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4 无为而治的限度,从软银的发展看日本企业发展模式的变迁,谁愿意嫁给爱因斯坦

熊逸 12.4 | 无为而治的限度

在小社会里,习俗制约着公共生活方式,不使公地悲剧发生。

当社会变大,量变积累成质变,公地悲剧的发生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最常见的瓦解小社会习俗的力量是眼界的拓宽,而这正是流动性带来的。

《老子》的政治理念是从最古老的小社会的生活方式发展来的,放到大帝国里就会显出内在的矛盾:它一方面似乎在支持亚当·斯密的经济原理,听任“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一方面又不喜欢流动性,怀念那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

接下来是今天的正文。

(1)小乡村的牛和大城市的车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洛伊德对公地悲剧的那一番推衍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那么,现实当中的公共牧场当真发生了那样的悲剧吗?

答案是,在洛伊德生活时代的英国乡村,牧场其实并不曾恶化到这种程度。习俗制约着公共生活方式,如果有谁胆敢冒全村之大不韪,把自家牛群的数量扩大到“不道德”的规模,他就该留下一封“人言可畏”的遗书了。

我在前边多次讲过,这就是小社会的生活模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和谁都能拐着弯攀上亲戚,并且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地这样生活,邻家的老汉可以笑谈你的曾祖父少年时候如何调皮,而他的表侄女,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每次谈起你的祖母时总是带着一脸幽怨。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人要想特立独行,实在难于登天。真正特立独行的人必须走出乡村,到大城市闯荡。而前提是,大城市给了流动人口这样的机会。

大城市,或者说大社会的生活,和小社会有本质上的不同。规模的扩大带来了质变,曾经纯属纸上谈兵的公地悲剧终于有了自己的理想舞台。在我生活的城市里,乱停车就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例子。

如果可以免费停车,没人愿意付费。很多小区的地下车库严重空置,但人行道、绿化带、马路,乃至公交站,都变成了免费停车场。偶尔会有警察应付某种运动或者某种检查,过来贴一下罚单,但综合计算成本,被罚几次款到底比租买车位便宜,更何况罚款纯属小概率事件,是理性的人不该担心的。

乱停车的受害者不仅是没车的行人,也包括每位车主。他们自己开车进出总要大费周章。更加危险的是,消防通道被挤压成一条窄缝,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几乎不可能迅速到位。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不便和风险,但就算你不乱停,马上就有别人乱停在你的位置。只要你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就是继续乱停。

舆论压力可以忽略不计。大城市的居民小区,彼此都是陌生人,最多和对门的邻居有点头之交。如果这位邻居不识趣,劝告你不要乱停车,你也可以大大方方地甩出一句“关你屁事”,直接把他堵回去。

(2)避免公地悲剧,能否无为而治?

到了哈定生活的时代,也就是洛伊德的一个世纪之后,大社会背景下的公地悲剧已经相当普遍了。哈定想到了几个解决方案:可以把公地卖给私人,如果不卖,那就把公地的进入权做出限制,不能让每个人都可以随便进入。哈定很清楚,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令人反感,但还能怎么办呢,毕竟不能听任公地的毁灭啊。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亚当·斯密,他会有些困惑。在他看来,每个人追求私利,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终必然会促进公共利益。但是,在公共牧场里,这只“看不见的手”竟然把每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推向了整体毁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道理很简单,亚当·斯密的生活时代比洛伊德还早,他虽然目睹了工业革命和海外贸易的蓬勃,但小社会的比重依旧很大,而一些大规模的协作,是由许多彼此分立的小社会在自觉不自觉中联手完成的。

让我们看回《货殖列传》,司马迁描述的景象与此颇有几分相似。在广土众民的大汉帝国里,无数个小社会在自觉不自觉中分工协作,公地悲剧在相当程度上被小社会的习俗力量挡在门外。但是,它就像一头饥饿的猛兽,一直都在门外徘徊,只要那扇门稍稍出现缝隙,它就会在第一时间夺门而入。我们也可以把公地悲剧比喻成被河堤束缚住的洪水,只要河堤上出现了一个蚁穴,很快就会一溃千里。

这个蚁穴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一般会想到“利益”。曾经为马克思援引的一段名言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那么,在公共牧场里多养一头牛,利润只要超过百分之三百,习俗的力量注定约束不住。而我们知道,权力恐怕是古往今来性价比最高的东西,说它“一本万利”都不为过。所以,皇帝如果想约束臣子不贪不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老子》哲学的内在矛盾

然而除了利润之外,更常见的瓦解小社会习俗的力量,是人的眼界。

小社会越封闭,也就越稳定。社会的流动性越强,破坏稳定的力量也就越强。所以站在皇帝的立场,闭关锁国,最大限度地限制流动性,最容易使人心稳定、社会和谐,换言之,统治成本最低。然而汉朝的休养生息,政府既然无为而治,民间的流动性也就越来越强了。《货殖列传》开篇就引述《老子》的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理想的政治,就是各个小社会都是高度封闭的,老百姓都觉得自己的伙食很好,衣服很美,工作很舒心,不和邻近的小社会来往。司马迁感叹说:“如果在今天追求这样的政治理想,除非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和眼睛,否则根本实现不了。”

所以说《老子》的政治理念是从最古老的小社会的生活方式发展来的,放到大帝国里就会显出内在的矛盾:它一方面似乎在支持亚当·斯密的经济原理,听任“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一方面又不喜欢流动性,鼓吹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然而大帝国一旦无为而治,民间当然会表现出惊人的流动性。《老子》完全没有意识到流动性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误打误撞地阐释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也正因为是误打误撞,正因为《老子》的思想根底还是在旧日美好的小社会里,所以从斯密和哈耶克的角度来看《老子》,当然会发现无法调和的矛盾。

现在我们看到,彻底的无为而治,或者说彻底的自由放任政策,可以让经济高速繁荣,但发展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公地悲剧。我们的老问题又出现了:要政府有什么用?

今日思考

看来政府总该做一些事,至少要维护公地的秩序。也就是说,警察是很必要的。

还是用今天的乱停车来举例好了。如果警察能够负起责任,停车当然会有秩序,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亚当·斯密也认为警察是必要的,但作用仅在于维护治安。如果要警察不仅仅维护治安,还要维护秩序,这到底应不应该呢?

如果请哈定来答,他一定会说“应该”。

这个问题,接下来的两周还会继续遇到,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先来思考另一个问题: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高度干预,国家大政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不是违背了道家哲学呢?其实并不违背。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问题留给明天。

今日得到

现在又该进入复习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知识要点是:

在小社会里,习俗制约着公共生活方式,不使公地悲剧发生。

当社会变大,量变积累成质变,公地悲剧的发生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最常见的瓦解小社会习俗的力量是眼界的拓宽,而这正是流动性带来的。

《老子》的政治理念是从最古老的小社会的生活方式发展来的,放到大帝国里就会显出内在的矛盾:它一方面似乎在支持亚当·斯密的经济原理,听任“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一方面又不喜欢流动性,怀念那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


王煜全 创新地图|从软银的发展看日本企业发展模式的变迁

今天是《前哨》的第366天,前哨团供稿时间,之前这个版块主要介绍大开脑洞的“黑科技”,今天我们换换口味,讲一个企业经营的话题,聊一聊日本软银公司的发展模式。同时,大家还可以点击下方的第二条音频,我为大家准备了“补充”内容,希望中国企业未来也能像软银一样进行海外并购。

从软银的发展看日本企业发展模式的变迁

文章作者

新藤晴臣教授,日本国立大阪大学研究生院企业管理学博士,曾任职于软银集团风投部门。新藤教授是企业经营管理学的专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技术型创新中小企业,并且在日本最先提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型创新中小企业”的概念。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理论。本文由前哨热心用户张涵根据新藤教授的论文编写。

阅读提示:你可以点击上方音频,收听我为你做的内容转述。

补充:软银收购波士顿动力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

软银公司大家都不陌生,它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崛起于90年代中后期。我们都知道,这段时期恰恰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而软银业务取得快速发展的90年代中后期又恰恰是泡沫经济崩溃的所谓“失去的十年”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软银能够逆势向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呢?今天我们就结合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新藤晴臣教授的研究成果一起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

在介绍软银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经历了3个阶段:

1954年12月到1973年11月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的“高度经济增长期”;

1973年12月到1991年2月的“安定经济增长期”;

1991年3月到现在的“泡沫经济结束期”。

我们熟悉的很多日本企业的创业发展时期主要集中在前2个阶段。比如本田(1946年创业,1957年上市),索尼(1946年创业,1958年上市),发那科(1972年从富士通独立,1976年上市)。这段时期,特别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制造业开始特别关注削减产能消耗,注重产品质量的提升。

那个时期的世界制造业还是“标品生产”的时代。企业之间竞争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而因为日本先天资源匮乏的生产条件制约,再加上随后的石油危机打击,使得日本制造业率先开始进入“精益生产”的阶段:在生产端尽力缩减制造成本,在消费端尽力缩减产品的维护成本,把有限的生产资源尽可能集中到新产品的开发制造中去。

这样做的结果,首先是明显树立了和同类产品竞争的比较优势:在投放到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在数量上大体相当时,日本产品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和更长的使用周期来确保自己的市场份额,并利用市场份额持续扩张自己的商业优势。

其次,这样做的结果还导致了一种以产品为中心的“战略论+组织论”的企业发展模式,也就是把针对产品的战略当作企业发展的唯一指导战略,根据它组织调动各方面的人力,财力,技术和渠道资源。这样做固然能够保证企业获得自己理想的产品,但也很可能导致一种被称为“加拉帕戈斯现象”的产品陷阱:即仅仅通过线性地增强产品的各个性能指标,而不去颠覆产品的整个结构框架,就以为能够开发出“最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的倾向。(日本的商业用语,指在孤立的环境(日本市场)下,独自进行“最适用化”研发,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面对来自外部(外国)适应性(泛用性)和生存能力(低价格)高的品种(产品或者技术),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以进化论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态系作为警语)

形象一点说,这就像大家比谁家做的馒头更白,但却没有人想到往馒头里面加肉,创造出“包子”这个新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一样。

这种“产品战略论+组织论”的企业如同一个字母“I”型的企业,当产品失败,整个企业也就垮台。特别是到90年代中后期,市场不再以标品决胜负的阶段,由大量“I”型企业构成的日本制造业界就迅速地丧失了优势,直到iPhone这样的新的业界整合方案出现,日本制造彻底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

软银:F型的组织架构,“战略论+资金论”的再出发

在这种情况下,软银率先使用了“战略论+资金论”的F型组织架构。

软银公司创立于1981年9月,最早的业务是电脑软件分销商。但软银并没有在所谓的“本业”上停留太久。1994年,软银在日本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同年12月,软银收购美国 Ziff Communication Company的展会业务部门,同时投资了2家日本本土的人才派遣公司:Persona-OA和 Persona-Personnel。并在1995年把这2家公司整合为Persona-Softbank,标志着软银正式从一家“电脑软件销售公司”转变为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但是软银的风险投资并不是简单的VC,而是将自身拥有的资金、组织、渠道组合起来,在外部对市场内各个单元进行资源整合,进而开拓全新商业领域的CVC式风险投资(CVC: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它的特点是运用金融和组织方面的优势,去和市场上有成长潜力的拥有技术或独特优势的公司合作,实现双方在组织资源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共享。这意味着凡是被软银投资过的关联企业都可以通过软银的整合变成一种新的组织资源,去对接下一个新的商业机会。

这一点的代表案例是软银与雅虎的合作,以及软银进军移动互联网的过程。1996年1月,软银利用自身在日本方面的组织和渠道优势,对接美国雅虎的业务优势,合资成立了Yahoo!JAPAN,正式将门户网站的业务导入日本。

之后的2000年5月,软银成立了“BB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马上和既有的Yahoo!JAPAN的组织框架对接,开始了名为“Yahoo!BB”的ADSL家庭有线宽带接入服务。次年的12月,软银又将旗下有投资关系的3家分别位于大阪、名古屋、东京的通信基础设施公司的组织架构对接进来,将“Yahoo!BB”的业务推向了全国。

在2004年7月和2006年4月,软银又分别收购了日本telecom公司和英国Vodafone日本分公司,把它们的业务体系和Yahoo!BB整合,开始了移动通信和移动互联网业务。

在这一连串过程中,软银没有研发任何一款相关的技术或者产品,它只是通过投资网罗了许多掌握有技术或者产品的公司,再通过提出一个高于他们各自产品和技术的发展战略来将他们整合成一个新的组织,将所有人带向一个全新的商业领域。

最近软银在机器人,物联网领域的表现也是基于这一模式。2014年6月5日,软银成为法国机器人企业Aldebaran的最大股东。7月24日软银成立了自己的机器人分公司SoftBank Robotics。2015年5月10日,软银和华为,中兴达成5G网络通信合作研发协议,标志着软银再次通过外部资源整合的手段开始进军机器人和物联网行业。

软银的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是一种“F型”的组织架构:通过资金作为竖直的根干支撑,之后在上面可以自由地接入各种横向的业务,或者组织分支,之后各个分支又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资源继续向上对接。而决定要让哪种分支对接进来,取决于资金提供者的母公司的市场战略判断。

这种组织方式的特点是母公司没有一个明确的“本业”,母公司发展业务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主要从公司外部获得,母公司自己不会在内部进行任何产品研发或者组织构建。母公司可以随时抛弃掉原来的业务领域,进入新的行业。

软银涉足过多个领域,但并没有在当中的哪个领域做过多的停留。这也就意味着,软银没有给自己设置很多来自于“专精于一项业务”上所带来的组织包袱和转型障碍,所以它可以迅速放弃那些过时的业务组织,马上开始构建有利可图的新的业务组织。

像软银这样的“战略论+资金论”的“F型”企业在“泡沫经济结束期”的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原因就在于它的组织都来源于外部,而且附着在资金上,可以伴随资金的流动灵活地构建,能够更好地适应不确定的市场需求。而传统的“战略论+组织论”的“I型”企业则因为组织都来源于内部,而且附着在具体的战略目标上,一旦战略目标失败,整个组织体系就失去了意义,难以适应不确定的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认同孙正义经营理念的日本创业者正在不断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企业界对于市场的新的适应。如果说在市场需求确定,产品种类确定的时代,日本通过以产品为中心的“I型”企业的组织构建和资源配置成为了市场中的佼佼者的话,那么在市场需求进一步分散,产品种类变得不确定的时代,日本同样产生了软银这样的以市场战略为中心的“F型”的企业,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总结

为什么软银能够在所谓“失去的十年”逆势而上?原因就在于它抛弃了只适应于专精一业的旧式日本企业文化,将价值的生长点设置在了由金融资本的粘合所带来的组织自由结合的可能性上。在这里,软银只负责判断未来时代和市场的发展方向,而其他具体的业务实践则通过金融资本整合各方资源的方式完成。从这一点上来说,软银可以算作日本市场上第一代“产融资本”企业。

凭借“F型”组织架构,软银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90年代中后期逆势发展,最终成长为今天的商业巨头。未来的商业主体也必须更多地融入到世界的体系中来,不仅仅是产品和业务,组织架构本身也必须更加灵活地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商业体系中。

原文出处:

『外部指向型コーポレートベンチャリングに関する考察ーソフトバンク株式会社による関連会社創出の分析ー』

(大阪市立大学 新藤 晴臣・龍谷大学 秋庭 太 日本ベンチャー学会『ベンチャーレピュー』2014年9月号)

知识小贴士:你可以在2016年11月23日的节目中回顾产融资本知识点。

王煜全,前沿侦察第366天。


吴军 栏目标明不让转载了 可惜
有时间做笔记得了,没时间就跳过


万维钢  日课210丨谁愿意嫁给爱因斯坦

今天咱们继续说埃里克·巴克尔的《破除成功学的迷信》。今天还是一个两难选择:工作和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你稍微工作忙一点,父母和朋友就会劝你不要太忙了,要好好生活。 你听这个话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这些围观群众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比如一个高水平医生,每天做几台手术,还要搞科研,还做一些行政管理工作,肯定是非常忙。像这样的人,劝他休息、多陪陪家人,有意义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不懂吗?

问题就在于,这个道理并不简单。

1.工作狂的道理

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棒球运动员之一,他成功的秘诀是从小就用超长的时间猛练。正常人的事物,什么娱乐、休息、社交,他全都不要,在职业队成名以后才有了第一个女朋友。 

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

威廉姆斯的了不起之处还不只是棒球。他二战期间去服兵役,在海军陆战队当战斗机领航员,他是最好的士兵。回来继续打棒球,还是最好的运动员。他职业生涯特别长,一直打到41岁。他退役之后当球队经理,管理得特别出色,又成了最好的管理者。他的业余爱好是钓鱼,玩得特别专业,结果入选钓鱼名人堂。

威廉姆斯干每一件事都力求完美,不但投入很多时间,而且都是高质量的刻意练习时间。

像这样的人,你拿什么跟他竞争呢?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最厉害的人同时也是工作量最大的人。有人做过调查,每个领域里,基本都是10%最强的人干了这个领域80%的工作。比如学术界,大部分最重要成果是少数科学家做出来的。

有些围观群众以为,高水平工作要使“巧劲儿”,只要你干活聪明,就不用花这么长时间,对吗?错了。真正的高手就没有不聪明的。有什么工作诀窍要是好使,肯定所有人都会这么用。现在的共识是,想要成为高手,你的智商必须要达到120 —— 而只要达到120,再高的智商意义就不大了,剩下的就是比谁的身体好,谁能投入更多能量,谁有足够耐力坚持下来。

我上大学的时候到数学系听过一位名师的课。那个老师很实在,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说,想当数学家,你得有连续作战的能力。如果熬夜打了一晚上麻将,第二天早上就不能精神抖擞地工作的话,那你就别干了。

古代的人以空闲时间多为荣,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以忙碌为荣。底层员工每周工作标准40个小时,高管人员常常要工作60小时以上,还都是主动的。特别能挣钱的人,往往没什么时间花钱。

那这帮人图啥呢?高强度的工作难道不累吗?工作累不累,取决你干的是什么工作。

沉迷于电子游戏的人没有抱怨苦和累的,而好工作就好像游戏一样有意思。很多研究表明,如果你干的工作对你特别有意义,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就不但不痛苦,反而是幸福感最强的活动。所谓“有意义”,心理学家发明一个概念叫“个人特征强项(signature strength)”,也就是特别适合你的工作领域 —— 两个标准:1)你必须觉得这个工作很重要;2)你必须非常擅长这个工作。长期跟踪研究表明,做这样工作的人,连寿命都延长了。

事实上,真正打击人的不是“工作”,而是“失去工作”。有研究表明,失业对人的打击是巨大的而且是永久的。一旦失业,人过早死亡的概率就能提高2/3。精神很痛苦,哪怕后来又找到新的工作,一想起来当初失业还是受不了。退休也是一大杀手,工作的时候本来状态很好,一退休各种病都来了。

我们在《极端式成功者》这期专栏讲过埃隆·马斯克的事迹。据他前妻说,什么睡眠不足、飞行时差、精神疲劳,这些症状在马斯克身上都司空见惯,但是他乐此不疲。

因为马斯克是干大事儿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干大事儿去了,你的家人怎么办呢?

2.爱因斯坦的家规

马斯克的前妻是个作家,也是个厉害人物……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俩人离婚了。那么作为牛人的妻子,如果主动承担家务,甘愿无私奉献,这行不行呢?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爱因斯坦的事迹。

爱因斯坦需要长时间的专注思考,你可以想象,他大概没有多少时间陪家人。实际上爱因斯坦做得更极端,他基本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佣人 —— 他的原话是“我的妻子就是我的雇员,只是我不能解雇她而已。”

爱因斯坦给妻子制定了若干条“家规” —— 

爱因斯坦的家规

家规的全文在上图。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曾经的物理学家,我佛爱因斯坦的物理成就我做过梦 —— 但是他搞的这些家规,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其中有几条是这样的:

你要放弃要求我陪你待在家里,放弃要求我陪你外出旅行;

如果我让你别跟我说话,你必须马上停止说话;

如果我让你离开我的卧室或书房,你必须马上离开。

爱因斯坦的妻子接受了这些规定。但后来爱因斯坦还是跟她离婚了,因为爱因斯坦要和另一位女子在一起。两个儿子小的时候,爱因斯坦曾经帮忙照顾过,长大就完全不管了。爱因斯坦的大儿子得了精神病,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十年,一直死在那里,这三十年间爱因斯坦一次都没去看过他。爱因斯坦的小儿子曾经跟记者说,我爸爸对科学项目都能坚持,而我,可能是他唯一放弃了的项目。

爱因斯坦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有人做过调查研究,特别厉害的高手,天才式的人物,大多对家人不管不顾。莫扎特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莫扎特在另外一个房间继续做曲。

那如果这些人良心发现,选择多陪陪家人,会怎么样呢?答案是他们的工作生产力将会下降。

有个针对男性的研究发现,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画家,甚至犯罪分子,都是一结婚就不行了。比如科学家,从结婚那年开始,出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就会下降。而他那个不结婚的同事,哪怕年龄变老,只要不结婚,就可以一直维持很高的产出。

我物理生涯中最佩服的一位物理学家,就没有结婚。他是个意大利人,有时候把妈妈从意大利接到美国来照顾他的生活。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 就是美国最初搞原子弹的地方 —— 给他当过两年多博士后,那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两年。他手下有很多学生和博士后,但科研亲力亲为,新想法层出不穷,产量极高。我们白天工作,晚上还经常几个人一起吃饭,继续讨论物理学和“国家大事”。后来我离开了边远的洛斯阿拉莫斯,回到文明世界结婚生孩子,就很少有机会跟物理学家吃晚饭了。

极端的成功需要极端的做法,这就意味着很大的牺牲 —— 而且牺牲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亲人。

但是如果我不想成就什么伟大事业,我也不是爱因斯坦,我就想老老实实做个普通人,那我能不能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呢?那当然可以。

3.平衡

如果你放弃追求极端的成功,那么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反而对你的工作是有好处的。比如研究发现,给小孩充分的时间玩,他的学习效率会提高。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可以同时也是爱玩的孩子。

我们之前讲过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常常就是在特别放松的情况下获得灵感。很多人是在洗澡的时候获得灵感,就是因为洗澡的时候人非常放松。

睡眠很重要。睡眠充足的人,记忆力、反应速度、学习和工作效率都会更好。超长的工作时间其实并不好。有研究发现,如果你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5个小时的话,那么从第55小时以后的那些时间,其实是没有什么产出的,这个活儿还不如不干。

所以你需要玩闹、有点幽默感、充分的休息、多留出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时不时出去度个假,这样还可以获得最佳工作状态。

而且使巧劲儿也是可以的。《怪诞行为学》的作者丹·艾瑞里跟巴克尔说了一个经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早上起来过一个小时之后开始工作,连续工作两个半小时,是最佳工作时间。如果你七点起床,那么从八点到十点半,就是你精力最充沛、效率最高的时间段。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最重要的工作放到这个时间段干,然后剩余的时间完全可以放松。

而这一切的一切的前提是,你想要一个更完整的人生,而不是一个极端的成就。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过了上午十点半就放松。

丨由此得到

想要极端的成功,你就要排除其他一切干扰,集中力量干这一件事儿。这意味着牺牲家庭生活,甚至最好不要结婚。只要你干的这件事是你真正想干而且你真正能干好的事儿,超长和高强度的工作就是你的乐趣。

如果你想要一个完整的人生,那么平衡工作和生活反而能提高工作效率,但是特别极端的成功你就别指望了。

那么到底什么叫“成功”?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呢?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本书咱们还有最后一讲。

万维钢

如果你也因为工作忙,被家人抱怨过,那你敢不敢把这篇转给你的家人?不敢的就点个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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