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从春秋，甚至更早的周公开始，一路演变到了今天。

本书开篇就引用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巴黎和会上的一段话，他在向世界列强抗辩中国不能失去山东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他说，中国人不能够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够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山东孕育了孔子，孕育了儒家，这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心中的圣城所在。

那我们先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讲起，儒学起源于殷周更姓易代的时期。商朝灭亡了以后，周朝取而代之，周公开始制礼作乐。制礼作乐的目的是重建和稳定社会秩序，因为刚刚经历过战争，殷商被推翻，周朝建立了，需要让大家感受到整个国家的秩序恢复稳定了，所以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

他因袭了殷商的制度，咱们在读《论语》的时候有读过一句：“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讲的就是这段历史。而儒家早期的礼乐文化叫作“不足以进取，但能守成”，它容易让社会稳定。孔子认为自己学习的东西都是从周公那儿来的，所以孔子晚年的时候感慨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所以，周公应该算是儒家的起源。

周朝经历了成康之治，也就是周成王、周康王的统治。周公旦是武王姬发的弟弟，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协理朝政”，后来“还政于成王”。成康在位期间统治还算不错，但是到了昭王的时候就出现了颓废的态势。昭王“巡狩不返”，这话听起来很隐晦，什么叫“巡狩不返”？就是昭王到南方去巡视、打猎，按理说这是一个耀武扬威的过程，结果他竟然没能回来，在路上被人杀了，说明那时候王权的势力已经开始下滑了。

然后到平王时期，平王东迁，平王东迁以后就到了东周。一旦到了东周，周王朝实际上的地位就降低到和诸侯差不多了，并没有一个更高高在上的王权，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私人讲学，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用的一句话“一鲸落，万物生”。以前这些学问家都集中在官学，为朝廷服务，现在朝廷的力量开始被削弱，周围的诸侯甚至都比朝廷更加强大。那么齐国、鲁国、卫国招揽了各式各样的学问家，开办私人讲学，所以诸子皆起源于官学。

孔子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集大成者。关于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这一点，历史上其实有争议，有的人说根本就不存在孔子问礼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史记》的话，《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老子对孔子很不客气，说孔子说的那些东西，讲这些礼法的人的骨头都已经没有了，他却还在讲这个。而且骂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就是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把你的那些欲望、骄慢都放下就好了。孔子听了以后非常受震撼，说连鸟兽我都能够捕捉到它的踪迹，但是老子这个人“其犹龙耶”——这个人像龙一样，是没法捕捉的。

老子是周王朝的图书馆的馆长，所以他对于礼法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由于对周王朝的失望，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就像孔子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大隐一样，大家宁愿在路边种地，在山里打柴，也不愿意与周王朝合作。

但是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孔子最重要的作用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发挥的。早年间，孔子其实一直致力于自己的仕途，他还试图去做一些事。但是，后来他发现没什么好做的了，只好带着自己的学生周游列国。这一路上，孔子遵从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是儒家得以创立的原因。第一个叫作“述而不作”，第二个叫作“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开门办学，谁都可以来上学，“自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不作”保持了开放、包容，他没有自己制定一套儒家的规范，而是把早期儒家的种种文化资产重新整理，然后保存了下来，所以儒家应该算是孔子在晚年的时候开创的。

孔子最大的发明是借学术谈政治。过去政治是庙堂之上的事，如果你不在其位，就无法谋其政。但是，孔子说什么事叫作为政，在家里面能够跟兄弟姐妹处理好关系也叫为政，在乡里面能够处理好社群的关系也叫为政，干吗非得在庙堂之上才叫为政呢？

所以孔子作《春秋》。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孔子写《春秋》，记录春秋的那些历史故事，乱臣贼子会恐惧呢？这个叫作“让历史来展现它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人重视历史，没有人记载历史的话，那么乱臣贼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的言行都会反映在历史上，即使子孙再爱自己，都没法抹掉自己在历史上的污点时，他们就会重视自己的行为。所以孔子用作《春秋》的方法，来对“为政”做出贡献。

在孔子的时代有六经，我们叫《书经》（就是《尚书》）《春秋》《诗经》《礼经》《乐经》和《易经》。那后来我们听说的都是五经，怎么孔子时代是六经呢？因为人们找不到《乐经》，也有人说根本就没有《乐经》，《乐经》是假的，所以最后变成了五经，叫《书》《春秋》《诗》《礼》和《易》。

孔子在公元前479年去世，然后孔门的弟子开始“一花开五叶”。这里面子贡的地位非常突出，子贡为孔子守孝六年，又是当时天下的巨富，按理说子贡应该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很多年轻的弟子非常怀念孔子，觉得没有孔子的教诲自己过不下去，于是把长得特别像孔子的有若推出来，让有若坐在台上给大家讲经。在这个作者看来，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一场“政变”，弟子们从子贡的管理之下脱离出来。当然也有很多弟子并不合作，比如曾子就不合作，于是引发孔门弟子们各奔东西、自立门户。

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五支，第一支当然是子贡。子贡努力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做贡献，所以在学术上没有太大的作为。另外一支就是曾子，孔子曾经评论曾子“参也鲁”，说曾参这个人不聪明，但是曾子这个人特别地用功。所以曾子教育了孔子的孙子子思，而子思又教育了孟子，这是一条脉络。

另外一条脉络就是有若。有子（有若）在台上讲经的时候被人赶下来了，大家说他讲得不行，根本回答不了弟子们提出的问题。但是有子也曾经在《论语》当中讲过“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的话，这是有子的这一派。还有一派是子游，子游提出过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说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这些概念是子游提出来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作子夏。我们说《春秋》一共分三传，除了《左传》之外还有《榖梁传》和《公羊传》，公羊高和榖梁赤这两个大儒都是子夏的门人和学生，由此可以看出子夏有多重要。子夏的弟子非常有作为，“知名弟子可考者：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等”。这是孔子之后“一花开五叶”的一个过程。

在这时候，儒家迎来了杨朱和墨子的挑战。大家如果听我讲过《孟子》的话，就会很熟悉“天下不归于杨，便归于墨”这句话。杨朱强调的是每个人只需要为自己负责，只需要自私自利，这个社会就自然会运转得很好，这有点像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而墨子是摩顶放踵、一心为别人，就是“兼爱非攻”。这是两个极端的言论，特别容易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因为普通人的头脑喜欢追求纯粹和绝对，因此当时的儒家受到来自杨朱和墨子极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真正回应这一挑战的人就是孟子，也就是回应挑战的人来自思孟学派。今年我给大家讲过《孟子》所有的篇章，所以大家如果听过我讲《孟子》的话，应该对这一段话很熟悉。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他强调：“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就是能够打败杨朱和墨翟的人，就是圣人之徒。

“孟子构建的儒学道统，以及对杨墨学说等异端邪说的批判，从理论上来说当然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但从当时儒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从儒学史的意义上看，孟子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不仅挽救了儒学，拨正了儒学发展的方向，而且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各位现在理解了为什么亚圣不是曾子，也不是颜回、子贡，而是孟子，是因为孟子起到了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

稷下学宫是齐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它是齐国都城临淄西门里面的一个讲堂。稷下学宫在齐宣王的时候复兴，它是一个很多知识分子会杂的地方。孟子也多次去过稷下学宫。

提及稷下学宫，我们要讲到荀子。荀子跟孟子很可能有过交集，但是他们俩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对方，这很有意思。他们俩的很多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点在哪儿呢？有一句话叫“枉尺而直寻，可乎？”什么叫“枉尺直寻”？就是有一个人跟孟子讲，如果我们往回收一尺，就能够往前，前进一寻，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你跟那些讲究霸道的君王妥协一下，把你的仁义之道稍微放松一点、妥协一下，先实行一下霸道，然后等统一了天下以后再实行仁道。这叫作“枉尺而直寻”。

孟子的立场是，如果只说利的话，“枉尺而直寻”当然可以。如果你只说利，别说“枉尺直寻”，“枉寻直尺”我都可以干，我收回了拳头是为了打得更狠。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够只谈利，我们要谈的是义。所以孟子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妥协的人，他总是在讲仁义、仁政，使得孟子的理论显得空泛，所有的诸侯都没法使用。

荀子就是一个愿意“枉尺而直寻”的人，所以荀子的理论跟孟子完全相反。他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年纪已经很大了。荀子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就是在稷下学宫当老师（学长），地位很高。

“荀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异现象都应有其发生的原因，即便有些原因可能一时尚未有圆满的解释，也不应当以神秘主义对待，更不应与人事相联系。”这一点是比较唯物的。这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常引用的一句话，这也是对孔子思想观念的重大超越与发展。

在政治上，他和孟子都渴望统一。孟子主张以道德的力量实现统一，所以他说“天下定于一”。这个“一”是谁呢？不嗜杀者。但是孟子所说的东西始终没有实现。荀子也提出“大一统”的思想，主张用王道统一，同时不反对用霸道，甚至提出“齐言行，壹统类”的总方略。孟子主张性善，说“人性善”。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就是人性本来是恶的，我们表现出的善的一面是伪装的，是后天教育的。

如果你假设人性善的话，你可以天天只倡导仁义，因为人性本善，只要你有仁义，最后小国就能够战胜大国。这是孟子的理论。

而荀子认为，只说人性善没有用，人性是恶的，所以你必须得通过外在的法律和约束来管理人性。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一个儒家的大儒——荀子，会培养出两个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子和李斯（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当荀子学说成立以后，就代表着先秦儒学的终结，也就是先秦儒学告一段落，因为荀子的新的儒学已经形成了。

接下来进入了秦朝，这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儒法之争。秦朝在统一了天下以后，还试图做一件事，就是统一意志和统一文化。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统一了天下，我要统一意志，同时要让文化统一。但事实上，过度地追求意志和文化的统一，反而导致了秦朝过早地灭亡，这里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焚书坑儒。

“到了秦朝的时候，儒学史上最大的事就是焚书坑儒。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从现有资料看，其起因和结局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一年秦始皇大宴群臣，这时候仆射周青臣等七十多人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很过头的颂扬话，说真是了不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王朝。

这时候，有一个很“较真“的博士淳于越，他不以为然，站出来讲，秦朝没你们说得那么好，古时候的周朝，有大量的子弟分封在各地做王，都能够拱卫京城，而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他的意见是“秦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是存旧图新，是渐进的变革，充分利用了旧有的传统和手段”，他认为秦始皇并不算是一个彻底革新的人。

对于这件事情，秦始皇倒没有太大的反应，而是惹怒了丞相李斯。李斯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且将问题推到极端，说了很长的一段话。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什么呢？李斯说：“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拿古代的事来说今天政治的，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件事听起来真是让人难过。最后只留下了什么书呢？关于医药、占卜、种树这些实用的书留下来，但法律书并没有留下来。你要学法律跟谁学呢？“以吏为师”，问问你们的长官就行了。然后剩下的书烧掉，把大量的书籍烧掉了，这个是焚书的过程。

坑儒是什么呢？有很多儒生不接受焚书这一举措，大量的儒生就要议论，这里面最有名的叫侯生和卢生。这些人议论之后，开始逃亡，最后被抓。他们被抓回来了以后，秦始皇“下令将在咸阳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以为如此天下便可太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这些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确实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

接下来到了汉朝——儒家的黄金岁月。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他有一个谋士叫陆贾，陆贾劝刘邦读《诗》《书》。因为刘邦是没读过什么书的，所以陆贾劝他，当皇帝以后应该读一读《诗》《书》。刘邦非常不屑，刘邦说：“我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我打仗得了天下，读什么书？）然后陆贾说，你马上得天下，你也想马上治天下吗？你想靠着拿刀杀人来治理天下？刘邦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尊儒抑法。

汉朝人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命题，就是那么强大的秦国为什么二世而亡？若论打仗我们谁都打不过秦国，但突然之间它就垮塌了，原因是什么？你会发现，秦朝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在使用法家的方法治理天下，一直施行非常严峻的法令。所以刘邦反思，不能够把法家抬得那么高，要让天下安定，还是需要抬出儒家来，因为儒家里有“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大家各安其位，互相有礼法的约束。

然后到了景帝的时候，窦太后（景帝的妈妈）“尊奉黄老”。她喜欢“无为而治”那套东西，所以把黄帝、老子的学说拿了出来，所以汉朝在早年间“外示儒法，内用黄老”，在外面看到的是儒家的法令，但是内部、宫廷用的都是黄老的学说。

黄老的学说是在什么时候被挑战的呢？就是汉武帝登基的时候。每一次意识形态、学术的更迭，都跟政治上的斗争有着很大的关系。汉武帝年轻有为，想要做一番事业，但是他的奶奶窦太后不放权，所以这两派之间有着激烈的斗争。窦太后信奉的是黄老一派，那么汉武帝要支持的就是儒家一派。所以汉武帝扶植了一个人叫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家学历史都听过。

“建元六年（就是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卒（去世了）。刚刚二十余岁的汉武帝在彻底摆脱了窦太后的束缚之后，当然要大干一场。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恢复六年前被窦太后阻止的儒学复兴运动。翌年，即元光元年（就是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从董仲舒之言，令郡国举孝廉（就是推荐）；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之士百余人，策问古今之治道，如建元元年故事。儒家学者终于实现多年来的愿望，独占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这个时候是以儒家的方法治理天下，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能够阻止诸侯分裂，维护中央集权。

这时候，最重要的、被推崇到比法律还要高的学术流派就是公羊学，公羊学就是公羊高注的那本《春秋》。公羊学终于成为西汉的统治学说，但是这个叫作经学化。经学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只要引用这里面的经典，你们谁都不能反对。所以，人们解释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解释法律问题，都是通过从公羊学里面摘章、选句来解释的。

“儒学几乎成了一种僵死的教条，在王权的保护下被抬到了神圣的地位，只许信奉，不准怀疑。将儒家经典作为法律，这样势必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个是儒家学者拥有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和修订权；二是这些儒者往往不顾客观条件与事实，滥用儒家经典，牵强附会，以致败坏儒学的名声。”所以历史就这么好玩，看起来儒学兴盛了，但是同时带来的是僵化，僵化以后就变成了反对的对象。

接下来的主要倾向就是儒家经典神秘化、儒家思想宗教化。以谶纬迷信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是董仲舒等人的发明。什么叫谶纬迷信？比如，这边飞来了一只白鸟，这个兆头非常好，这边飞来一群仙鹤，那边长了一朵灵芝，这都代表着圣上仁德；如果地震了，肯定是有妖祸。这叫谶纬学说。

董仲舒原本为什么要设置谶纬学呢？大家能理解吗？是为了遏制皇权。你想想看，如果汉武帝那么强势，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他，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董仲舒他们发明了“天”，从天象上来给皇帝说事，这是他的初衷。后来这套东西泛滥了，然后它又变成了皇帝的手段，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把柄，变得越来越糟糕。“故而，经学的谶纬化不仅没有使儒学思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反而将儒学引入歧途。”

到了宣帝的时候，汉宣帝让榖梁学大盛。《公羊》《榖梁》《左传》是三本不同的解释《春秋》的书。因为榖梁学来自鲁国，所以又被大家推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今文经学。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叫古文经学。大家听到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个概念，会以为古文经学在前，今文经学在后，其实不是，先兴盛起来的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董仲舒他们以《公羊传》为核心的经学。

这个古文经学是怎么回事呢？“古文经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所谓古文，是相对于当时正在流行的今文而言，主要是指秦统一为小篆之前的大篆和六国文字。它和今文的最大区别，是文字的异同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解的歧异。”李斯不是提出了“书同文”吗？就是把所有的文字都改成了小篆。

“伴随《公羊》等已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的谶纬化，以实证为基本特征的古文经学一旦条件适宜，它们必然要求分享最高法典的解释权，跻身官方意识形态的行列。于是便有了所谓今古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在王莽、刘歆之前主要在民间流传，未及立于官学……王莽、刘歆必须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至少要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以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抗争。”

王莽篡位后，汉朝变成了新朝。王莽篡位之后没多久，汉光武帝刘秀就打败了王莽，建立了东汉。刘秀上台以后，又在官学当中引入了《左传》，所以这时候变成了解释法典三分天下，《公羊》《榖梁》《左传》都拥有了最高法典的解释权。

当人们在不断地从字句当中寻找依据来给自己增加权威感，让儒学变得越来越僵化的时候，真正学习儒学的人就会觉得很悲哀。所以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大学问家，叫作扬雄。扬雄最有名的书叫作《法言》。大家读《法言》的话，会觉得这本书和《论语》非常像，连结构、表述都非常像。

扬雄倡导什么呢？扬雄倡导应该重塑儒家的精神。“扬雄身上确实相当多地体现了早期儒家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扬雄将为学（做学问）与做人合而为一，将学问的探讨与个人人格的修养融为一体。”他在贫困、孤独、凄凉的环境中结束了其坎坷、潦倒的一生，写下了《法言》，而且“窃自比于孟子”，扬雄认为自己就是当年的孟子。

董仲舒他们把儒家的经典，尤其是《春秋》这三传，已经变成了普通人根本读不懂的东西，任何一句拿出来就代表着一个天大的道理，大到能够杀人的那种境地。扬雄说这些内容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讲洒扫应对、修身齐家，你好好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就够了。

“也就是说，对于儒家精神的理解最好从常识处入手，而不必人为地赋予其某种神秘的意味，只要能以平常心对人对己，就能真正把握儒学的真谛。这种对儒家精神的人文主义诠释，无疑是对儒学经学化、经学谶纬化最直接的批判。”所以我们应该记住扬雄这个人，将来有机会大家可以读一读《法言》。

在东汉末年，王充写了《论衡》来反对官方意识形态，张衡（发明了地动仪）用自然科学来反对这些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汉末年还出现了“疑儒”的思潮，就是大家开始怀疑儒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它们都是人们编撰出来的？是不是王莽、刘歆本来是乱臣贼子，他们编出来这么一套东西来骗人？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郑玄的人，郑玄做了一件什么事呢？重整儒家经典。他力所能及地收集了在那个时候可信的儒家经典，然后重新整理、作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古书上面写着“郑玄注”，就是指东汉末年的郑玄。这个作者讲，如果没有郑玄这一次的整理，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根本就读不懂古代的这些经典。这是儒学在汉朝的发展历程。

东汉末年分三国，这时打起仗了。三国的时候，民不聊生，整天杀伐，所以学术上是相当混乱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现的第一件事叫作“儒学的玄学化”。为什么会出现儒学玄学化呢？当三国归晋以后，晋朝的人发现用《公羊》《榖梁》和《左传》来解释法典，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僵化，于是他们放弃了通过考查这些内容来选拔人才，而选择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什么呢？判断人品，判断这个人怎么样，可以打几品，然后根据这个结果来取士。九品中正制里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出身，所以大量的年轻人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天天努力地背书、学习，出身已经决定了一切。像王羲之这样的人，不用干什么事，就可以当大官，因为他的出身就很好。

这一时期，有一个态势就是“援道入儒”。刘劭、何晏、王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什么叫作“援道入儒”呢？就是把很多道家学说、方法论引入到儒家当中。“援道入儒的目的是要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改造儒学，从而使儒学重新成为一种有用的学问。”

“在魏晋玄学人物中，何晏、王弼都是‘贵无论’的首倡者和突出代表，他们引进《老》《庄》‘以无为本’的学说去诠释儒学，就其本意而言，绝不是要抛弃儒学，另立新说，而是要以道家的思想资源充实儒学，重建儒学的新体系，即完成儒学玄学化的改造。”所以魏晋时期的人最喜欢“袖手谈玄”，大家在一块儿聊天，看谁说的东西更“无”、更加高明，这跟后来的禅宗有点像。

这时候自然而然就孕育了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口号叫“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什么会“越名教而任自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厌烦透了曹丕和司马昭这样的人，他们整天打着名教的礼仪，实行一件事——禅让。他们认为，既然古书上都可以禅让，那么麻烦你把汉朝禅让给我魏国，接着曹家又把王位禅让给司马家。

所以越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就像嵇康、阮籍这样的人，他们的口号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越是内心中真正地尊重名教的人，因为他们心中有对名教的留恋，所以会做出一副越名教的姿态。而那些口头上拥抱名教的人，像曹丕和司马昭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在践踏礼教的人，礼教只是他们杀人的名义而已。所以这时候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不合作的人物。

同时，佛学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佛学大概是在东汉时期传到中国的，在魏晋时期，声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儒家要捍卫他们在民间受到的拥戴，要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就要跟佛教争夺最基本的理论上的依据。

在南朝，儒学发展主要的表现是“儒佛融合，儒道合一”的趋势。包括我们听过的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葛洪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抱朴子》），这些人其实都是儒生，但是在我们脑海中，他们展现出来的形象似乎都是道士，这个就是当时“儒道合一”的一个表现，甚至有人在追求“三教合一”。

那个时候是南北朝，南朝有着玄学化的过程，那么北朝呢？北朝的特点反而是纯朴和求实。就是在北朝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很多人开始学习儒学，北朝反而更加地纯朴和求实。

这时候，在北朝发生了魏太武帝灭佛事件，要求学佛的人都还俗，不要再学佛了，因为当时庙产给整个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寺庙僧侣无须承担赋税）。但是历史上每一次灭佛之后，没过多久就会重新开放，寺庙重新兴盛（历史上有“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灭佛是第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旦把这些人从寺庙赶回去，社会就会动荡，但是这些人在寺庙里又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反复。北周武帝灭佛也是一样的结果，刚宣布灭佛没多久，换了个皇帝后又开始信佛，这是南北朝时期的儒佛之争。

南北朝结束，隋朝统一了南北朝，到了隋唐时期。公元581年，杨坚经过禅让获得了天下，建立了隋朝。隋文帝杨坚对于儒家的态度是利用和扶持。这个时候，隋朝出现了一位道德楷模般的大儒，叫颜之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本书叫《颜氏家训》？这本教我们如何安身立命的《颜氏家训》，就是在隋朝的时候出现的。颜之推原来是北齐的大臣，随着北齐灭亡被并入了隋朝。

过去的小孩子学习的时候一定会学《颜氏家训》，到今天，《颜氏家训》依然有很大销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流。它跟我们前面讲的古文经学、经文经学都不一样，它有点像扬雄的《法言》，就是让我们把儒学经典回归到修炼自己，回归到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件事上。

当然，隋文帝、隋炀帝年头也不长，后来就被唐朝取代了。在有唐一代，在儒学史上有一件大事就是长达二十余年的经典整理，这里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孔颖达、房玄龄和颜师古。这一个二十余年的经典整理的过程，给我们留下来的财富就是《五经正义》，把过去除了《乐经》之外的五经（我们刚刚讲的《诗》《书》《礼》《易》《春秋》），通通做了全面的整理和注释。

虽然唐朝非常重视儒家，但因为他们把儒家只用作“外用”，就是用来治国理政，忽视了“内圣”，忽视了对于心性的修炼，于是儒家又成了僵化的产物。你会发现，一门学说一旦成为显学，一旦成为官方推荐之学，它就容易变得僵化。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儒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就是韩愈。韩愈的责任叫作“重建道统”，就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柳宗元更多的是站在正统儒学的立场上攻击思想异端。他们力图通过‘求圣人之志’‘明先王之道’，不拘于经文章句，敢于以己意独断来重建儒学思想体系，重建儒学道统。韩愈认为，先王之道的基本思想就是仁义道德。”

他在《原道》这篇文章里面给中国人梳理了道统，我们今天讲所谓的道统一代传一代，谁是儒学的接棒人呢？这是韩愈定的。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这前面的部分孟子都说过，孟子也是这样讲的。“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传焉。”就是韩愈说，到孟轲结束以后，后面董仲舒、扬雄这些人不算儒学接棒人，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归儒学仁义的本质。

唐朝刚开始时，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不错的时期，儒家也发展得很好、很快。但是经历安史之乱以后，儒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在这个时候，佛教更为盛行，包括（此前）武则天统治的时期。我们看一下龙门石窟就知道了，当时愿意花那么多钱建一个龙门石窟，可以看出佛教多么盛行。所以，儒家当时其实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韩愈在重建儒家道统、重振儒学精神的同时，不能不对佛教进行严厉的批判与排斥。他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论佛骨表》，当时的皇帝要迎佛骨，韩愈就激烈地反对，因为皇帝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倡导一个外来的学说。也因为这件事，韩愈被贬，所以才会有了韩愈给韩湘子写的那首诗：“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描述的就是韩愈当时被贬的场景。

韩愈在唐朝的时候提倡内在修养。要想跟释道对抗，儒家最大的短板是什么？儒家整天讲仁义都是外用的。释道两说为什么能够收服人心？因为他们强调内在的修养。所以韩愈提出，《大学》当中“正心、诚意”是非常重要的命门。这时候你会发现四书开始慢慢地出现，当然当时还没有把它们确定为四书，但是《大学》的作用浮现出来。这不是五经之内的理论，而是从《大学》当中提出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韩愈这个时候的发现。所以在唐朝时候，韩愈是儒家最重要的一个重建道统者。

那么唐朝末年，五代十国又是打乱仗，长达五十多年。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爱读书的皇帝，叫赵匡胤。赵匡胤这个人的特点叫手不释卷，重文轻武，所以才有了“宋初三先生”。“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开山人物，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孙复、胡瑗和石介。为什么能够有新的理学出现？原因就在于北宋初期赵匡胤定下的基调——自由议论。大家随便说，没有人会因言获罪，这是第一条。第二个，不杀士大夫，所以像包拯这样的人，像范仲淹这样的人，像苏东坡这样的人，他们敢于直言犯谏。即便他们让这个皇帝很生气，但是皇帝不会杀人。还有，不以言罪人。这些基本的文化宽容度推动了宋朝理学开始蓬勃发展。

“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打下基础之后，出现了理学的奠基者，这时候人的名气就变大了。所谓的理学奠基者有三个人：周敦颐、张载、邵雍。大家都学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周敦颐素来被看作理学的开山祖师。宋明理学的主题，也就是“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就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心性义理‘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以《周易》的‘太极’范畴为主体，杂糅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思考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我们讲《世界观》那本书里说到，古希腊人在很早以前就在琢磨这件事。周敦颐形成了一个《太极图说》，“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的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

“这样，周敦颐借助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的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这就是周敦颐所做的最大的贡献。

与周敦颐在理学中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他是我们说的关中大儒。大家听过横渠四句，就是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著名的横渠四句，就来自张载，我们陕西的关中大儒。

还有另外一个大师叫邵雍，大家一说到邵雍就会想到算命。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他流传至今的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皇极经世》。这是理学的最重要的三个奠基人：周敦颐、张载和邵雍。

接下来，理学体系的构建者是谁呢？就是我们说的二程：程颢和程颐。程颢和程颐是兄弟俩，两人是河南人，跟张载有亲戚关系，据说张载是他们俩的表哥。程颢又叫程明道，他的号是明道，程颐叫程伊川。这两个人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两个人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样。

“程颢（也就是哥哥）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理者，天也’‘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强调‘天人本无二’，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诚敬存之’，使心寂然无事，‘郭然大公’，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简单点讲，程颢的理论启发了后来的王阳明，他认为心外无物，心与物是一体的，理只有一个。这是哥哥的观点。

“而程颐则不然，他认为，所谓‘理’，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而‘万物皆是一个天理’。”程颐的理论认为，每个东西有每个东西的理，所以每个东西都要慢慢地去研究，要格物。所以简单地理解，程颐的理论启发了后来的朱熹，这也是朱熹和王阳明会有那么大矛盾的原因，在二程兄弟这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分歧。

但是二程理论的最高境界，是提出了一句我们现在都经常批判的话：“存天理，灭人欲。”但这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

意思就是你要“居敬集义、克己改过”。我们需要让天理彰显，而我们的人欲往往表现出来的是自私、残忍、懒惰，所以你需要不断地克己复礼为仁，最终达到“慎独”的精神境界，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被有效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够变成现实。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存天理，灭人欲”是怎么来的了，它其实是一个人生修养的很高的境界。

接下来，理学的集大成者出现了，就是南宋的朱熹。朱熹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他这一辈子确实有很多成就和贡献，但是也被很多人批评，直到今天仍有人批评他。“就思想资源的继承性而言，朱熹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受。”

他在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就是1148年）中的进士，这时候已经到南宋了。朱熹一共活了七十一岁，到公元1200年去世。他这一辈子最主要的贡献在哪儿呢？第一件大事叫集结四书。在朱熹之前没有四书这个说法，大家不会提四书，只会说六经或者五经。朱熹把《中庸》和《大学》这样的单篇文章提炼出来，最后和《论语》《孟子》并在一起，变成了四书。现在我的床头还放着这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体大思精，影响深远，为此后八百年的官方定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并上升到‘五经之先’的地位”。在朱熹以后，人们开始更加地重视四书，而并非汉朝以前的五经。

朱熹的思想后来也被僵化了，因为它成了八股文的来源，大家写文章都得从这里面引用。“同时朱熹构建了最为庞大的思想体系。朱熹的理气、太极思想基本上承袭二程，特别是程颐的‘理气说’，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太虚之气说’、邵雍的‘先天说’等。”

王阳明为什么批评朱熹？就是因为朱熹这一辈子写太多的书了，朱熹写太多的书导致了什么呢？他没有时间修炼。王阳明认为不需要写那么多的书，王阳明甚至都不写书，他留下来一本《传习录》，都是别人记载他说的话。他认为你只要在心上用功夫就够了，他和朱熹倡导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修炼的方式。

“不过，在朱熹生前，其学说并不被世人，尤其是官方所看重，甚至因为政治上失意，一度遭到查禁，其学被列为‘伪学’，其人被列为‘罪首’，被编入‘伪学逆党籍’。只是在他死了之后，他的冤案才开始平反，其学术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至元代而下至明清，朱熹学说才成为官方学说，受到高度重视，并在13世纪以后流传到海外，在日本、朝鲜等地产生很大的影响。”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同时，除了宋朝之外，当时其实还有辽、金、元。辽国创始皇帝叫耶律阿保机，大家在历史书上读过，耶律阿保机就在辽国首倡祭奠孔子，所以辽、金都是学孔子的学说的。到了元朝的时候，赵复和许衡这两个知识分子向元朝的皇帝建议，推动元朝学习理学，朱熹的学问在元朝也成了庙堂之学。

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朱熹的大粉丝，这个大粉丝叫朱元璋。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了以后，尊崇程朱理学，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于统治来讲实在是太好用了。朱元璋最反对的人是孟子，咱们讲《孟子》的时候提到过，朱元璋很恨孟子，因为孟子有很多民贵君轻的思想，朱元璋觉得这不利于他治国，所以曾经一度把孟子从孔庙里面搬了出来。

但这件事情对于儒家来讲，总结为四个字，叫“弊大于利”，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儒家过度的关注是弊大于利的。“因为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时的学者不仅缺少思想的创造，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少创新，画地为牢，一依程朱的范围。”大家会认为，既然皇帝这么爱程朱，那我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咱们所有的东西不出自伊川，便出于明道，不行就是朱熹。所以，明初的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虽然名气颇大，但其思想和学术方面的贡献却极少。

这个时候庙堂之上倡导宋明理学，那民间怎么办呢？民间总有一股暗流和官学对抗，从秦朝、汉朝开始都是这样。这个时候民间开始趋于心学，因为心学活泼，而理学规范、死板。所以民间出现了陈献章。陈献章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叫湛若水，湛若水有一个好朋友叫王阳明，这一派人开始在明朝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王阳明的道统脉络，咱们在《王阳明大传》里讲过，在《王阳明哲学》里也讲过。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你会知道王阳明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孟子的道统，而在这中间起到桥梁过渡作用的是陆九渊。

王阳明一辈子就做两件事：前半生，破山中贼；后半生，破心中贼。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事功方面有一些建树、打一些胜仗很容易，但是能够克己复礼，让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光明的状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阳明最大的学术成就是“知行合一”。到底是知先行后，还是知后行先？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真知就是笃行，能够笃行就代表真知，这两个是一件事。然后“心即理”“致良知”，还有“万物一体之仁”，这是王阳明的主要学术成就。他有“前三变”和“后三变”之说，大家去听我讲的那本《王阳明哲学》，就能够详细地了解了。

但心学这个东西也有危险的地方，危险在哪儿？心学对于王阳明这样的人来讲是好的，因为他天分很高、根基很深，所以他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心学。那为什么儒学传下来，很少有人能够把中庸之道把握得很好呢？就在于这个根基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王阳明的思想其实受到了很多儒家、道家的影响，在后期慢慢地变成玄而又玄的一个东西，说“只要在心上下功夫，现实生活当中不做都行”，所以后来人们开始反对王阳明的学派。于是在明朝末年产生了“补儒”和“超儒”的学派，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到早期的儒学，去做一些外在的修炼，而不能够只盯着自己的内心，因为那个东西你根本无法把握。

在明朝末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与前面完全不一样的学术汇流，就是西学东渐。我们讲到现在都没有提到西方国家，但是到明朝末年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产生了科学的思想，西方人开始进入到中国。

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传教士叫利玛窦，“利玛窦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有极高的科学素养。……他对孔子的哲学极为钦佩，他把孔子及四书五经热情地介绍给西方人，明确提出如果西方人批判地研究孔子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言行，就不得不承认孔子可以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哲学家相媲美，甚至还要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这是利玛窦所做的贡献。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冯应京，这些大知识分子那时候都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有很多人学几何、算术，开始了解西方的这些学科。“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热情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对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学道统失去信心，而是持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实际上这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这是西学东渐的开始。

接下来，明朝灭亡了，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进而又被清朝消灭，然后进入到了清朝。清朝刚开始时，清朝对西学持开放态度。大家看康熙年轻的时候在干吗？康熙在学几何，在学光学，他有很多关于西学的爱好。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不得已》案。有一些儒生写了一本书叫《不得已》，提出西学对我们老祖宗的儒学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得已要反对它。在《不得已》案之后，西学中断。在1717年，康熙宣布说：“不许传教。”理由是四个字，叫“免得多事”，就是不要生事，就把这事停了。然后复归于传统的儒学，开始有了所谓“乾嘉之学”，这时是儒学的一个小高潮。

但是，在这个汉学小高潮的兴盛背后，有着文字狱的血泪。“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无法从事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敢研究历史，不敢读书。……于是，知识分子只能走上与现实相脱离的道路，一头钻进故纸堆，‘诠释古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于人无害’。”

清朝的训诂学特别发达，就是去钻研文字、钻研古物，考证东西。为什么训诂学那么发达呢？因为不能讲道理。像宋朝的知识分子就讲道理，研究这个东西对于经世济民有什么作用。而在清朝敢讲这个，要么掉脑袋，要么进监狱。所以，大家只好研究这些训诂之学。

“乾嘉汉学”里主要分两派，一派是趋于保守的，像段玉裁、王念孙这些人；另外一派是趋于激进的，是龚自珍和魏源这一派。大家听我讲《己亥》这本书，就能了解龚自珍。龚自珍的外祖父就是段玉裁，但是这两个大儒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龚自珍的思想给光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以很大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就是龚自珍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他认为：‘自古即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真诚地希望通过改革重新振兴社会。”

魏源是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魏源和林则徐他们这些人也被人们称作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虽然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但确实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最重要的觉悟。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中国文化势必要改变方向和结构。”但很可惜，鸦片战争之后没过多久，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所以整个国家继续打乱仗。

太平天国时期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儒生，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倡导的是“经世致用之儒学”。曾国藩认为能打仗的都是儒生，一个人打仗要想赢，就要把儒家经典学好。“作为湘军的重要将领，罗泽南和曾国藩当然都不是职业哲学家或思想家，但是他们出于最为现实的考虑，确实是晚清思想界最先倡导理学，并以理学思想统领湘军、以儒学传统与太平天国思想相抗衡的少数几个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所谓的经学，所谓的理学，都无所谓好还是不好，而是看它有没有焕发出生机。当理学被举到庙堂之上，成为考试的八股文的时候，就失去了力量。但是当它被人们忽视、跌入谷底时，被曾国藩捡起来以后，又能够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所以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存在着这种起伏和变化。

晚清末年，还有两位大儒需要提一下，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大家还记得今文经学吗？就是李斯用小篆所定下来的那些公羊学。这是清朝一代的儒学发展。

那么到了现当代，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征程。首先是辛亥革命，这当中形成了两大阵营——“尊孔”和“批孔”，比如说有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也有接棒的新传统主义者，像严复和辜鸿铭。这一段时间群星璀璨，因为大师们的争论非常地激烈，胡适、顾颉刚、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钱穆，这些人都是灿烂星河中的国学大师。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认为儒学的生命力都是非常旺盛的。我们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去讲《论语》，讲《孟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一个真实的儒学当中，看到儒学给每一个人的心灵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不希望把儒学神化、教条化，而是希望儒学能够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养和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