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坛绝对是独树一帜，作家们书写乡土乡情，反映民生疾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在乡土作家中，贾大山并不算高产作家，却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他的同乡、作家孙犁称其作品“平淡之中有奇观”，可见贾大山作品的风格之独特。

贾大山是河北正定人，1964年到西慈亭村插队务农。这一时期的插队生活，为贾大山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上世纪80年代，在短篇小说界一度有“二贾”（即贾平凹和贾大山）之说，贾大山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贾大山小说精选集》（以下简称《精选集》）以《取经》为界，收录了贾大山1977年以后的作品，包括“梦庄记事”和“古城人物”系列的大多数，均为短篇小说。“梦庄记事”系列小说以贾大山在西慈亭村插队时的经历写成，“古城人物”则是写贾大山长大的正定城的人和事物。

《取经》发表于1977年，并于1978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热潮为背景，讲述了王庄村支部书记王清智想出了一个“开膛破肚、掏沙换土、重新治理河滩地”的农田建设工程，但因为担心被扣上“唯生产论”的帽子而放弃。而李庄村支部书记李黑牛却带领村民坚持不懈地进行农田工程，大获成功并受到大表彰。王清智总结经验教训，得出工作要务实的结论，“要学参天白杨树，不做墙头毛毛草”。

读完整本《精选集》，不难发现，《取经》作为此书第一篇，与其后的文章大有不同。《取经》受政治影响颇深，小说旨在以文学诠释政策，说明国家政策实施的困难与现实，这也是受当时社会主旋律的影响。

《取经》以后的文章，则开始从“我”出发，以“我”的眼睛看乡土民风，作品更多趋向于写农村和农民，小说创作的重点由政治转向对人性的剖析。对这一转变，贾大山曾说：“我不想再用文学解策，我只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娱乐读者，充实自己。”

熟悉乡土文学的读者不难从《精选集》中读出独特的地域色彩，正如绍兴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作家铁凝这样评价贾大山的作品：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

贾大山以独到的风格造就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他的“梦庄”，也有他的“古城”。读这本书就好像是在听茶余饭后的闲聊，自由轻松、诙谐幽默。文中人物对话用了很多方言，民间口语和地方风土人情糅合在一起，一幅冀中平原地区的生活面貌便跃然纸上。

当众多作品集成一册，读者便可看到一个作家的“真心”：贾大山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指出：“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不论是插队生活还是后来从政，贾大山始终愿意深入农村、与百姓“称兄道弟”，对农民的人情与人心的书写，也是贾大山一贯倾注的主题。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笔下有许多个性迥异，但一样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民：《花市》描写了一个在面对干部的质问，也不卑不亢的卖花少女蒋小玉；《中秋节》塑造了一个带领村民勤劳致富，任劳任怨的生产队长春生；《劳姐》的主人公董劳姐虽为农民，却深明大义，县领导老杜在她求着办事的时候没有帮她，后来老杜遭难，她没有落井下石，面对调查组的询问，她说：“共产党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他不好，兴百姓骂他，不兴他们苦害他”；《定婚》中写了重情重义的两兄弟和明晓事理的两对新人……

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贾大山始终赞扬了中国农民身上的真善美的一面，也让读者相信这些美好一直在延续。而在这些美好背后，他又不遗余力地把笔触深入到农民的精神底层，关注到几千年的封建文明遗留下来的国民劣根性，并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忧。

对这种劣根性的描写，作者多采用对比的手法。《老路》中的老路性格矛盾，队里的黄牛不行了，他不舍得杀，夜里悄悄去看它，摸它的脚、摸它的嘴、摸它的背，心疼得流眼泪。可是，审讯四类分子的时候，她又是那么冷酷，发明了四个惩罚项目：请罪、驮坯、互打耳光、罚跪。

小说结尾，作者提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老路那样一个人，对牛，为什么那么爱，那么善，那么钟情？可是，对人，为什么那么冷酷，那么残暴呢？”狐假虎威、以别人的痛苦为乐的心态在这种对比下昭然若揭，虽然人性本善，但良善之中也隐藏着恶。

《俊姑娘》中的玲玲脸蛋儿俊、眉眼俊，手指甲尖儿都透着一股俊气。她爱穿小白鞋，爱听歌片儿，人们给她起外号，叫她“小白鞋”、“哆咪索”、“水蛇腰”。甚至把她爱写信、爱打电话、吃水果罐头拿出来说事，污蔑她有资本主义倾向，甚至扣她的工分，剥夺她入团的资格。

在一系列的打压下，玲玲变得高傲、冷淡，疏远一切。在一次劳动中，玲玲的左腿被坍塌的围墙压成粉碎性骨折，医生诊断可能要变拐。这时，人们却“慷慨地拿出了自己珍藏着的同情和怜爱之心”，竟然要把“五好社员”的称号给她。

与众不同、特立独行、日子过得比别人好，往往会引来人们的妄加揣测和污蔑，这也是作者想表现出的劣根性中的一面——善妒和仇恨。

《丑大嫂》、《坏分子》、《离婚》等小说也和《老路》、《俊姑娘》有异曲同工之处：《丑大嫂》以村民对丑大嫂的嘲讽和恶意抹黑揭露人性的卑劣，《坏分子》以老吴带着窥探心理审讯小蝴蝶揭露人性深处的看客心理；《离婚》以向往自由的乔姐和顽固保守的老白离婚之事揭露农民的保守和愚昧。

不同于鲁迅的犀利，贾大山始终是温柔的，他写出的这些不美好，是让读者在漫不经心之处体味到的，赞扬人性的真善美才是他表达的主基调。

1998年，贾大山病逝一年后，有位国家领导人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在文中，这位领导人高度赞扬了贾大山为政的能力、为文的能力以及为人的品格，对他的去世表达了高度的惋惜和痛惜，文辞朴实自然，感情真挚丰盈，令人动容。2014年，该文在全网流传，引发国人关注，贾大山与这位领导人长达三十年的友情才被更多人知晓。这篇文章叫《忆大山》。

在《忆大山》一文中，这位领导人写到：“（贾大山）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这恰是对贾大山作品最真实的评价。

贾大山的一生几乎都没有离开正定，他终生都在书写农村和农民，一腔热血都留给了这片土地，他为这里的百姓歌唱，也为他们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