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说，并没有普遍的人性。这跟我们的传统观念不同，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告子等其他人有主张人性可善、可恶的，有主张人性无不善、无不恶的。后来阳明先生不讲人性，讲“心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其中都隐含着一个主张，就是有统一的人性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发现。这样，人性的探索成为研究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如果我们获知了真实的人性，人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我们便可以此为基础在各方面取得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人性始终暗昧难知。罗蒂觉得我们把方向搞错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千年的话语形成了一个空心的语言雕塑，里边空空如也！

        如果从比较弱的意义上理解“本质”这个词的话，罗蒂应该同意马克思的话：人的本性是他的社会性。一个人脱离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他的所谓“人性”也就无从谈起。人们为了探寻最纯粹的人性，想象出许多试验方法，最典型的当属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戈尔丁的《蝇王》。作为实验，后者好像比前者更富说服力，鲁滨逊先生在被困荒岛之前，早已通过复杂的社会联系获得了许多社会生活的技能，并有计划第试图通过这些技能返回文明社会，而坠落荒岛的孩子们却很容易失去返回社会的希望，成为跟为合格的人性实验小白鼠。实验结果，鲁滨逊回来了，通过对人性的向往人性返回了家乡，孩子们中对“蝇王”的崇拜则取得了对重返人性之乡的胜利。

        《蝇王》的实验似乎可以说明，人性本身拥有是一种自甘堕落向黑暗迈进的趋势。但从马克思和罗蒂的观点看，问题便显出了它的悖谬性。因为，如果说存在所谓“人性”得话，人一旦真正脱离了社会，丧失了社会性，其所谓“人性”便没有了得到确认的资格。无法确认“人性”的人性实验当然是可疑的。人性概念纵使不是空洞的，也是模糊的。达尔文的断言或许是对的：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行为的复杂性上区别于其他动物。回到《蝇王》实验，孩子们对蝇王的崇拜不能说是人性黑暗面的呈现，倒可以说是脱离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后的自然行动。罗蒂认为，古希腊人性观和后达尔文的、杜威式人性观的差异式封闭性和开放性的差异，是“不变事物的可靠性”与“维特根斯坦式和惠特曼式不可预期的变化的传奇性”的差异。传奇性希望的这一因素，以想象力取代确定性，以好奇取代傲慢的这一愿望，打破了古希腊人在沉思和行动之间的区分。杜威把那个区分看作西方思想生活必需给予避免的一个重大精神包袱。看来，这个包袱还是个四海皆背的大包袱。

        放弃了对人性的探索，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是不道德的。罗蒂说得好，道德进步不是一个增加理性的问题，不是一个逐渐消除偏见和迷信，使我们更清楚第看到我们的道德义务的事情，最好把道德进步看作一项增进敏感性的事情，一项增进对越来越多的人和事的反应能力的事情。（靡菲斯特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胡适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些老话如果用到道德进步上可以给我们许多新启示。）这种道德的进步是我们可以希望和力所能及的，这些希望罗蒂通过引证基督教来说明，我们则可以通过发扬孟子的主张来说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扩而充之”，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的推广。如果要适应现代社会状况的新要求，可以总结成一条，就是：我吾我以及人之我。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所说的也基本是这个意思，通过关心其他人所关心的东西，通过增加对他人关心的东西作出反应的能力，就可以期望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有人会说，这又是一个乌托邦，但我觉得，如果乌托邦对人类不可或缺得话，这个乌托邦是优于其他的乌托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