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缘巧合非洲打工 莫名其妙机场被阻
最近，39名疑似越南偷渡者惨死货柜车的事件引起很多人震惊。尤其提醒那些想国外“淘金”的人，要深思慎行。外面的世界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
我的一位朋友机缘巧合下，2012年去非洲务工，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相比“死亡货车”，我是幸运的。但他每每提及那次遭遇，都心有余悸。
为方便叙述，我用的第一人称。
我叫殷钢，湖北鄂州人。做房屋装修，有时也工地支模。
2011年底，我接了个装修礼品店面的活。主顾是个四十多岁很有气质的女士。因为要赶档期也是不放心质量，她一天到晚都在现场盯着。看到我跟两个搭档做事认真，做工精细时，她说起话来眉飞色舞的。
有天聊天时，她突然说有个认识的老板在国外做工程。现在正好回来需要几个工人，问我们是否愿意出国打工。
听到出国，我们一合计，觉得新鲜好玩又能挣钱。就问她工资待遇如何？她说要想去的话，就带我们去，直接跟老板谈。
于是她亲自开车带我们到武汉东湖宾馆见那位老板。
老板姓贺，湖北咸宁人。据说以前是某大学教授，现在非洲莫桑比克做援建工程。
最后谈定：我们自己办好护照，由贺老板负责办理签证，报销来回路费，每月一千五百美金（当时我们在家每天工钱一百块钱左右）工资按月发放，管吃住。
我们回来做完手头工作，就抓紧时间办好护照，寄给贺老板。他公司办好签证，发来邀请函。办齐所有相关证件后，我跟贺老板约好出发时间，他派人在机场接我们。
2012年二月底，我们从广州到香港，又飞泰国曼谷，转到肯尼亚的内罗毕，第二天晚上才到达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出机场时，尽管所有证件齐全，我们还是被拦住了。由于语言不通，有个警察伸出一个手指头，又比划了半天，我们才搞明白需要交钱才能出关。
当时我们三人中，只有我身上还有三百元人民币。无奈，我抽出一张递过去。谁知对方连连摇头：“NO,NO,NO”。直到他拿出笔在一张纸上写出：300USD。我们才知道他们要三百美金。
当时我们可以说是身无分文，哪里来的美金？手机在那里又没信号。正在僵持时，武汉的谢会计过来了。
谢会计是贺老板安排来接我们的。他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我们出关，就进来看看什么情况。幸好有个当地妇人同他一起，跟警察交涉半天才放我们走。
几番折腾，我们出国的兴奋，第一次坐飞机的喜悦，早飞得无影无踪。
出得机场，看到马普托的凄凉，感觉连我们国内二三线城市都不如。等我们到达工地，原来印象中广阔的大草原，竟然满目荒凉。顿时心里犹如大冬天喝了冰啤酒一样凉了半截。
（二）任劳任怨踏实苦干 突如其来工地被抢
贺老板在莫桑比克有好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开工，但他并没把我们三个分开。我们的工作就是带领当地工人干活，并负责检查质量（工程主质量有专业技术员负责），有带班的意思。
看来，老板对我们还是很信任的。这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倍感欣慰。当我们熟悉情况后才发现，那里不是一般的落后。
我们工地按当时先进标准规建一所学校。可当时周围目光所及就那么几十户人家。在我的意识里，非洲是辽阔的大草原。可那里给我的印象是荒寞。
按工程进度，工地每天需要四十个当地工人就够。当地工人每天十美元，还不断有人想要来干活。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我们老家，听说哪里可以挣到钱，不管多少大家一窝蜂的去。
我们工地也是“人满为患”。我们项目经理山东人胡工，人爽快，心也好。私下跟我们说：“看他们当地人挣钱也不容易，只要干活不是太差，我们尽量留下来用。你们把他们安排好，不要让他们偷懒就行了。”
人员逐渐由最初两个班组增加到三个班组，正好我们三个每人带一个班。人多了不好管理，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我们之间的交流靠手势加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有时一个简单的事，需要反复比划好半天。
我从来没管过那么多人，开始很担心那些黑人不听话不好管。慢慢地，我发现大多数人干活很踏实。有时候就一点小事，明明一个人去做就可以了。我手一指，会有几个人争抢着一起去做。每个人见到我都一副憨笑讨好的模样。
在一块儿久了，我能大概听懂一些他们说的话后，才搞明白他们如此踏实肯干，是担心失去这份挣钱的机会。
明白这个原因后，我暗道原来担心他们不好管理是多余的。随着一天天相处，我越来越感觉这群人跟我一样憨厚可爱。
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工程进度和质量都保持着高水平高标准。我们几个乐观地想，一直这样下去，五一就可以休息一天啦。却不知一场劫难正向我们悄然而来。
四月二十那天，天气一如既往的很好。一切也都跟往常一样，一如既往的好。我们心情更加好，因为接到通知，公司会计会来工地给我们发工资。
上午十点多，正好快下班时，谢会计和出纳小吴开车来到我们工地。我们便通知工人尽快忙好手头工作后不要走远，等候通知。
我们听到拉枪栓响时，谢会计把斜挎在肩上的黑皮包转到面前，抱到怀里刚坐下，胡工正在给每个人倒茶，我们三个正拉凳子坐下准备打开手里的记工本。
谢会计“不好”两个字还没说完，项目部办公室的门被撞开，十来个黑人冲了进来。有三四个手里拿着枪指着我们。
胡工手里的开水瓶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为首的一个黑人吼了一句（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不许动的意思），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马上又把枪口对准了胡会计。
其他几个枪口对着我们，示意我们双手抱头蹲下。
跟影视剧中看到的场面一样，我们几个双手抱头蹲在一起。胡工放下开水瓶蹲下时，对着我们摇了几下头。他是我们上司，又是老江湖，他意思是叫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那一刻我的心，跟挂在墙上的石英钟一样一蹦一蹦的。
为首那人拿枪指着谢会计的头，他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看着黑子（我们对当地人的称呼）把装着工人工资的皮包从肩上拿走。
然后他们仍然枪指着我们，井然有序地退出门外，迅速撤离了。前后不到三分钟，就象在进行一场演习一样。
我们几个哪经过这种场面？劫匪们撤离了好一会儿，我的腿还在打颤。
还是谢会计和胡工见多识广。招呼我们几个坐下喝口水，平复一下心情。
在谢会计跟老板打电话汇报情况时，胡工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治安比不得我们国内。那个时候千万不要妄动，不然劫匪真的会开枪杀人。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们训练有素，显然是惯犯有备而来。
“赶快报警啊。”我说道。
“肯定要报警的。”跟老板通完电话的谢会计接口说道：“别指望警察局有啥结果。”
“老板说了，人安全就好。其他的事他来处理，让我们不要有心理负担。”
是啊，出门在外为了挣钱。但任何时候人生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说实话，当时我只是紧张。但过后任何时候想起那一幕，浑身都会打颤。尤其胡工说的：要是我们有一点妄动就有可能命丧当场。想起就后怕。
我还四十不到，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要在这鬼地方呆下去了，我有了回家的念头。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也跟我一样有这想法。我没问他们，他们也没跟我说。可能都怕对方笑话是孬种吧。
第二天，贺老板同谢会计一块儿驱车来到工地。对我们进行了安抚，也算是一个交待。要我们安心做事，十天左右，公司会把工资补发下来。公司会改变方案来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以后每个月，我们把核对好的工天上报公司后，由公司统一核算。所有的工人亲自到总公司去领。这样虽然麻烦一些，但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了。
年底回来过春节。签证，合同也到期了，我们都没有再续签。
对于我来说，非洲就是一场噩梦。此生，也许我不会再踏出国门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