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了篇文章，有朋友问中国诗歌前四中是不是有苏轼，让我给剔除了出去。后来看很多留言虽然对前四是哪四位有不同意见，但大致上对将苏轼和辛弃疾从诗人前四中排除是没有意见的。
可见大多数朋友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并不是说苏东坡的诗不行，而是他实在太能干，词牌、散文、国画、书法、哲学都是翘楚。相对这些方面的崇高地位，他在诗方面创建不多，甚至没有。这并不是说他写得不好，也并非他个人原因，而是进入宋朝，词牌崛起，逐渐取代了诗的日常使用功能而已，是之谓“诗词合流”——而这一行为的始作俑者，就是我们伟大的苏东坡先生。
这也奠定了苏轼在词牌史上的关键地位，而他的诗只是反映了他的文采和思想，于诗风、诗体上并没有大的建树。
要看某个人的诗怎么样，需要大量地阅读他不同时间段的作品。宋初有些人在文采上不及苏辛，却在诗风归正上提出了理论，引导了欧阳修的诗文复古运动，比如梅尧臣（还有一个忘了），他们的诗作没有这么鲜活，但是他们的引导作用在诗文史上要比苏轼、辛弃疾重要。
再打个简单的比方，众所周知辛弃疾是宋词，甚至是整个中国词牌史的最高峰，但是我们提起词牌史上的三巨头来，却是柳永、苏轼、周邦彦，没有辛弃疾什么事情。为什么呢？柳永将小令发展为长调，拓宽词牌体式；苏轼以诗入词，拓宽词牌主题；而周邦彦规整了所有词牌，成为集大成者，我们称之为“词中老杜”——这种角度就是从词牌体式发展来看，个人艺术成就虽然不及辛弃疾，但是于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才能成为关键人物。
而宋朝诗人虽然流派非常多，有西昆体（承李商隐），有反对西昆体走火入魔的太学体，有香山体（承白居易），有江西诗派（承杜甫），还有四灵诗派，江湖诗派，一片洋洋大观，但是我们现在能记得多少诗人呢？大概就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而这其中，北宋气象高于南宋，所以宋朝诗人要选三巨头，就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假如我们要弄个绝代双骄，黄庭坚就出局，剩下王安石、苏轼。
所以，你看苏轼觉得他的诗一般，实际上他的水平在宋诗中已经是坐稳了第二把交椅的。
这与文采无关，他文采高，但是太分散了，而且明显在其他领域成就更高。
苏轼的文学成就就是满天星河，诗只是其中最不亮的一颗。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看不起诗，视之为末技，但是文采是妥妥的，即便是以诗言事的《明妃曲二首》，也是妥妥地古体翘楚。在他退休之后，隐居半山，诗风开始走向唐诗风格，而风云半生的经历又为他的意境添加了一份淡然。因此王安石晚年的荆公体，成为了宋诗没有被理学污染的一片纯洁天地。他以此占据了宋诗的最高峰，也只是像唐诗而已。
宋诗被理学思想侵袭，词牌占据了下层娱乐阵地，诗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和老百姓划清了界限，也就失去了生活热烈的创造源泉。所以宋诗就像板着面孔的高知美女，远远地，穿透心灵地看着你——美则美矣，但是并不讨喜。
在这种环境下，整体出不了大唐至情至性的诗歌特色——诗歌的情感轻了，自然就失去了味道。
我们看苏轼最流行的一些诗句：“只缘身在此山中”、“春宵一刻值千金”、“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树梨花压海棠”，无不是在讲道理。
这就是典型的宋诗特色。
说教有谁爱听？怎么才能让人爱听？生动、比喻，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潜移默化地讲自己的道理。
而这正是天性幽默乐观，又有才情的苏东坡最擅长干的事情。
老百姓能记住的，流传最广的苏轼诗句无一不是这种通俗易懂，比喻生动有趣的作品。
他是用精致的语言在讲道理，而唐诗是用天然的语言来抒发感情。
这就是唐诗高于宋诗的地方，也是王安石的半山体要比苏轼诗更好的原因。
所以，和整个唐朝的诗人比起来，苏轼的诗是堕了下风的，这种下风并非文采、人品导致，而是时代文风的影响，是诗歌史、诗词史自然发展的趋势。
宋诗也是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却永远在唐诗之下，要不然怎么说“唐诗宋词”呢？
但是和后来者，特别是近现代古诗创作者来比的话，苏轼的诗已经算是天人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