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谁是取经第一人
三、佛国记
做成一件事情，有时候外界条件不是最重要的，信仰、意念与不懈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这个道理古今中外的人都懂，只是真正能诠释出其中内涵的人并不多。现今的人们面对着更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很多年轻人整天长吁短叹，恨自己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怨前人没有给自己打下“铁桶江山”，怨社会没有给自己公平的待遇，真正埋头努力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少了。想当年郑板桥喊出“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是好汉”的豪言壮语，其魄力确实是值得今天的我们推崇和学习。
当然，这里不是推崇一味埋头苦干，做事情毅力和信念很重要，当然也要讲究方法。比如说，当一个人完成不了的时候，结合大家的力量来团结协作，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法显和尚以年过花甲的高龄，长途跋涉，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佛国之旅”，这样的作为，实在让那些整天抱怨的年轻人汗颜；他能够组织团队，靠集体的力量破除西行中的艰难险阻，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明智之举。
法显此行，历时一十三年，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所到的地方很多是以前的中国人所未到过的，南北朝慧皎的《高僧传》和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都指出：“（法显所到）皆汉时张骞、甘父（甘英）所不至也。”
在中天竺以及狮子国等地方参观了著名的佛教名胜后，法显带着一些筹来的宝贵经书，准备从海路返回中国。这时候，海上的航道已经初步形成，许多中印商人都是从海上进行贸易运输的。但当时的航海条件毕竟还不成熟，海难事故频有发生，商人们轻易也是不敢出航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大约就是古人对海洋的态度。
相传，东汉和帝时，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派遣属下甘英出使安息（伊朗地区）和大秦（罗马），意图联合这两个西方大国来夹击匈奴。甘英使团一行顺利来到安息帝国，并随后到达西边的波斯湾，准备出海前往大秦。这时，安息人坐不住了，毕竟之前中国和罗马的丝绸交易都是安息商人经手，其中的利益非常丰厚，如果这两个国家互通商团，安息人可就很难有钱赚了。于是，一些安息人开始吓唬甘英了：
“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后汉书·西域传·安息传》）
说海里风险很大，不是顺风的季节，恐怕两三年都到不了，而且人在海上，容易思念故土，很受煎熬的！这个说法无疑给甘英等人造成了心理压力，让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西渡的想法。很遗憾，甘英差一点成了第一个到达古罗马的中国人。近代的粱启超也感叹道：
“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海洋、对航海的心存忧虑。
但对当年的法显来说，已经从印度北部游历到了南部，再返回去会很费事；况且身边唯一的伙伴道整选择了留居印度，他一个人再过西域大漠，无疑是九死一生。所以，海路返回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于是法显带着经书，跟随一帮中国商人，踏上了海路回国之旅，这也成了法显的取经之行与两百年后的玄奘之行的很大不同。也可以说，法显才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走了“一带”和“一路”的人，毫不夸张。
归途中，商船遇到了风暴，船一度被击破，幸亏碰到一处小岛，众人才幸免于难。后来商队辗转到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他们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俗话说“祸不单行”，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众人只能是随风飘流。
船在风暴中行驶，颠簸欲沉，商人们都很恐惧，纷纷把一些东西扔向海里，以减轻船的重量。一些人看到法显和他带的经书，认为是这个和尚给商船带来了灾难，商议要把法显也扔下船去。这时，亏得有一位同行的商人伙伴站出来说道：
“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祐录》）
你们要扔下这个和尚，最好把我除掉，汉地的帝王可是信奉佛教的，我到时告诉了皇帝，你们可就要获罪了！结果，众人只好作罢，看来这位好心的商人也是有些威望的。总之，法显此行不易，可见一斑。
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终于登陆回国，真正完成了自己的佛国之行。
法显根据此次旅行写了本书，即流传后世的《佛国记》，或作《法显传》。他的这部书，以及他的取经之举，都默默地影响了我国古代的佛教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这种跨越沙漠、高原和海洋地冒险旅行也无疑成了一种传奇。梁启超先生说得好：“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
其实不但是对中国佛教，季羡林老师指出，由法显的这次“佛国之行”而产生的《法显传》的相关记述对于印度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
“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来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季羡林《季羡林谈佛》）
正在更新，感谢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