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的小说似乎从来不乏各式隐喻的解读，关于尊严、选择、爱情、忠诚、政治、战争、荣誉......就连他自己接受采访说到《长日将尽》中“管家”的隐喻时，便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一种感情上的冷漠。英国管家必须非常矜持内敛，对周围发生的事不能有任何个人反应。这里抒解了人们普遍的对于情感牵扯的担心。另一个是管家象征了将重大的政治决定交由他人的一类人。他们“会尽我所能为这个人服务，而通过他我也向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我自己不会做出重大决定。”
其实小说开始，作为主人公的职业管家史蒂文斯的自我提问则来得更为直接：怎样才算得上一个“伟大的”管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史蒂文斯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环英格兰之旅似乎又活回了过去那些年月。正是他的为答案“佐证”的回忆与思考，为读者厘清了小说脉络，几条主线或隐或现但不容置疑。比如达林顿勋爵与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的联系，比如史蒂文斯和父亲对于职业与亲情的理解，比如一场注定被扼杀于萌芽的爱情......
达林顿勋爵是史蒂文斯服务了大半辈子而一直引为荣耀的雇主，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他曾在一战战场上与德国人兵戎相见，但战争结束后，出于绅士的原则和本能，他对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一些严苛限制和制裁德国的条款不以为然，“一旦你已经把一个人打倒在地上，就应该到此为止，你就不能再对他拳打脚踢了”。特别是德国挚友布雷曼落魄自杀后，痛心疾首之余促使他下定决心，运用自己在政界的广泛人脉，开始致力于为德国争取平等的国际权益。就是那次在1923年达林顿府邸的非官方的国际会议——集中讨论了《凡尔赛和约》中最为苛刻的几个条款的修订办法——让史蒂文斯达到了孜孜以求的“伟大的管家”职业生涯的顶峰。在史蒂文斯心目中，这也是达林顿勋爵一生中最闪光的时刻，“闪耀出了正义与人道主义的光辉”。
然而，纳粹希特勒上台以后的德国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却没有让达林顿勋爵改变自己的亲德、挺德立场。二战爆发前夕，他一手策划了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一个外交骗子，战后被作为战犯处以绞刑——与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达林顿府密会，甚至在府邸安排的首相与里宾特洛甫的密谈中极力想促成英王访问德国与希特勒会谈......短短几年间推动纳粹德国与英国一大批最有影响力的人士建立起了卓有成效的联系，从而间接沦为纳粹的帮凶。用勋爵的教子小卡迪纳尔的话说，“爵爷是个高尚的大好人。但事实是，现在的局势他根本就玩不转了。他被人算计了。纳粹拿他当个小卒子一样摆布。”
达林顿勋爵奉行的亲纳粹政策，终于令他声名扫地郁郁而终。甚至作为达林顿府盛极而衰的亲历者、见证者，刚刚换了雇主的史蒂文斯面临与达林顿勋爵关系的询问时，至少有两次也选择性地断然否认“曾为达林顿勋爵服务过”，即使在他的回忆中一再为达林顿勋爵辩解，声称在这次旅程中的“善意的谎言”，绝不是“对自己跟爵爷的关系感到难堪或是羞耻”。还有一次，同样由于没有明确自己的“管家”身份，他甚至被旅途中纯朴的村民认作了“一位勋爵或是公爵”。
史蒂文斯的汽车因没了汽油而抛锚莫斯科姆村附近，却因此受到了村民泰勒先生和太太的热情招待。晚餐时逐渐汇聚了一群了解到史蒂文斯“不幸遭遇”的邻居，其中有一对夫妇哈里.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只是“这两位看起来却全然不像是务农的”。与发了福的大块头女人史密斯太太相比，史密斯先生是个小个儿，眉头紧锁，表情一直都很紧张。
一位离村子不远、“干过一两件挺出格的事，惹得周围的乡亲们不大待见”的林赛先生正好做了史蒂文斯“真正的绅士风度”的反衬。对于“自以为不知道比我们高明多少，把我们全都当傻瓜”的林赛，史密斯先生的归纳一语道破：“你只要打眼一看，就看得出他不是个绅士。不错，他是有一幢漂亮的房子，一身上等的套装，可尽管如此你就是知道。”在史密斯先生看来，只有村里的卡莱尔大夫跟眼前的史蒂文斯具有绅士的“某一种特质”。有村民要求“指点”一下“这种特质到底是什么”，史蒂文斯不假思索给出了几天来“回忆与思考”的结论：“就这个具体的问题而言，我料想大家所谓的这种特质可能可以最为方便地用‘尊严’二字来界定。”
大家纷纷点头称是，史密斯先生却从“尊严”二字提出了他的观点——尊严可并非绅士们所独有的。尊严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并且能够最终得到的。
对于自己的观点，史密斯先生似乎变本加厉、毫无顾忌。他的继续阐述像极了村民说的“政治演说热身”。他指出这恰恰正是我们抗击希特勒的目的。如果希特勒得逞，全世界就将只剩下几个主子和数以亿万计的奴隶，而作为奴隶是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我们为之浴血奋战，最终所赢得的就是成为自由公民的权利——“这就是生为英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不管你是谁，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你生而自由，你生而拥有自由表达你的观点的权利，你可以投票选举你支持的议员，或者投票将其罢免。这就是尊严的真正意义。”
“我这不是在谈政治”，史密斯先生为自己辩白，但他同时承认，的确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地方性的竞选工作中。在他看来，英国是个民主国家，为了捍卫它的民主制度，村子里的人经受过的磨难并不亚于任何人。而现在来行使赢得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职责，“我们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主见，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大家都听到我们的见解”。他反复强调尽管人微言轻，但是在竭尽绵薄，做好自己的本分：“我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是确保我们的声音能够被上层听到。就算是我本人因此而有了改变，或者是提早把我送进了坟墓，我也在所不惜。”
就是在提到“政治”字眼时，史蒂文斯“不小心”透露出曾见过像邱吉尔、艾登、哈利法克斯勋爵等一些大人物，让村民们刮目相看，不过他的管家身份没逃脱卡莱尔大夫——村民一致认可具有绅士特质的那位先生——的眼睛。卡莱尔大夫很关注史蒂文斯对于莫斯科姆村民的看法，因为出诊错过了史蒂文斯与史密斯先生等村民的交流。对于史密斯先生，大夫以为把他看得很清——“事实是他的脑子就像是一锅粥”。史密斯先生在村里开展的竞选工作，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莫斯科姆村的居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重大政治事件均持有非常明确的主见。而在卡莱尔大夫看来，虽然正如史密斯先生敦促他们去做的那样，老百姓的政治良知还能让他们感觉应该对这对那拥有明确的态度，可是其实他们跟任何地方的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他们只想平平静静地过他们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希望发生什么剧烈的变动，即便是这些变动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尊严”，是史蒂文斯提出“伟大的”管家问题时想到的第一个单词。从海斯协会的“唯有第一流”的入会标准，到“申请者须服务于显赫门庭”，再引申出“入会标准之首要条件是申请人须拥有与其职位相称之高尚尊严”，史蒂文斯认为马歇尔先生或者莱恩先生区别于那些只不过极有能力的管家的要素只能是“尊严”。他用他的父亲反复佐证的海斯协会所谓“与其职位相称之高尚尊严”，将管家的“尊严”的定义确定为“一位管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坚守其职业生命的能力”——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们能够化入他们的职业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他们绝不会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管这些事件是何等出人意料、令人恐慌或是惹人烦恼。
自然，对于史密斯先生关于“尊严” 的观点——“一个人的尊严端赖于是否具有明确的主见之类的”，史蒂文斯显然不会赞同。从他的角度，史密斯先生的那番陈述“肯定是太过理想化和理论化了”。虽然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人民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去思考国家大事、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还原到真实的生活现状，谁又能指望普通的老百姓对五花八门的国家事务都有“明确的主见”呢？在他看来，毕竟寻常百姓的所学所知都很有限，要求他们每个人对于国家的大是大非都能贡献“明确的主见”肯定是不明智的。况且，除了对于老百姓有这样的期许不切实际，老百姓是否果真会有这样的意愿还说不定呢。
小说伊始问题的“真相”摆在眼前了：“一个管家的职责就是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不是去瞎掺和那些国家大事。事实上，这一类国家大事无一例外都远远超出了你我这类人的理解范围，像我们这样的人若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就必须认识到最佳的途径便是专注于属于我们认识范畴之内的那些事务；换言之，就是全心全意为那些真正掌握了文明命脉的伟大绅士们提供可能的范围内最好的服务。”按照史蒂文斯的理解，这一结论貌似显而易见，其实也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理想主义者”——只差为史密斯先生补上一句“天下之事，概莫能外”了。
如同他的勤劳、谦逊、能干、忠诚，史蒂文斯对自己过去的岁月进行的反省也不能说不中规中矩。他自觉沉迷于“怎样才算得上‘伟大的’管家”，严格限制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切以所谓“尊严”为准绳，为此放弃生活乐趣、父子亲情、男女爱情甚至自我意志，通过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而“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从而达到自己的最高追求。他的刻板、固化的思维模式也根本不会去尝试理解诸如史密斯先生们的“政治”热情，不会去思考一个即使小小的人物在历史中的应有责任。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根深蒂固了一种自觉地层次分化——一个所谓“匹夫”的见识和能力怎能足以担当起问政的责任？只有“让比我们高明的有洞见的阶层去为这个国家负责，我们只要服务好他们即可”。只是他到底也没有承认，自己的两次否认与达林顿勋爵的关系，是否也是因了勋爵最后的选择错误？
倒是卡莱尔大夫的观点颇值得玩味。刚到莫斯科姆村时，他信奉要全心全意地为全体人民服务这类的信条，而当下的他，却只觉得“这里的老百姓只想不受打扰地去过他们平静的小日子。他们不想受到这样或是那样问题的烦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