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利维坦》(第四章)

印刷术虽然是很具天才的发明,但和文字的发明比起来则相形见拙。究竟是谁最先发现了文字的用法已经无从得知了。据说首先将文字传入希腊的人是腓尼基王阿基诺尔的儿子卡德谟斯。这是一项为利至溥的发明,可以延续有关过去时代的记忆,可以使散处于全球为数众多而相距遥远的地区中的人类互相勾通。同时,文字的发明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是细心观察舌头、软颚、嘴唇等等语言器官的各种动作,并根据这种观察造出同样多的字形差异来加以记忆才产生的。

  但最高贵和最有益处的发明却是语言,它是由名词或名称以及其连接所构成的。人类运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当思想已成过去时便用语言来加以回忆;并用语言来互相宣布自己的思想,以便互相为用并互相交谈。没有语言,人类之中就不会有国家、社会、契约或和平存在,就象狮子、熊和狼之中没有这一切一样。第一个创造语言的就是上帝本身,他曾教导亚当怎样为他给亚当看的生物取名,圣经在这一问题上只说了这么多。但这就足以指导他在实地和这些生物厮混及使用他们中,遇有必要时起出更多的名称,同时还逐步以一种方式把它们连起来,使自己的意思能被理解,象这样连续经过若干时候以后,他就会获得自己所要用的那么多语言,只是没有讲演家或哲学家需要的那样丰富。因为我在圣经里还找不出任何根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论出,亚当曾被授以一切图形、数字、度量、颜色、声音、幻想和关系的名称,更没有被授诸如普遍、特殊、肯定、否定、疑问、祈求、无限等很有用的词或语言的名称。实有、意向性、本质以及经院学派所用的其他无意义之词就更谈不到了。

  但亚当和他的后裔所获得和扩充的这种语言在巴比塔又全部失去了;那时由于他的背叛,上帝使每一个人都忽然间忘了自己原先的语言。他们因此而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现存语言的差异必然是在需要(一切发明之母)教给他们的方式下逐步从他们身上产生的,而且经过一段长时期后在各地愈来愈丰富。

  语言的一般用处是将心理讨论转化为口头讨论,或把思维序列转化为语言序列。象这样做有两种用处,一种是记录我们的思维序列。这种序列由于容易遗忘,使我们必须从头进行构思,但通过作为标记的语词就可以重新回忆起来。所以名词的第一个用处就是作为记忆的标记。另一个用处是:当许多人运用同一些语词时,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语词之间的连系与顺序互相表达自己对每一件事物所想象或想到的是什么,同时也可以表示他们所想望、惧怕或具有其他激情的东西。在这种用处方面,语言被称为符号。至于语言的特殊作用则是:第一,表示我们通过思考所发现的任何现存或过去事物的原因以及我们所发现的现存或过去事物可能产生的结果。总起来说,这就是获得学术知识。第二是:向他人说明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也就是商讨和互教。第三是:使别人知道我们的意愿和目的,以便互助。第四是:无害地为了娱乐和炫耀而玩弄语词以自娱和娱悦他人。

  相应于这几种用处,语言也有四种滥用。第一是用词意义不准,表达思想错误。他们用这些语词把他们从未构想过的东西表达为自己的概念,因而欺骗了自己。第二是在隐喻的意义下运用语词——也就是不按规定的意义运用,因而欺骗了别人。第三是用语词把并非自己意愿的事物宣称为自己的意愿。第四是用语言来互相伤害。自然既使某些生物具有利齿、另一些具有角、还有一些具有手来伤害敌人,所以除开有义务加以统治的人以外,用舌头来伤害对方便是一种语言的滥用、在有义务加以统治的情形下便不是伤害,而是纠正和改造。

  为了记忆原因与结果的序列而应用语言时,其方式在于给这些序列加上名称并把它们连接起来。

  名词中有些是专有的,只为某一对象所特有,如彼特、约翰、这个人、这棵树等。

  还有一些则是许多东西所共有的,如人、马、树等;其中每一个虽然都只是一个名词,但却是许多不同的具体对象的名称。这一切的总和便是普遍。世界上除了名词以外便没有普遍,因为被命名的对象每一个都是一个个体和单一体。

  对许多东西加上一个普遍名词是由于它们在某种性质或其他偶性方面类似。专有名词只能使我们心中想起一个对象,普遍名词则使我们想起那许多对象中的任一个。

  普遍名词中有些范围大、有些范围小。较大的包含较小的;还有一些则范围相等、互相包容,比方说,身体一词的意义便比人这个词的意义广泛,并包括后者。人和理性两词则范围相等,互相包容。在这儿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名词并不能总是象语法里面那样理解为一个词,有时由于曲折的表达方式而指许多词的结合,因为“行为上遵守祖国法律的人”便只是一个名词。相当于公正这一个词。

  加上这些意义范围或大或小的名词之后,我们就把心中构想的事物序列的计算变成了名词序列的计算。举个例来说:一个人如果生来完全聋哑并一直保持这种状况,完全不能运用语言,那么当他把一个三角形摆在眼前,旁边再摆两个直角(如一个正方形的两个角)时,他就可能通过默想加以比较,发现这三角形的三个角等于旁边的两个直角。但如果拿另外一个形状不同的三角形给他看时,他要是不从头想过一次,就不可能知道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角是不是也等于这两个直角。但一个能运用语词的人,当他观察到这种相等关系不是由于边的长度或他那三角形中的任何其他特殊条件造成的,而只是由于边是直的、角是三个——这正是他把这图形称为三角形的全部条件;这时他就会大胆地作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说这种角的相等关系在所有的三角形中都存在,并且会用以下的普遍词句来表示他的发现:“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于是从一个特殊中所发现的结论便会作为一个普遍法则而被记录和记忆下来,使我们不必在心中计算时间和地点,并且除开第一次以外,也可以使我们免除一切的心理劳动,使我们在当时当地发现为真确的事物对一切时间和地点说来都真确。

  但运用语词表达思想最明显的地方是在数数上。一个天生的傻瓜如果从来就记不住一、二、三等数字的次序的话,那么他在敲钟时便会一下一下数,并且一边点着头说:一下、一下、一下,而决不可能知道钟到底是敲几点了。看来以往曾经有一个时期这些数字的名称还没有通用,人们想计数就不得不用一只手或两只手的手指头来数。因此,现在任何民族的数字名称便都只有十个,有些民族中还只有五个,数完就得从头起。一个能数到十的人,如果不按着顺序背,就会变得糊涂,不知道什么时候数完了这十个数,更不能进行加、减以及其他一切算术运算。所以没有语词是不可能计数的,更不能计算量值、速度、力等等!这类的计算对人类的生存或福利说来却是必需的。

  如果把两个名词结合成一个序列或断语(如“人是一种生物”,成“如果他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生物”等等),而后一名词——生物所指的意义又包括了前一名词——人所包括的一切意义,那么这一断语或序列便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因为真实和虚假只是语言属性,而不是事物的属性。

  没有语言的地方,便不可能有真实或虚假存在;错误倒是可能有的,比方我们预计某种事情不会发生、或怀疑某种事情不曾发生过时便是这样。但在任一种情形下,我们都不可能说这人不真实。

  既然真实在于断言中名词的正确排列,所以寻求严格真实性的人就必须记住他所用的每一个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并根据这一点来加以排列。否则他便会发现自己象一只鸟在上了粘鸟胶的树枝上一样,纠缠在语词里,愈挣扎就粘得愈紧。从古到今,几何学是上帝眷顾而赐给人类的唯一科学。人类在几何学中便是从确定语词的定义开始的。这种确定意义的过程被称为定义,是人类进行计算的开端。

  根据这一点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对于任何一心追求真实知识的人说来,检查以前作者的定义是怎样有必要了;如定义是随随便便定的,就要加以修正或自己重定。因为定义的错误在计算进行时会自行增殖,并且会引导着人们得出荒谬的结论;这些他们最后会看出来,但要是不从荒谬结论的根源所在的开始之处起重新算过,他们就不能免于荒谬。于是迷信书本的人就会象有些人一样,只把许多笔小数目加成大数,不考虑这些小数目到底算得对不对;最后发现错误显著了时,还满心相信原先的基础,不知道怎样才能搞得清楚,而只是浪费许多时间在账簿上来回翻找。其情形就好象是一些鸟,从烟筒进来后,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一样,由于没有那样聪明,认不出是从哪条路进来的,于是便对着玻璃窗上那种非真实的光线乱扑。所以语言的首要用处便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收获。语言的首要滥用则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没有定义。一切虚假或无意义的信条都是从这里来的。这也使那些从书本的权威中接受教育,而不运用自己的思考的人赶不上无知无识的人,其程度正与具有真知的人优于无知者是一样的,因为无知是真正学识与谬误学说之间的中点。自然的感觉和映象是不致于荒谬的。自然本身不会发生错误。人们的语言愈丰富,他们就愈加比普通人聪明或癫狂。没有文化的人不可能杰出地聪明;同时他们要不是由于疾病或器官结构发生病态使记忆受了伤害,便也不可能突出地愚笨。因为语词是聪明人的筹码,他们只用来计算;但却是愚笨者的金钱,他们根据亚里士多德、西塞禄、托马斯或任何其他学者——只要是个人就行——的权威来估价这些金钱。

  举凡可以列入或进行计算,并可以相加而成为和、或相减而留下差的一切都是名词的主体。拉丁人把金钱帐目称为理由,把金钱的计算称为推理,我们在票据或账簿中称为项目的,他们都称为名目,也就是名词。看来他们把理知一词推广到其他一切事物的计算能力上去,就是从这儿来的。希腊人对于语言和推理只有一个名词——逻各斯。他们并不认为没有任何语言不具有推理,而是认为没有任何推理不具有语言。他们把推理的活动称为三段论法,其意义就是言语之间的序列的总结。由于同一种事物可能因不同的偶性而进入计算,为了表示这种差异,其名词便有各种不同的偏离原意的解释和变异。

  这种名词的变异可以归为四大类。

  首先,一种事物可能由于物质或物体而加以考虑;如有生命的、有知觉的、有理性的、热的、冷的、被移动的、静止的等等便属于这一类。物质或物体一词便是通过他们被理解的。所有这类的名词都是物质的名词。

  第二,事物也可能由于我们认为存在于它本身之中的某种偶性或性质而被考虑,好比由于“被移动”、“如此之长”、“是热的”等偶性而被考虑时便是这样。在这种情形下,事物本身的名称只要稍加改变或使之稍微偏离原意,就可以成为我们所考虑的偶性的一个名词。比方对于“有生命的”,将“生命”列入考虑;对于“被移动的”,将“运动”;对于“热的”,将“热”;对于“长的”将“长度”列入考虑之中等等。

  所有这些名词都是使一种物体或物质与另一种物质或物体相区别的偶性和特性的名词,人们称之为抽象名词;因为它们不是从物质中抽绎出来的,而是从物质的计算中抽绎出来的。

  第三,我们也将自己身体上据以作出上述区别的性质考虑进去;例如当我们看见任何东西时,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这东西本身,而是它在幻象中的视见、颜色或观念。当任何东西的声音被我们听见时,我们所考虑的也不是它本身,而只是听闻或声音,这些都只是我们通过耳朵对它所产生的幻象或概念,于是这一类便是幻象名词。

  第四,我们还会把名词本身和语言加以考虑并给上名称,因为一般的、普遍的、特殊的、歧义的等等都是名词的名词。

  而肯定、疑问、命令、叙述、三段论法、说教、讲演等等以及许多其他这类的名词则是语言的名词。

  以上所说的便是各种肯定名词的全部。它们被用来表示,(1)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2)可以由人类心理假想为存在的;或想象出是存在的物体,(3)对物体而言,存在或假想为存在的固有性质,(4)语词与语言。

  还有另外一些名词称为否定名词,是表示某一语词不是所说事物的名称的符号,如无物、无人、无限、不可教的、不可能的等等。它们虽然不是任何事物的名词,但由于使我们能否定运用得不正确的名词,所以在计算、纠正计算或回忆以往的思维时仍然有用处。

  所有其他的名词都是无意义的声音。共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出的名词,意义还没有由定义加以解释。经院学者和陷入迷津的哲学家造出了大量这类名词。

  另一类是把两个意义矛盾而不相一致的名词放在一起造成的名词,如无形体的物体或无形体的实体(其实是同一回事)等等以及许多其他这类的名词都是。因为不论何时当任何断言虚假时,构成断言的两个名词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名词后根本不可能表示任何事物。比方说,如果“四角形是圆的”这一断言是虚假的,那么“圆四角形”这一语词便不可能指任何事物,而只是一个声音。同样的道理,如果说美德可以倾注或吹上吹下这句话是虚假的,那么“倒入的美德”、“吹入的美德”等语词便和“圆四角形”同样荒谬而无意义。

  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无意义的语词便很少不是由某些拉丁或希腊名词组成的。一个法国人很少会听到人家把救世主称为Parole,但却常常听到人家称之为Verbe.但Verbe和Parole根本没有区别,不过一个是拉丁文,另一个是法文而已。

  当一个人听到任何一句话而具有这句话的语词以及其连接结构所规定表达的思想时,就谓之理解了这句话。理解只是语言所造成的概念。这样说来,如果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据我所知是这样),那么理解便也是人类所特有的。这样说来,荒谬和虚假的断言如果是普遍的,便不可能有人理解。虽然有许多人自以为能理解,其实他们只是在愚笨地学舌或默默地记诵而已。

  关于说明人类心理的欲望、反感、激情等语词以及其用法与滥用等,等到讨论完激情时再谈。

  影响感情的事物的名词,也就是使我们感到愉快或不快的事物的名词,由于同一事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发生相同的感情、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使同一个人发生同一种感情,所以在人们一般的讨论中,意义便是不固定的。由于所有的名词都是用来表示概念的,而所有情感又都是概念,所以当我们对同一类事物的感受不同时,就很难避免名词方面的分歧。

  因为我们所感受的事物的本质虽然相同,但由于体质结构的不同和意见的偏执使我们在接受时发生差异,所以便使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我们自己的不同激情的色彩。因此,一个人在推理时便必须注意语词;它在我们关于事物本质所构想的意义以外还会具有说话的人的本质、倾向与兴趣所赋与的意义,比如德与恶等名词便是这样。因为一个人所谓的惧怕、另一个人会称之为智慧,一个人所谓的公正、另一个人会称之为残酷,一个人所谓的大方、另一个人会称之为糜费,一个人所谓的愚笨,另一个人会称之为庄重等等;所以这类的名词从来就不能用为任何推理的真实基础,比喻或隐喻也是这样;但后者的危险性较小,因为它们已经公开表明本身的意义是不固定的,而前者则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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