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转)

这并非弗兰茨·卡夫卡的名言,却是最令我难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现在卡夫卡写给自己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同一页纸上,卡夫卡还写下了“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样悲观的言辞。再联系到卡夫卡那些阴暗的作品,许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必定是一个病态而怪癖的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读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忆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精神健康、内心简朴的人。他的朋友韦尔奇在回忆中说:“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丰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他的另一个亲密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也记述到: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而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在一九二一年与卡夫卡关系破裂后,还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惟独他是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可就是这样一个“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却称自己“是完全无用的”,“必将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许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卡夫卡是被简化过的,真正的卡夫卡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但也有人会说,卡夫卡是怎样一个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三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一批短篇小说,一些随笔、谈话录,加上日记、书信,以字数计,对于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发表的字数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马克斯·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坚持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们最多只能读到《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这几个短篇小说。然而,这依然不能改变卡夫卡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我是完全无用的。--如同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经典母题一样,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种悖谬的效果。这个健康的人、合格的工伤保险公司职员、常常能给朋友们以帮助的人,坦言自己的“无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征。这种无用,与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绝望、荒诞、受难等景象密切相关。或者说,无用正是绝望的表现之一。 卡夫卡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写作是无用的,存在是一种无能。这可以成为进入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入口。他终生都在描写日常生活的磨难,以及权力系统对一个人的消耗和压迫,卡夫卡把这些归结为是存在的无用与无能对自我的瓦解,他无法使自己获得存在的真实性,也无法找到拯救的力量,绝望就在这时建立起来了。这一切,已经和卡夫卡的为人处世无关,他的写作,永远忠实的是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个在朋友眼中“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的人,才会在日记中悄悄地写下:“我和别人谈话是困难的。”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现实和内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尽职守,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和父亲的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中建筑起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用埃德温·缪尔的话说是“一个地下世界”,“在那里我们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个物体的物质都远比地上空间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纳茨·粲格勒的话说,“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前的世界”,不过,卡夫卡没有能力出示拯救的道路,他曾经说过:“我是欢迎永恒的,但发现永恒却使我悲伤。”--连永恒似乎也成了无用的,也就难怪卡夫卡会拒绝发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销毁自己的所有手稿了,从根本上说,他时刻面临着写作和存在的双重绝望。 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一直带着这种绝望写作和生活的。从无用产生绝望,而绝望给予他力量,这种悖论式的卡夫卡母题,与我们当下的生存和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记得很清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卡夫卡在中国成了一个嘹亮的名字,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的象征方式、文体特征、经验记忆、精神线条都被中国作家所热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国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谈论卡夫卡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现在的中国作家,可以轻易越过鲁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图克服的障碍,在另一个精神地带安全着陆。 难道卡夫卡的精神难题在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没有。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夫卡的预言,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从精神意义上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中国,卡夫卡就像一个“老翁”一样,正在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写作从内心撤退,开始转向生活的外表,转向可以交换的商业领域。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要生产叙事,欲望就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我想,可以交换的欲望叙事就是一种“有用”叙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叙事是“无用”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完全无用的”,不能被交换,也不能被纳入经济系统。而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实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的“无用”,成就了他在写作上的大用--开创了一条通往艺术和内心的崭新道路。 中国长期以来推崇“文以载道”、“诗言志”,即便到了近代,也还有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专断--显然,这些观念的背后,活跃的还是一种“用”文学的思想。如今,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写作似乎又多了一个被“用”的广阔领域:以写作获利不仅限于名声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业利益之中,结果再次导致写作沦为工具,使之偏离精神和信念的轨道,严重的,还沦为一个时代的笑柄。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确是无用的,它什么也不能改变,它的存在,不过是表明人类的内心还有那么一点奢侈的念想,还有做梦的权利。卡夫卡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写作,即便还有什么作用,也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绝被支配,更拒绝被利用,它只为人类的内心作证。 二、不可治愈的不幸 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 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许,他在自己写下的这段话里,感受到了难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这多少有点“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经这样自嘲过,但是,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绝进食,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像,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因此,卡夫卡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他更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精神限度——他所呈现的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母题。后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运,而是耗尽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他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包括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周围充满的都是虚假的事物,许多时候,就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但他们从不放弃努力,直到生命耗尽,也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真实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直得不到证实,那个最高当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隐匿不见,一切都变得恍惚而迷离,并充满着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而这,也许正是卡夫卡对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无法获得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那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而《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个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东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这表达的不过是理想的代价和存在的脆弱……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达个人的存在境遇,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普遍的生存悖论:存在本身,往往与存在的目标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写作中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存在的不幸”。勃罗德曾经把不幸分为两种:“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罗德的说法,后一种不幸是不能用社会的、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的。而卡夫卡发现和承担的正是这种不幸:“这种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将会更沉重地压迫着他。”卡夫卡终生的努力,就是试图把自己从这种不幸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渊,却怎么也找不到向上腾跳的动力。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 今天,当我们重新领会卡夫卡所发现的不幸境遇,不禁要问,卡夫卡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发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以为,“头朝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存在的真相依旧是隐匿的,被遮蔽的,一个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观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视力和方法都无能为力,他需要突破。这个时候,“头朝下”就成了一种反叛,成了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它意味着不符合规范,“野”的,“是从文学外走来的”(汉斯·马耶尔语)。卡夫卡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人变成甲虫,写人与城堡的关系,写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就当时的文学而言,都是“头朝下”的方式,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从精神体验上说,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学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关乎文学和存在的政变。当旧有的经验和话语无法再穷尽自己的内心时,卡夫卡毅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出逃,由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人性景观。 三、每个人都在斗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经精辟地指出:“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外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这正是卡夫卡独特的文学品质,他的作品,总能带我们向内转,从而不断地逼视自己的内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正是从存在出发,卡夫卡才对生活和现实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姿态,并坚持和生存中的不明事物作斗争。卡夫卡的勇气便体现在此。他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正如他笔下的“饥饿艺术家”,拒绝吃不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一样,卡夫卡也是一个有自己“胃口”的作家。为了坚持自己的胃口,他必须斗争,必须抗衡现实中的各种“食物”。这种斗争和抗衡,其实就是使他笔下的生活描写“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卡夫卡注重细节,但并不被这些细节淹没,他总是能够通过象征和梦幻,把细节推向一个高度,使人察觉出细节背后的存在意味。 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才能和禀赋,能够使自己的描写通向存在。尤其是在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文学叙事,细节不断欲望化、仪式化,但并不关涉存在,而只作用于感官。每当看到这种浅表化的叙事在文学界泛滥,我就会想起卡夫卡那句著名的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这真是一句经典的叹息。卡夫卡把“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探查人类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却是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觉的、产生意义的“活着”,它是理解卡夫卡作品的关键词,也是通向卡夫卡内心深处的一条小路,有了这条小路之后,就能抵达卡夫卡笔下的存在图景,并有效地解释它。 福楼拜说:“人们通过裂缝发现深渊。”在我看来,“生存”正是卡夫卡作品中的裂缝,由此进入,一切都将昭然若揭。而在“生活”向“生存”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忘记卡夫卡经常在日记中提及的“斗争”一词: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点。……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 对于卡夫卡来说,他斗争的对象永远是“生活”。在他眼中,生活是有质量上的差异,也有不同的价值向度的。他渴望在生活中重建存在的意义,并拒绝过一种没有经过斗争、没有净化的生活,“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但我们要记得,卡夫卡绝不是个厌世主义者,他不过习惯于对一种没有质量的生活提出希望,并产生修改生活的强烈愿望。在这点上,他的女友密伦娜是最了解他的。密伦娜曾写信给勃罗德说,卡夫卡“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反对就是斗争,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梦中挥动着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这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凝聚一个作家巨大的勇气。过去,我们习惯把写作的敌人看成是环境的不自由,思想的压迫,或者形式上的陈旧,等等,以为这些才是困扰作家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表层的,真正困扰作家的还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惯性和庸常,荒谬和冷漠,如何将它处理成一个存在事件被重新审视,并使之向新的意义敞开,这才是写作急需解决的难题。 卡夫卡是通过对生活荒谬性的揭示,并通过对生活的变异来表达存在的。用加缪的话说,卡夫卡是用普通事物表现悲剧,用逻辑性表现荒诞的。比如在《变形记》、《城堡》、《诉讼》中,无论卡夫卡运用了多少奇异的、梦幻般的场景,他都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事实描述,将这些经验转化成卡夫卡式的寓言。在《城堡》中,K的希望是被城堡所接纳,于是他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以解除那使他同村庄格格不入的奇怪的诅咒,在这个过程中,K每一次的行动,都逼真而合乎逻辑,但最后,整部小说却成了一个象征,一个荒谬的寓言。这就是卡夫卡的伟大,他总能在完全不顾日常生活逻辑的情况下,准确地传达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扭曲了生活的常态,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有意思的是,卡夫卡笔下的每一种生活形态,都包含着对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批判。甲虫和人,饥饿艺术家和观众,K和城堡的官员,等等,他们之间实际上成了两种生活形态的对立,卡夫卡所要呈现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在生活的压力下,一切都不正常了——正常的事物,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让它重新显形。也就是说,任何残存的存在的幸福,都需付出代价来争取,它不会从天而降。 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这话强调的是,生活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如果换成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受难”:“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事物之间的唯一联系。”受难是一种生存的承担,是积攒希望;不理解受难和斗争的价值,我们就无法明白卡夫卡为何总是将他的人物置于苦难的情境里,而丝毫也不表示出对他们的同情。因为只有经过受难和斗争,希望才显得真实而不廉价,正如尼采所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 四、不要绝望 《诉讼》是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它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双手扼住了K的喉咙,另一个人将刀深深地刺进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他看见那两个人就在他的面前,头挨着头,观察着这最后一幕。“真像一条狗!”他说,意思似乎是,他的耻辱应当留在人间。——卡夫卡将K的死描写得如此冷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绝望图景。但加缪告诫我们,这并非最后的结局,应该想像,在“耻辱”的上面悄悄爬进了希望。 这是一种特殊的希望,它常常以“不绝望”的形态出现。卡夫卡很少直接谈论希望,但在他笔下,绝望总是和希望胶着在一起。绝望越强烈,希望也越明显。这是卡夫卡作品中另一个著名的悖论。《诉讼》和《城堡》就是这一悖论的生动说明:《诉讼》提出问题,《城堡》解决问题;《诉讼》诊断病情,《城堡》开出疗方。加缪论述到这点时,引用了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名言:“我们必须毁掉了人间的希望,才能在真正的希望中得救。”并称,这句话也可以改个说法:“必须写了《诉讼》,才能开始写《城堡》。”按照多数读者的理解,在这两部作品中,卡夫卡写了一种人在世界上无路可走的绝望处境。现在看来,卡夫卡毁掉的只是“人间的希望”,在他绝望的表情之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真正的希望”的召唤。如他自己所说:“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 ——“不可摧毁之物”一词,多次出现在卡夫卡的言辞中。这不仅是他宗教观的体现,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卡夫卡的希望哲学。这可能是卡夫卡身上最为可贵的一点:他并不愿意被绝望吞噬,而是至死相信,有一种希望终将降临在自己身上。为此,卡夫卡曾在日记中真诚地劝告我们: 不要绝望,甚至对于你并不绝望这一点也不要绝望。在似乎穷途末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 “不绝望”是卡夫卡的独特表述之一,它与其说是希望的同义词,还不如说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甚至有的时候,它比绝望还更为荒谬。就像《城堡》中所说的那样,克拉姆一天不出现,K就一天也没理由绝望。这种状态,大约就可以称之为“不绝望”。它与希望无关,却大大丰富了绝望的边界。这就是卡夫卡所体验到的荒诞,它总是伴随着虚幻的景象,使存在一直处于真空状态,永远无法抵达那个真实的彼岸。因此,卡夫卡是一个描述绝望的作家,但他也为我们辨明了希望。--他对廉价的“人间希望”的蔑视,其实是为了召唤一种真正的希望。可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呢?卡夫卡一直拒绝说出,或者说,他根本就无法说出。在一种密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绝望境遇里,卡夫卡并未获得一种洞穿绝望的根本力量,因此,他还不能说出希望具体指的是什么。 或许因为人间的希望已经泛滥,真正的希望反而隐匿了。加缪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为《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作结:“他难以置信的裁决就是这个丑陋的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的世界,它指向的可能反而是绝望,是一种荒诞的绝望感。因为我们知道,希望和希望是不一样的。许多看似是希望的事物,说白了,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安慰品。卡夫卡之后,关注绝望和“不绝望”的作家,远不如描写“希望”的作家多。可作家们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希望”呢?在中国,可能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一些应景的意识形态图景而已。现在,甚至连消费的快乐和欲望的放纵,也被一些人渲染成了这个时代新的“希望”。 在这样的“希望”丛林里,和“不可摧毁之物”无关,和信念无关,它恰恰是卡夫卡所批判的那种“没有生活价值”的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说,卡夫卡是一个反对确定性的作家,他眼中的希望,就像那座城堡一样,在雪地里显得异常的不真实,因为克拉姆从未真正出现过。 唯一真实的,也许仍旧是绝望和“不绝望”。它是人类生存图景最为真实的描述。因此,一个没有体验过绝望的人,不配在作品中谈论希望。卡夫卡从未停止过对绝望的抗争,他相信,一旦个人的真实性得以确立,一种真正的希望就会在这里准备出来。也许,他料到了这个斗争永远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称自己是无用的,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把自己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中,为了辨明存在的方向,为了希望的出现,它经受住了来自绝望的巨大压迫和磨碾。他在遗作中不无悲伤地说到: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卡夫卡通过写作,把自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幸存在”,使之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精神标本。从这里出发,他显得无所顾忌,他像一个孤独的旅人,主动承担着那个时代的所有苦难,并带着它一起生活、一起上路。他伟大的体验,廓清了人类在二十世纪的存在边界,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更清晰的形象。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卡夫卡的牺牲和殉难,今天的我们会对自身的境遇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肤浅的时代,卡夫卡已经成为一个路标,多数人看到他阴郁的面影就绕道而走,惟有自觉的存在者才愿意在他面前停留。 与卡夫卡差不多时间出生的伟大人物还有:穆西尔、里尔克、爱略特、乔伊斯、马拉美、普鲁斯特、伍尔芙、福克纳、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克、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可谓群星汇聚,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承担着卡夫卡这样严重的存在后果,他是二十世纪真正的精神先驱,他的写作,为后来者划定了希望和绝望的限度,而且,至今也无人能够超越这个限度。 看来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我经常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的这句话,我觉得再没有一句话,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卡夫卡的阅读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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