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焕英》背后的工厂往事:有一种故乡,叫做“咱们厂”

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子弟》的作者潘一掷,同时也是豆瓣小组“厂矿子弟”的组长。今天很荣幸来聊聊关于三线工厂的一些集体性回忆,题目就叫:有一种故乡,叫做“咱们厂”。

想必大家春节期间刚看过大热电影《你好,李焕英》。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湖北襄樊宜城的三线工厂东方化工厂(525厂),取景则是在另一个三线厂卫东机械厂(846厂)。导演兼演员贾玲就是在三线厂内出生成长的“厂二代”。由于全国三线工厂的共性非常显著,这些工厂子弟的人生轨迹也非常类似,大家都对于故乡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往事。


我所出生成长的工厂叫做向东化工厂,和电影的发生厂东方厂(525厂)的母厂辽阳庆阳化工厂(375厂)属于兄弟厂,都归属五机部管理。基于多年的习惯,我们一家张口闭口都说“我们厂”。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我们一家是三代同厂:我母亲是厂子弟小学教师,父亲是生产处调度。我自己以及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侄女外甥,全都是出生在职工医院,上的厂办幼儿园,念完子弟小学和子弟中学,后来考上大学的就离开了工厂,没考上大学的入厂当工人,对, 我离开了工厂,我哥哥姐姐一直都在工厂上班。——算起来,从我父亲1953年入厂,之后和我妈结婚生育儿女,一直到2005 年工厂破产,我们一家子在厂区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像我家这样三代同厂的情形,在我们厂非常普遍。所以说,“以厂为家”不仅仅是一种集体精神,更是众多厂矿家庭的一种生活状态。

(可惜我们家搬家的时候,因为我在外地,没留下全家和老房子的合影。)

在厂矿小社会环境下长大的我,真正走出工厂是1993年到沈阳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曾经有十年的时间天南地北出差跑业务,期间遇到过各地许多客户都是厂矿子弟,深入一聊,发现彼此的厂矿经历非常相似,有着很多的共鸣。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厂矿子弟数量能有三千万。也是从那时开始,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想要写下这个广大群体的共性故事。于是我坚持常年积累素材,直到2018年开始动笔。

在写作的同时,我还在豆瓣网上建立了“厂矿子弟”小组,现有上百个工厂的两千二百多个组员。很多组员图文并茂地分享了少年时在工厂的成长故事,我逐一读下来的收获,一是印证了这一群体成长轨迹高度相似的结论,二来也启发了很多关于细节的回忆,使得笔下的故事更趋近于时代现实。以上就是《子弟》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

好,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个概念——“三线建设”,因为三线厂的这个定位贯穿了我们厂的六十年命运。在百度百科上,三线建设是这么解释的:

自1964年起,我国中西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工企业“三线厂”建设。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称为“三线厂”。

以上可见,三线厂的首要特点就是跨地区的工业迁徙,并由此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飞地小社会。

以我们厂为例,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尤其是东北人居多,这是因为前身老厂位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畔。前身老厂建厂于1945年,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功勋厂。等到六十年代,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事件”,经周总理指示,我们厂启动了南下搬迁计划。原本是要准备搬到山西陕西一带,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最后决定搬往辽西的努鲁尔虎深山里。

(《金婚》里佟志被调去建设三线)

哪怕是今天,要搬走一个万人大厂的连人员带设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当年像我们厂这样南迁西迁的单位有一千多个。所以说三线建设艰苦卓绝,无声而浩大。

在1967年的春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上千名男职工率先开赴辽西,在深山老峪里从扎帐篷驻营开始施工。为了赶生产进度,他们“先生产后生活”,夏天住席棚,冬天住“干打垒” 的夯土房。由于没有大型机械工程设备,许多基建工程只能靠人工肩扛手抬。他们平地铺路,架电线,建厂房,修堤坝,真正践行了毛主席倡导的“愚公精神”,三年多的时间都在工地上,可以说,新厂的每一砖石都留有父辈们的汗水与心血。

当时,一边是千里之外的辽西新厂在建,一边是黑龙江老厂区的生产生活在继续。上千名女职工及家属在老厂边上班边拉扯孩子。类似这样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在“三线建设”时期非常普遍。正如《金婚》里的蒋雯丽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很辛劳,这个情节很真实。我妈妈比蒋雯丽要轻松些,当时她只管我哥和我姐,我还没出生。

1970年,“愚公移山”的父辈们终于在荒凉的山谷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新厂。这年秋天,按照中央指示,老厂的全体职工家属连同生产设备正式南迁。当时的搬家专列是客货混编,一半是货车车厢,拉生产设备,各种化工釜槽;一半是客车车厢拉人员。上万人人手一张特殊车票,车票上只写座位号,不写起点站和到站,背面印着口号“革命纪律无不胜”。除外中途在四平加水,这十几辆专列火车全程不停站,一口气从黑龙江兴凯湖畔跑到了辽西努鲁尔虎山下,因为是保密专列,沿途车站的铁路职工都不知道这些客货混编专列的底细。

搬家之后,我们厂有了一个新的厂名,叫做辽宁向东化工厂,内部番号还是原来的475厂。当时的“三线建设”部署方针是“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工厂和科研单位要靠山、分散、隐蔽,必要时还要进洞,确保在核战状态时打不烂炸不垮”。按照这样的部署方针,我们厂隐蔽在努鲁尔虎山脉最深处,坐火车到最近县城也要两个小时时间。

(说到铁路,顺便说一下,为了保证辽西三线工厂群的物资供应,沈阳军区修建了一条“辽西战备铁路”,也称“魏塔线”,和著名的成渝铁路一样,这条铁路也是三线建设产物,沿途地质条件复杂,要穿过很多隧道和桥梁。小时候父母带我坐火车去县城,告诉我不用看表,只要数到第十三个隧道就该到站了。等下了火车,全体乘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车站水房洗脸,因为蒸汽机车的烟灰在进入隧道时会倒灌进车窗内。)

我从小在这样的深山厂区里出生长大,真是看惯了群山,听惯了鸟叫。十五岁那年,我去黑龙江爷爷家做客,在松嫩平原上第一次看见夕阳慢慢没入地平线,自己身影被拉长到三四倍,我内心激动不已。因为之前我看到的都是落日依山尽。

这种“靠山,分散,钻洞”的建厂方针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便于隐蔽,美帝苏修的侦察机可能找不到,轰炸机也炸不到。弊病就是钻山太深,难免会遭受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我们厂不得不常年与洪水,塌方和泥石流作抗争。“五年一小洪,十年一大洪”。下图是厂电视台在94年拍摄的洪水河道。山洪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来势汹汹,被当地山民叫作“牤牛水”,经常冲进山沟里损毁厂房和设备。每次洪水过后,低洼的十里厂区就会变成了十里烂泥地。这时工厂“重建指挥部”开始上场,指挥各车间青年突击队和党员模范先锋队,争分夺秒抓紧时间重建厂区。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使命是备战,所以重建都是不考虑成本的。可是等到八十年代战备状态结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像我们厂这样三线工厂就面临着一个先天缺陷:地理区位偏远,市场和运输极其不利,成本和物流都是问题,况且还有自然灾害袭扰,这是造成工厂破产搬迁的一个主要原因。随便说一下,钻山太深不仅仅是我们的厂的困扰,很多三线军工厂都有这个难题,这个问题很普遍。

刚才说完了三线厂作为工业迁徙的飞地概念,下面我来说说三线厂的另一个特点:保密和半封闭。

首先是厂名保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国防工厂一般有三个厂名。第一厂名是文字厂名,用于对外联络,例如:辽宁国营向东化工厂,湖北国营红卫机械厂。第二厂名则是代码番号,例如:475厂,5223厂。第三厂名则是“驻地XX号信箱”,例如:宝鸡51号信箱,成都82信箱。是不是听上去类似于古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

下面我来倒叙说说这三个厂名的由来。

先说第三厂名,“信箱厂”的说法,是由于保密工厂最初不直接和外界地方接触,发往厂里的信件和报纸也由当地邮政部门专人送达。直到今天,成都东郊的建设路片区还在用“信箱厂”来称呼这些曾经的保密工厂。

(图示:106信箱即773厂,又称红光电子管厂,主要生产示波管、显像管。69信箱为719厂,对外称为新兴仪器厂,为地空导弹生产弹上无线电控制仪等。82信箱,即715厂,对外称为宏明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电阻电容元件。)

再来说说第二厂名,也就是代码番号,例如上面三个信箱厂又叫773厂,719厂,715厂。正式的厂内文件和职工工作证上都只写工厂番号,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系统。

在我们厂内部,各个下属车间和分厂也有代码,甚至子弟中学也有代码,叫做205。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为啥中学也要保密呢?如果回到八十年代的我们厂的马路上,两个熟人打招呼,他们的对话可能是这样:“老李,你这时要去哪儿?”“我去202开工资,王老师你呢?”“我去205,今天学校返校。”


第一厂名是对外厂名,经常被用到,很多名字都充满了革命色彩,例如“卫东机械厂”、“前进农机厂”、“向东化工厂”、“红旗机器厂”、“红卫仪表厂”、“光明机修厂”、“险峰电子厂”。有些厂名还挺有迷惑性,例如,生产枪炮的重庆长安厂在抗战期间曾经叫作“宁和茶社”,贵州的水城钢铁厂最早化名为“青杠林林场”,我们厂最初也曾托称为“东北酿造总厂”,谁也不会想到如此打酱油的厂名其实是生产无烟火药。

就连麦家小说《暗算》里的“七零一”监听情报所,也是对外托称“植物研究所”。

(《暗算》电视剧:701情报所大门图)

除外保密代号,各个国防工厂还有保密制度。

我们厂的产品是无烟火药,生产区被十几里电网包围,直到八十年代初还执行全民保密,职工和家属都经过保密培训,对外坚称工厂是生产农药化肥。按照工厂的保密纪律,父母甚至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聊军品生产情况。记得有一次,看见工厂开进来很多运棉花的卡车,我就问父亲这是要做什么产品?我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是“大集体”针织厂要生产棉大衣。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无烟火药的基础成分是硝化棉,而那些运进来的棉花,正是生产无烟火药的原料。

我曾听过不同工厂的子弟都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某厂业务员坐火车出差,和对面旅客聊得投机,就在纸条上写下了工厂总机电话号码。后来那位旅客把电话打到了厂交换台,要找这位业务员发展友谊。结果这件事被反映到了厂部,业务员被严肃处理,背上了一个警告处分。大家讲的情节基本一样,只是背景发生在不同厂子里,所以我有点怀疑这是保密培训的一个通用案例。

讲完了工厂的保密,再讲一讲厂区的半封闭。

我们厂一直跟地方上隔阂很深,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保密的缘故,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民俗民风的差别。我们厂职工大都来自黑龙江,与驻地城乡的生活习俗截然不同。例如我们厂内通行“厂话”,是接近于黑龙江话的普通话,与本地的口音大大不同。“厂话”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据说洛阳涧西“六大厂”各有各的“厂话“,与洛阳本地话大相径庭。

上大学时,我曾参加过一次老乡会,在一群操持乡音的同学中,我就是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后来第二次同乡聚会,也没人再来约我。所以说,我们这些三线子弟一直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故乡本来就是飞地,后来工厂废弃,飞地又被连根拔起,按照王小帅导演的话,我们成为一群没有根的人。

前面讲的是三线厂的特殊保密和封闭环境,现在讲讲我们厂内社区的特点,一句话总结就是:自成体系的同质化集体生活。

先来说说厂区布局的同质化。对照全国各地的三线工厂,大家会发现在设地布局,建筑风格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规律性非常明显,大都生产区依山,生活区傍水,厂区地形狭长绵延,很多厂子号称“十里车城”“十里炮城”“十里纺城”,我们厂也曾自号“十里化工城”,最大的一块平地建是生活区中心,建成了毛主席广场,文化宫,体育馆,图书馆,职工医院,子弟中学,职工技校,邮局银行,厂招待所。离中心区不远处是四个家属区,被山岭和农田间隔,靠一条主干道贯穿串联。每个单独的家属区内还有浴池,子弟小学,服务社,幼儿园和锅炉房。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想看一看家属区是什么样的,由于很多老楼已经夷为平地,我就只能放一张其他三线工厂的家属区鸟瞰图来示意。

如图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三线厂矿小区,中心位置的蓝色屋顶和大烟囱是锅炉房。四周的楼房叫做“赫鲁晓夫楼”,采用预制板结构,适合大批量快速建成,当年很流行。我们厂人民也叫它“红眼楼”,据说是为了分上这样的房子,很多人家去房产科拍桌子,分到的被大家眼红嫉妒,因此得名“红眼楼”。

(我国很多城市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赫鲁晓夫楼”)

我们厂还有比“赫鲁晓夫”楼更古早的外廊式红砖筒子楼,始建于七十年代,它的特点是造价低,缺少私密性,有的还要共用水房和厕所。除外《你好,李焕英》,在电影《钢的琴》和《夏洛特烦恼》里,也能看见类似的老砖楼职工宿舍。

电影《你好,李焕英》取景的筒子楼

电影《钢的琴》

在电影《夏洛特的烦恼》里,马冬梅就住在这样的老砖楼,取景地是大连的523老厂宿舍。

除外赫鲁晓夫楼和筒子楼,我们老厂还有更早的“苏式楼”,有的地方也叫“苏联专家楼”。据说“156援建项目”的大厂子都有这种楼型。特点是高举架,大闷顶,窄阳台探出,走廊尽头预留垃圾通道。

我们厂职工在八十年代初就住上了楼房,而驻地城市的城关镇还是一片平房。所以我们厂的工人就很骄傲,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是城里“一条街,三个楼,一个交警一个猴”。当时城里确实只有一个大十字路口,站着一个老交警,路口不远是所谓的县动物园,养着一个孤单的猴子。不过,到了九十年代,职工的优越感越来越少,直到两千年左右发生翻转,我们厂穷得揭不开锅,地方上的群众也给我们厂编了一个顺口溜,后面会讲到。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当年家属区的楼房室内,一句话,也是高度同质化,各家各户都差不多。

我们厂的“赫鲁晓夫楼”有两种基本户型:44平方米的两室和60平米的三室,朝向南北,这也是北方建筑的特点。至于室内布置,弹簧沙发五斗橱,折叠餐桌电视柜。居家物什也几乎一模一样:国民暖壶,国民枕巾,国民窗帘和国民电视罩。我同学父亲是厂级干部,家里也只不过多了一块化纤地毯而已,当然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领导家里有电话,知识分子有书,工人家里有各种工具。当年的工人常把作废电缆轴带回家,巧手的家庭主妇们把它加上海绵,绷上罩布,改装成居家用的小圆凳子。每逢子弟小学联合开运动会,很多孩子不带板凳马扎,而是带这种木质电缆轴。

(电缆轴也叫工字轮,线盘)

在半封闭的家属区里,全厂职工高度互联:楼前楼后全是工友,楼上楼下全是同事,子弟们从光屁股一直玩到长大。家属区小马路长不到一里,住户们晚饭后散步,得不断地跟熟人打招呼:“吃了?”“吃了!““溜达呢?”“溜达溜达”。

也是半封闭的原因,厂内职工通婚几十年,很多人家都成了亲戚,比如,当年接生我哥哥的助产士,后来就成为了我哥哥的岳母。亲戚众多的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辈分不齐。比如说:我经常去发小家里玩,每当见到他爸爸却不好打招呼,因为从发小这边来讲,我应该叫他爸爸为叔,但从我父辈这边来讲,我该叫他爸爸为哥。

由于封闭和保密的原因,三线厂矿社区自成一体,社会功能完善,自给自足。下面我就来讲讲这套自成体系的集体生活。

首先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广场,北京有天安门广场,我们厂也有自己的主席塑像广场。这尊铝制的主席塑像最初是在黑龙江老厂区。后来三线建设搬迁到辽西时,很多工人思乡,怀念黑龙江老厂故土,于是职代会开会,决定将主席塑像也搬迁到了新厂。“有毛主席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海角天涯。”可以说,主席塑像是陪着我们厂职工一起南迁的。

(475厂的主席塑像小广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再说城市里有电视台,报社,我们厂子也有。

厂电视台的前身是厂区闭路电视,最早只是简单放放录像片,什么《姿三四郎》,《再向虎山行》,《上海滩》。后来在闭路电视的基础上成立了厂电视台,除外每周两次的《工厂新闻》,厂电视台还不定期录制《职工文艺表演》,拍摄播放青工跳霹雳舞柔姿舞,幼儿园小朋友跳“小龙人”,小学生诗朗诵《童心向党》。一到节目播放的当晚,全厂人民经常对着屏幕指指点点:“这不是那谁家的谁谁谁么?这舞怎么跳成顺拐了呢?”

我们厂还有厂报,每周一期,偶尔在副版刊登子弟中学的优秀作文。有次厂报编辑特意骑车来子弟中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发给我三块钱稿费,让我虚荣一整天。虽然厂报每期印刷了上千份,但实际上并没几个人认真看,更多的人用它来当废纸包东西和垫自行车筐。

除外电视台和厂报,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工厂广播站的大喇叭。自建厂伊始,全厂二十个大喇叭每天早午晚三次响彻厂区,相当晨钟暮鼓,陪伴着大人上班下班,小孩上学放学。大家骑车吃饭都不用看手表,靠耳朵就能掐算好时间。有时赶上停电没广播,就觉得这一天好像缺了什么似的。

大喇叭广播的前奏曲《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在厂区生活了十八年,也相当把这首斗志昂扬的曲子于听了一万八千遍。而我父母在厂区生活五十年,相当于听了五万遍。所以,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林妙可唱起《歌唱祖国》时,我们一家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当年国营大厂都是“企业办社会”,下面我再来讲讲这几个厂办机构,厂办大集体,子弟中学,职工医院。

“厂办大集体”是一个伴随老国企一起消失的特殊称谓。是为了解决职工家属待业问题,各大厂矿设立内附型集体制小微企业,其中的后勤生活服务公司负责为全厂职工提供生活服务,被大家通俗叫做“福利科”或者“后勤大集体”。在我们厂, “后勤大集体”下设冷饮厂、职工食堂、职工商店、职工浴池,最初不收钱只收票,各种饭票、澡票、奶票、煤票、雪糕票。

(图源网络,侵删)

其中的冷饮厂是各个大厂后勤的服务标配。有些厂矿的后勤冷饮厂把雪糕做得太好,居然成了地方驰名品牌。例如贵州安顺的460厂的“黎阳”雪糕和甘肃兰州气体扩散厂的“504雪糕“。我们厂也生产过外号叫“小白条”的雪糕,体型纤细,宽度不超过暖瓶的口径,职工领取雪糕的容器是暖瓶,原理跟打开水一样,一根根放进去,拎回家后再倒出来。

我们厂冷饮厂还生产过绿豆汽水和还有一种叫做“汽酒”的饮料,逢年过节,当做福利发放。“汽酒”是低端起泡酒的俗称,喝多了也会醉,我小时候曾经连喝好几瓶,结果醉倒昏睡了一个下午。

贾行家在《纸工厂》的演讲里提到过某大厂有一种水龙头,扭开就能流出汽水。这件事听上去很魔幻,但确实存在过。“管道汽水”是先用香精糖精和色素勾兑成“三精水“,经加气站灌入二氧化碳后再压入特殊管道流。每个终端水龙头都有一个水表,冷饮厂会来定时查抄结算。

除外冷饮厂,“后勤大集体”还下设食堂浴池,合作社,牛奶场,针织厂和园林处。针织厂原本负责全厂工装的缝制,与总厂内部结算,后来也开始接一些外部订单,赶制过很多流行服装。八十年代的中小学经常搞生产参观活动。由于军工生产线保密,总厂就会安排每届小学生例行参观针织厂。那一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刚刚热播完毕,我们参观那年针织厂正在赶制“幸子衫”订单。现在想来, “幸子衫”就是带领子的蝙蝠衫,“光夫衫” 其实就是高领的提花毛衣。

作为厂里长大的子弟,我最熟悉的倒不是火药生产车间,而是这些负责打理厂内民生的“后勤大集体”。它们丰富了职工家属们的物质生活,包揽了当年全厂的吃喝穿用。小孩子都很羡慕去“后勤大集体”上班的亲戚,觉得他们在生产线上有喝不完的汽水,身上是穿不完的时装。那次参观针织厂回来,照例要写游记,我在作文中写到”等我长大了也去针织厂上班,每天穿着“光夫衫”上班。结果被语文老师批注为不及格,评语是”理想要远大,不要去大集体上班,长大要当正式职工。”——相比正式全民制职工,“大集体”职工的地位和待遇都低人一头,语文老师一不小心流露了实话。

后来随着总厂的效益下滑,这些附属于工厂生存的“大集体“也随之没落。等到下岗潮来到时,“大集体”职工们最先被抛掷到谷底。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全国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在册人数从1995年的3076万人减少到2002年的1071万人,也就是说,曾有三分之二的“大集体”职工下岗离职,那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年代,我们在稍后的篇章将会讲到下岗往事。

现在讲讲“企业办社会”的子弟教育体系,包括职工幼儿园,子弟中小学,职工技校和厂电视大学。我不太了解工厂的技校和电大,下面就说说我最熟悉的子弟中学。

中学初中部每届有四个平行班级,一百五六十个孩子,大家都是同一年出生于职工医院。工人子弟,干部子弟和工程师子弟都在一个教室里,能学的使劲学,能玩的使劲玩,能打的每天约架不断,全班好像色彩斑斓的调色板,充满了戏剧冲突感。这些初中部的孩子有一半能升上高中,高中部的教学质量也是一般,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四五个。大学苗子是熊猫一样的珍稀动物,备受老师们的优待呵护。记得有次体育课上,我们班女学霸一不小心从单杠上掉下来,体育老师被吓得够呛,派了四个同学给她揉脑袋。

子弟中学的教学水平一半,唯一优点是便利。尤其是离家近,有的同学家离校不到五十米,课间都能跑回家上厕所。我家离学校二百多米,一要打雷下雨我就举手请假,跑回家收晾晒衣服。

子弟学校的师生关系比较特殊。厂区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老师既是老师又是街坊,还可能是亲戚,家长的朋友,总之找家长告状很方便,学生逃课也很容易撞倒枪口上。记得有次我晚自习逃课去厂文化宫看电影,刚坐下来就发现不妙,后排居然坐着中学女老师和她男朋友。

我们中学很多老教师教过两代厂矿子弟,对学生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例如我和我侄女的语文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有次语文老师问我侄女,你老叔在沈阳干啥呢?我侄女说,他在当销售做业务。语文老师又问,他业余时间还爱好写作么?我侄女说,他早不写了,整天陪客户吃饭唱卡拉OK。语文老师叹气说,真可惜了,你老叔的当年作文总是范文。后来侄女跟我提起这件事,让我又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文学梦,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召唤,自此开始了酝酿我的第一部小说,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子弟》。

说完了子弟学校,下面说一说职工医院。

我们厂职工医院是二甲级综合医院,因为建厂之初“好人好马上三线”,曾有不少上海医大和哈医大的毕业生分配来厂工作。这批大夫扎根山区奉献了一生,是当年工厂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综合性医院,厂矿医院各具专长。初中化学实验课上,有同学吸多了氯气,被送到职工医院。当时大家都很担心,只有化学老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化工厂职工医院治疗工业中毒最拿手了。等到我长大去沈阳念医学院,发现铁西区各厂矿医院收治工伤的经验确实丰富,什么断肢再植,化工中毒,烧伤烫伤都不在话下。

职工医院的境况随着工厂体系的命运起伏,折射着时代一步一步的变迁。

在八十年代“大锅饭”体制下,职工医院也成为全厂人民的“大家拿”。有一阵子职工医院药房好像百货商店,居然能开出来很多生活品,甚至包括高压锅。我妈妈常去蹭公费医疗的好处,每月一趟从职工医院开出来的“大山楂丸”,给我当做果丹皮吃,虽然味道差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免费的。

记得最早流行过用输液瓶子作西红柿酱,我还曾经去职工医院翻找收集过输液瓶子。

等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们厂医院开始出现人才青黄不接。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器械护士能顶替麻醉师上台手术。遇到麻醉得不彻底的患者,助手们就按住四肢不让动。当时全厂人民都开玩笑,说职工医院的手术叫“武术”。

千禧年前后,很多珠三角工业市镇扩建医院,吸引了不少厂矿医院的人才孔雀东南飞。被“掏空”了人才的我们厂职工医院再也处理不了危重复杂病例,慢慢萎缩成了保健性质的社区门诊,从前十里八乡赶来看病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直到最后工厂破产,医院交给地方。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十年代初的厂矿集体生活里充满了人情味和荣誉感。职工医院里大夫热心,患者也感恩,从没听说过什么医患矛盾。医生们隔三差五背着医疗箱上门给五保户看病。有时职工家属懒得跑去医院,就直接跑到大夫家里敲门问诊。当年我妈妈在职工医院生我时,只花了两块七,不到三块钱生个孩子,就是当年。现在要多少钱?

说完了宣传,教育,医疗,现在再说说“企业办社会”的文体活动。

当年各国营大厂的文体生活很丰富。我们厂每年最主要的文体盛会有四个:国庆节的厂运动会,春节前后的职工游艺会和“厂春晚”,元宵节的游园灯会。

先来说说元宵节灯会。灯会的模式是总厂机关搭台,各车间造灯参展。据说效益好的分厂车间做的彩灯最大,技工水平高的车间做的最漂亮。为了不输场面,十几个车间早早就抽调技术力量设计彩灯,车钳铆焊齐上阵,描龙画凤忙不停。

(太原钢铁厂的灯会)

等到正月十五吃完晚饭,全厂上万人都赶去俱乐部大院观灯。走进灯会大门,迎面就能看见热电分厂的大龙灯,这说明热电厂去年的效益不错。再往里走,是后勤大集体的莲花灯,机加分厂的西游记取经灯,硝化车间的四个现代化火箭灯,甚至子弟中学也制作了“五讲四美灯”……各式各样的花灯令人目不暇给。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观灯最仔细的是子弟中学的学生们,因为他们寒假作业里必有一篇命题作文叫“灯会游记”。

(某矿山的灯会)

下面再说说厂运动会。我们厂一年开两场运动会,五一前后是子弟中学运动会,十一国庆左右是全厂职工运动会。厂运动会的规模很大,四五千人坐满了中学操场,十里八乡的小贩都赶来做生意。其中最精彩的压轴赛是二十公里的“厂区大道马拉松”。参赛的老中青选手们从厂区西头跑到东头,再从东头跑回西头,沿途各个家属区有上千人夹道喝彩。厂电视台也开出了“半截美”汽车,端着摄像机对准领跑者一通特写,当晚厂电视台上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

等到了严冬的年底,厂工会又开始筹办举办职工游艺会。我儿子这一代不知道什么是“游艺会”,我只能跟他解释为单位内部的简易嘉年华,里面的每个游戏项目都有奖品。职工下了班就凭券去体育馆玩游戏,从最简单的套圈到高难度的激光枪射击,一圈玩下来怎么也能赢个毛巾牙刷。

最后再讲讲厂春节文艺晚会。节目质量算不上多高,什么儿童舞蹈“小龙人”,京剧“打渔杀家”,小魔术“空碗变水”,诗朗诵“我自豪,我是向东人”,当年我们最期待的节目是一个外号叫“嘚瑟精”的青年工人跳舞,他每年都上台,从最初的霹雳舞到柔姿舞,后来还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这位酷爱文艺的青年工人还会敲架子鼓,再后来辞职去北京混摇滚圈,算是不安分的酷炫异类。

八十年代还非常流行知识抢答比赛,我们厂经常搞厂史竞赛和安全竞赛,中小学也搞百科知识竞赛,最初是举手抢答,后来有了电子抢答器和LED的计分牌,听到主持人说到“抢答正确加十分”,我们作为观众都无比兴奋。

综上所述,我们厂区在治安上有武装部保卫处(后来改称公安处),后勤上有“后勤大集体”,教育上有子弟中小学技校电大,医疗上有厂职工医院,娱乐上有文化宫俱乐部游泳池灯光球场,交通上有通勤班车,社会职能一应俱全,厂区几乎就是一座小城,小城主体就是厂区,这种城厂一体的现象,可算得上工业史和社学会上的一大奇观。

下面讲讲在我们“厂矿子弟”的童年。

当年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都脖套着尼龙绳钥匙。那时还没出现托管班和小饭桌,厂区也没有少年宫夏令营。假期里,大人上班一走,“钥匙孩儿”们就三五成群,疯玩一白天。曾有小伙伴钻进废旧锅炉,结果被卡在排烟道中。余华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童年的他住在医院宿舍大院里,假期里闲极无聊四处乱逛,有一次路过太平间没锁门,他就走进去趴在水泥床上,感受了一下人死后的感觉。——闲极无聊的顽童真能游荡到很多想不到的地方。


电影《我11》取材于贵州某三线厂

稍微大点儿的孩子最想闯进生产区去拣废铁,经常在厂大门口被门岗拦下,然后保卫科打电话给父母来领人,回家又是一顿修理。生产区进不去,生活区玩腻了,我们就开始背着父母上山下河。三线工厂大都依山傍水,山水之间固然有野趣,但对小孩子来说还是充满了危险。电影《地久天长》里的“星星”溺水而亡,留给父母一生的伤痛。

电影《地久天长》

小学二年级时,我和小伙伴们去爬山,不巧脚下山石断裂,我从山崖滚坠下去。小伙伴们在半山腰找到昏迷的我时,和《地久天长》里的情节一样,他们害怕了,谁也不敢下山去找大人,直到一位山民路过,用毛驴驮着昏迷的我下山到了家属区,救护车一路鸣笛把我拉到了职工医院抢救。

我们厂的白马山

在《国家记忆》里,也讲到一件往事。1982年,我国的“地对地导弹之父”王振华带领全家去湖北支援三线基地066所搞科研,他和妻子整日忙于工作而疏忽了对孩子的看管,结果十岁小女儿上山玩耍,误食了马桑果中毒而离世,如果他把家属留在城市,这种悲剧也不会发生。

“钥匙孩儿”单独在家的假期,总让上班的家长提心吊胆。父母一旦发现孩子上过山下过河,就会挥起笤帚狠揍一顿。哪怕孩子死不承认,父母也能从蛛丝马迹里就能找到痕迹,比如用指甲在孩子的小腿肚子上轻轻一划,出现了白道道,就说明孩子下河沾过水。

英语里面有个名词叫“latchkey generation”,指的就是工业时代的“钥匙孩儿”的一代。当年的我们的童年真是无忧无虑的自由,暑假的蝉声里,爸妈都去上班的那个下午,躺在床上听秒针滴答和窗外蝉鸣,都让我觉得时间漫长。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我国结束了战备状态,拉开了国防工业“军转民”的序幕。对于生产火药几十年的军品厂来说,生产民品可是破天荒的大事。我们厂曾经上马过赛璐璐胶帽,射钉枪火药,浮法玻璃,银镜,电镀折叠椅,贴面板和人造革项目。其中前两项和工厂的火药本行尚有一点联系,至于后面几种,则完完全全是从零起步的民品。

其中被全厂上下寄予了极大厚望的,是浮法玻璃项目。总厂抽调了一大批技术员去洛阳玻璃厂进修学习,可谓全力以赴,“好人好马上民品”。等到首批试产成功,厂报厂广播台连天宣传,全厂上下人心振奋,就连子弟校学生也被邀请去参观了生产线。记得讲解员是同学家的亲戚,他讲到兴奋处,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把钻石刀,咔咔咔切下几小块玻璃给我们当作纪念。

从火药生产变成玻璃生产,转岗的军品工人需要重新学习生产工艺,记得家长们茶余饭后聊天的内容不再是什么“硝基胍”“小粒药”,而是变成了什么“锡槽”“退火”“冷修”,我也是在大人的聊天中得知什么叫做“浮法玻璃”,什么叫做“平板玻璃”。

除外玻璃,我们厂“军转民”还生产过电镀折叠椅,银镜,贴面板和人造革这些生活用品。民品生产有一点好处,就是职工可以低价买到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家里写作业时,我屁股坐着一分厂产的电镀椅,脚踩着二分厂的人造革地板,书桌是三分厂的贴面板,桌面上垫着四分厂出品的玻璃板,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在全国范围的“军转民”大潮中,很多企业和西我们厂一样“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究竟该怎么干全凭摸索,走一步看一步。《大三线》纪录片中曾提到过一段往事,生产炮弹的湖北卫东厂(也就是《你好,李焕英》的取景地)在“军转民”中设计出了家庭编织机,还将青工组织起来成立了时装模特队,用大客车拉出深山,前往一个个城市街头去走秀表演。

“军转民”期间,压力最大的是各厂下属的“大集体”企业。它们一头冲进低端民品市场,生产过五花八门的民品。例如哈飞牌标枪和饭盒,成飞牌的铝合金门窗,旱冰鞋和养殖场鸡笼子。听其他厂子弟聊天,有的厂还生产过果丹皮和糖豆,养过猪和长毛兔。

刚才提到的504厂雪糕,也是这个时间出名的。504厂是核燃料生产基地,由于政策限制产能,核工业在八十年代末极不景气,这时该厂后勤冷饮厂生产的“504雪糕”异军突起,一举占领了整个兰州市场。据说之所以口感细腻,是因为使用了军工生产闲置的离心机。

九十年代,各个三线厂在“军转民”阶段都异常艰难。为了保住职工饭碗,很多企业奋力挣扎过,曾昙花一现过的“军转民”产品,有洪都摩托、金城摩托、双燕冰箱、 伯乐冰箱、长岭冰箱、白云冰箱、风华冰箱、天鹅空调、云雀轿车、蝙蝠电风扇,鸵鸟自行车等品牌,可惜的是,这些项目大多数折戟沉沙。目前硕果仅存的只有780厂的“长虹”电视,456厂的“长安”汽车和482厂的“风帆”蓄电池等寥寥少数。

大概在97年前后,“大下岗”达到了高潮,大批三线工厂职工被买断工龄,一股脑推向社会。当年在城里挖沟的,货站扛活的,当保安的,当保姆的,甚至拾荒的,都有我们厂下岗职工的身影。他们再没了从前的优越感,大厂颜面一朝丧尽。比起城里的下岗职工,我们三线厂的下岗职工更艰难。城里下岗人员至少还有住房,打工也好,摆摊儿也好,早出晚归还能回到自己的小窝里。而三线工厂地处偏远山区,下岗工人只能和农民工一起进城租房子打工。甚至连农民工的处境都不如,毕竟农民工老家有地,吃饭不是问题。而三线厂职工多是全家在一个厂里上班,工厂一倒掉,全家都看不见希望。

电影《钢的琴》

那几年厂里生活区一眼望去空荡荡,街上走的都是老弱妇孺。厂区路灯都只开一半,更别提举办什么灯会和运动会了。当年在“厂春晚”台下起哄的青工们都成了待岗工人。厂长一年几十趟跑北京找上级部门要钱解困。后来工厂负债率越来越高,上级部门眼看无底洞难填,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工厂破产,全员搬出山区。

于是在2006年,我们厂迎来了历史性的落幕。这场大散伙是全厂人民生老病死之外所经历的最大变故。五千户家庭有的被合并去其他军工厂,有的被安置去沿海城镇落户, 还有一部分选择投亲靠友。六十年光荣历史的功勋工厂,四十五年作为飞地扎根在努鲁尔虎山深处,至此被连根拔起。

在大搬迁之前,厂电视台制作了最后一期纪录节目,致敬和告别上万名工厂职工,他们中很多都是一家三代军工人。节目播出的当晚,全厂上万人感伤到痛哭。下面是节目的片头截图。

在搬迁装车之前,很多第一代军工人和儿孙来到主席像前拍照留念。四十年前他们亲手建成的三线,而今要被废弃。

下面是大搬迁的车队照片。像是蜗牛驮着背壳离开草丛,人们带上几十年的家什彻底搬离家乡。山迢迢,水长长,月亮在天上,家乡在身后,军工厂小镇很快断水断电,千家灯火就此熄灭。从太空俯瞰,地球夜景上将消失一个不起眼的光亮点,国营475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沉入茫茫夜色和浩渺历史中。

搬迁之后的第六年,2012年,我和父母重访他故厂。当火车驶入厂区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我们还是被车窗外的景象吓了一跳:破败空城,残垣断壁。曾被西铁城人当做精神寄托的主席塑像下野草丛生,围台被当地村民用来们晒干菜。

微微细雨中,我和父母撑着伞,站在从前的家门口,三个人都有点发懵。许久,父亲长叹一声:真像梦一场啊!

在废弃的生活区里,我们意外遇见了一位从前的老街坊。这位退休老工人无儿无女无处投奔,只好留在老房子里以开荒种菜为生,他说他偶尔会去昔日的车间转一转,看看年久失修的巨大厂房,回想当年热火朝天大生产的景象。这位老工人大概是很久没见过熟人,他陪着我们一直走到火车站。分手的时候,他和我父亲的眼中都溢满了泪水。

像我们厂一样废弃的三线厂厂矿,在全国各地多不胜数。它们在特殊年代秘密建成,又在几十年后悄悄废弃,仿佛一夕露水在夜里无声凝结,又在清晨静静蒸发,最终消失在辽阔的时代天空里。这些无声的荣誉不应该被历史忘记。

作为革命功勋厂,我们厂一直保持着浓厚的集体主义传统。即便工厂破产分流后,很多老职工身在异地,心里仍然惦念同厂同志,不断捐钱捐物资助原厂困难家庭子弟。下面是发起者之一孙阿姨的新闻,她是我们厂的老会计师,曾和我家住过同一个小区,八十年代就是有名的厂先进模范。


如今这一代的老职工大多已经离世,愚公精神是他们一生的光辉写照。这里借用电影《二十四城》所言:“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我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经历过厂矿集体生活的终曲,早早就知道了靠工厂不如靠自己。我们这一代迎着时代的风潮,以个人奋斗的姿态奋力翱翔,飞向城市飞向沿海,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有的落户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

无论安家到多远,厂矿生活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起点。每年很多子弟千里迢迢回访工厂遗址。下图是一位“厂三代”拍摄剪辑的归乡视频。视频里面的厂幼儿园滑梯长满了藤蔓,子弟中学教室玻璃破碎,灯光球场被风雨侵蚀得剥落,少年时的回忆是如此熟悉而感伤。

据新闻报道,2019年全国范围内各类国营企业都彻底完成了“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任务,各地的子弟校、职工医院和家属区统统移交给地方管理。这意味着厂矿的集体生活时代彻底完结,厂区小社会画上了句号。“厂矿子弟”也即将成为历史名词。

有时午夜梦回故乡,我醒来坐起,点一支烟,打开电脑,用百度地图卫星模式,仔细辨认那些草蛇灰线般的公路铁道和河流山脉的轮廓,心底浮现的都是故人故事,我用两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首部小说《子弟》,藉此寄放一份千万子弟的集体回忆,以及关于烟囱,俱乐部和灯光球场的厂矿式乡愁。

最后,我用一句诗结束今天的演讲:

烟囱倒下,

青春升起,

当初离开得多么匆忙,

后来就会思念得多么惆怅。

-----致我们度过少年时光的那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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