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与华书房#华杉注王阳明《传习录》【144】

伪学习之病:把不同的圣人不同的话拿来比对琢磨,找不同,找不通,找不对,都是就着文字上解释,牵强附会,表面上是在求融会贯通,其实都是空谈,都没有在自己身上切实下功夫体验,所以论证得越精细,偏离大道越远!你若切实去做了,照谁的话做,结果都一样。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末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收到你的来信,见你进来学问进步很快,非常欣慰。你的信我仔细读了几遍,其间有一二还不通透的地方,那是致良知的功夫还不够纯熟,等到纯熟了,自然就没毛病了。这就好像驾车,已经走在康庄大道上,但有时走得不算太直,还有迂回曲折,那是马性还没有调教好,缰绳没有勒齐的缘故。但是,人已经在康庄大道上,绝对不会在窜到旁蹊曲径去。在最近的其他同学中,还没有达到你这种境界的,所以我非常欣喜和快慰,这也是圣道之幸事啊!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力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咳嗽,怕热,到了南方,更加发作得厉害。主上圣明洞察,给我的责任托付很重,我不敢推辞,地方军务又十分冗杂,我只能带病处理。如今幸已平定,我已经上奏折请求回乡养病,能到林下清凉处疗养,或许还能痊愈吧。送信来的人就要回去,我爬上枕头上,草草给你写几句,匆忙间也难以诉说得尽。

另外,给惟浚的信,也烦请你转交给他。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闲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奔奔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沈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这一段讲的是《孟子》的必有事焉和勿忘勿助,我们先复习一下《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事,张居正解说,就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老是在问结果。必有事焉而勿正,朱熹解说:“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

张居正说:浩然之气,是由集义所生,不是义袭而取,来源于日日事事不断的积累,要想浩然之气充足,需要怎么做呢?必须从事于集义,靠积累,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预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么效果,一面用功,一面要效果,进修本来是一种志向,这样却变成了谋利的私心。以夹杂进了私心,就跑偏了。

心勿忘,勿助长也。

时时刻刻都不要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每时、每刻、每事,都只管照既定方针原则去做。但是,切不可躁进求速,使得本来光明正大之体,反遭矫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则和既定方针,则浩然之气有所养。不要去违背规律帮助他生长,则浩然之气不会受伤害。

张居正说,孟子一生的学问,都从集义中来。而告子的强制其心,正是宋人拔苗助长之害。

“勿忘勿助”,这也是武术家练功的心法,比如你要学太极拳,你要照着师父教的去练,不能成天惦记着什么时候练成,那就永远练不成。

王阳明信中,就讲这个:

最近来山里跟我讨论学问的,好多人谈到“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我就奇怪了,问,这么简单的事,难在哪里?他说:“稍有意念就是拔苗助长,稍不注意呢,又落入‘忘’了,所以太难了!”

我问:“你说的忘是忘记了什么呢?你说的助又是助了个什么呢?”对方默然答不上来,又来请教。

我就说,我这里讲学,不谈勿忘勿助,只说必有事焉。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去集义,时时刻刻下这“必有事”的功夫,一刻也不间断,一事也不违背,若是间断了,违背了,就是忘了,这时候就要勿忘。如果贪巧求速,老想下点快功夫,就是拔苗助长了,这时候提醒自己勿助。所以一切功夫,专注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不过是给你提个醒。这是何等明白简易,洒脱自在!今天你不去“必有事焉”上下功夫,空悬个勿忘勿助,要找点事来勿忘,又要找点事来勿助,就像要煮饭,你锅里既不放米,又不放水,尽惦记着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个什么东西来?我恐怕火候还没调停到位,锅已经烧裂了。近日这些专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病根就在这儿。成天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茫茫荡荡,完全没有实际下手的地方,最终只落得个死守空寂,学成个痴呆汉,刚遇到一点事,就会心绪纷乱,啥也应付不了。这些人,也算是有志之士,却因此劳苦困扰,耽误一生,这都是学术的错误耽误人的缘故,真是可怜啊!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只是集义的功夫,集义的功夫呢,只是致良知而已。光说集义,一时不知道从哪里集,说个致良知,就有下手的地方了,所以我专门讲致良知。随时就具体事情致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去致良知,没有意必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主观臆断,没有期必其效验,没有固执己见,没有执着于自我,就是“正心”。着实致良知,自然就没有“忘”之病;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自然就没有“助”之病。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就没有必要再讲“勿忘勿助”了。

孟子讲“勿忘勿助”,那是有他说这话的对象和语境,他是针对告子的毛病而言,对症下药。告子强制其心,正是“助”的病痛,所以孟子专门讲拔苗助长之害。告子拔苗助长,是因为他以义为外,不懂得在自己心上集义,不懂得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他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体上集义,其良知之体自然明白,自然是是是非非纤毫分明。

在插播复习一段《孟子》:

孟子说:“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告子说:“如果你言语说不清楚的事,却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那是心以言动了。应该把那言语放下,心也放下,不动心,不考虑那事便罢了。如果你在处事时,做一件事,于心不安,却要用力修为,以求妥当,那又是心以气动了。所以你要制住心,不要心都不在这儿,还使劲给自己打气,硬撑着要干。”

这就是告子的话:“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孟子就评论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是可以的。但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那不行!”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因为心为本,气为末,要抓住心这个根本,没抓住根本,就不要乱动气。这是对的。

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什么意思呢,你言语上说不清楚的事,正要反求诸于心,把道理想明白,弄清楚,然后能说明白,你干脆就把他放下,那不是放下,是放弃,那不是修心,是死心。那心如死灰,没心没肺,怎么叫“不动心”呐?

王阳明此处引用这段话,就是说,告子如果懂得在自家心体上集义,就不会说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样的话了,就是要在自己心上求啊。

孟子的“集义”、“养气”之说,自然是大有功于后学。但是,也是因病立方,对症下药,针对告子讲的,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尤其惟精惟一,简易明白,上下通透,千秋万世永无弊病。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圣贤讲学,大多是就事而论,每一句话,都是针对当时的语境、对象,他们的说法不一样,是语境不同,说话对象不同,上下文不同,角度不同。但是,他们的功夫主旨却是一致的,就像兵符一样严丝合缝,一点差别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天地间,只有这一个性,只有这一个理,只有这一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而已。

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之处讨论功夫,不能把他们不同的话掺和、兼搭、比对着说,自然就能吻合贯通,你照孟子说的去下功夫也行,照子思说的去下功夫也行。你非要把他们不同角度的话拿来比对,来找不同,找不通,找麻烦,那就是自己功夫还没有明白通透。比如孟子说“集义”,你照着做就是了,如果你必须结合“致良知”才能理解完备,那是因为你“集义”的功夫还没明白罢了。集义的功夫没明白,那恰恰成了致良知的牵累,两个都搞不成。

如果你下“致良知”的功夫,又必须时刻悬着个“勿忘勿助”来提醒自己,那是你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搞明白罢了。致良知的功夫没搞明白,那恰恰又成了“勿忘勿助”的牵累,还是两个都搞不成。

所有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就着文字上解释,牵强附会,表面上是在求融会贯通,其实是都没有在自己身上切实下功夫体验,所以论证得越精细,偏离大道越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问题,只是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说法,还有掺和兼搭的地方,也就是我所说的,在康庄大道上,但是还有迂回曲折,等到你功夫纯熟了,自然自己就通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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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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