判断静物，是她所有小说的一贯原则。

最后是命运。张爱玲始终在试图诉说的一个道理：人在命运面前的不堪一击，命运的无常和人的无能为力，构成了一切悲剧。
《倾城之恋》差不多是张爱玲唯一的“大团圆”结局故事，因此很多人觉得不够悲剧。但是我觉得，恰恰因为它是团圆的结局，才更加地比《金锁记》还要透露出悲凉——“苍凉”的底色来。
理由非常简单：第一是白流苏的命运一开始就定下来，她无力对抗；第二是，幸福和团圆，与个人完全无关。
先看第一点。徐太太第一次登门的时候，就已经点名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路只有一条，而且白流苏走得来的路，也只有那一条：

徐太太道：“年纪轻轻的人，不怕没有活路。”
流苏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
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
流苏道：“那怕不行，我这一辈子早完了。”
徐太太道：“这句话，只有有钱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资格说。没钱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剃了头发当姑子去，化个缘罢，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

我们要说的当然是“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这句话，但是要注意，最可怕的还是徐太太最后一句话：没钱的人连想完的资格也没有。想不想哭？
然后是白流苏自己的想法，“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那么她会什么呢？后文讲到：

现在她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露面的，她应该躲着人，人也应该躲着她。清静是清静了，可惜除了人之外，她没有旁的兴趣。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在这里她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外界的环境，一个女人只有“找个人”才是正经合法合乎道德的一生；而内在的自己呢，会的也只有“找个人”，进入大家庭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做一个贤妻良母。这种内外交加的现实中，人的意志，到底能有多大意义呢？
再来看第二点，也是我认为《倾城之恋》的悲剧性比张爱玲其他小说都要强、深、大的原因：最后的大团圆，根本不是人力所为。范柳原是要走了的，只是，不可抗拒的战争打乱了一切。范柳原的“浪子回头”或者说“良心发现”，跟白流苏全无关系——并不是白流苏的计谋战胜了范柳原，更不是她的魅力征服了一个浪子，只是，突然打仗了，范柳原走不掉了，在一瞬间意志被瓦解，“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涌上心头，强烈到短时间没有化解掉，于是他们结婚了。
所以，正因为结局圆满了，才更加显示出人的意志的卑微：人以为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创造未来，这是可笑的幻想。用范柳原的话来说，就是：

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当然那时候白流苏不相信这套说法，可是最后她信了：

流苏还是有点怅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

“不可理喻的世界”，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张爱玲在散文《烬余录》也讲过：拼命学习，可是战争让所有成绩都化为乌有。她当时感叹，自己的所有，也许终将会失去，都是留不住的。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讲希腊神话的时候说：我常对希腊神话产生宿命的看法，即希腊诸神之上，总有一个最高的命运。悲剧总写命运，人的反抗毫无用处。
《倾城之恋》的圆满结局，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结婚，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吗？不是。是不可抗的力量把他们硬生生组合在一起。
这力量，除了外部的战争，当然还有内发的情欲——情欲是张爱玲所有小说的贯穿线索。范柳原看上白流苏是因为情欲，白流苏爱上范柳原当然除了找一个“长期饭票”之外，也是在香港的酒店里，对情欲的享受是满意的、认可的、向往的。如果他们可以抵抗得住情欲，就不会有后来的在命运面前的苍白。
所以，张爱玲的“圆满”却是更大的悲剧：人无法抵抗命运，也无法抵抗情欲。
《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愤慨地说：在权力面前，英雄只是工具。而《倾城之恋》的世界里，在命运面前，人连工具都不是，人之于命运，就像人走过时脚底带过的尘埃。
对啊，张爱玲会说：英雄在权力面前至少还可以做工具，而人在命运面前——人根本没有资格站在命运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