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孩子王》,发现那些有关写作的真谛

王朔平素恃才傲物,轻易不把哪位同行放在眼里,但是他却说,“若是每个人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评价竟如此之高,可见阿城不是一般人物。

图片发自简书App

还是用王朔的话说,阿城是一个已经成“精”的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

对于自称写作爱好者的人来说,阿城,的确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而在读他的经典名篇《孩子王》时,我却发现了阿城借主人公,代课的下乡知识青年“我”,之口阐明的关于写作的真谛。

1976年,下乡七年的“我”突然被分场调去教书,因为整个分场知青只剩下“我”真正上过高中。“我”要教的是初中三年级,因为自己高中并没有毕业,所以心里很没底。谁知道不但学校的教学条件差,学生的程度更差,语文水平连小学毕业生还不如,字都写不清楚,作文只会抄社论。

鉴于这种情况,“我”也就不再黑板上抄课文,而是让学生“终日只是抄字,选各种事情来写”。而究竟要写些什么,又怎样来写,“我”只要求:

不能再抄社论。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

“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从这些朴素的话里,能多多少少看出作者阿城的一些写作思想。

一是不要按照所谓的“套路”去写。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论大人孩子,一般不敢心里是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不敢张扬个性,不敢出格,最安全、最稳妥的做法无疑就是按照报纸和广播里的社论去写。这就是当时的写作套路。

但是,“我”不让孩子们这样做,而是情愿让他们写流水账,“能把流水帐写清楚也不错。”

现在,随着各类自媒体的兴起,关于如何炮制爆文的“套路”屡见不鲜,其重点很少放在打磨文章质量上,更多的是如何吸引眼球,太过功利和现实。不敢说这些“套路”没有用,但是未必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可以肯定地一点是,这些“套路”在阿城来说是不提倡的。

二是在写作内容上不必拘泥。

“我”告诉学生,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很多人认为写作是件很难的事,因为总得要写些有意义的东西才行。可是,当做这样的预想时,无形中就会给自己太大的心理暗示和精神压力,轻易不能下笔,也就会丧失很多练习的机会。

如果什么都可以写,也不会因为写的东西没有特别“深刻”的意义而被批评、取笑,或者看不起的话,写作就不是太难的事了,说不定就会让我们养成动笔的习惯,喜欢上写作。

三是要避免过分的修饰。

有人误以为文章写得越多越长就越好,所以喜欢用上很多的词汇去修饰,好像不这样就不能显示文采。

但是,“我”认为,只要能老老实实写清楚就行。所谓老老实实也就是不玩花样,不炫技,用简单平易的文字来写,能让别人读得清楚明白就好。

其实,有些篇幅过长的文章并不是作者有很多要表达的思想,而是绕来绕去说不清楚,让读者很难有耐心读下去。

而对于学生王福以“写上学”为题交上来的、明显低于中学生水准的作文时,“我”并没有嘲笑他,而是从中发掘可贵的东西。“我”说 :

王福写得好。第一,没有错字,清楚。第二,有内容。事情还是写了一些,而且看到有雾,别的同学就谁也没写到有雾。

这样的评语对于王福来说无疑是表扬,是鼓励,但却是客观、真诚的,并没有夸大。为什么写到“有雾”就值得表扬呢,因为这说明了学生用眼睛去观察了,而这对写作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谁能说一个能够看到“雾”,并且能写出来的孩子不具备作家或者诗人的潜质呢?果然,后来再让孩子们写人物时,王福写的是自己的哑巴父亲,真挚而感人,“我”把作文拿在手上慢慢地看,“不由地吃了一惊”。“我”呆了很久,竟然不太敢相信自己能教那么多东西。

王福同学在作文上的明显进步,说明“我”的这一套教学思想和方法是成功的、可行的。遗憾的是,“我”这种另类的教法招来了非议,老师没有当多长时间,又被送回了生产队,而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因此少了一个叫做王福的作家。

还好,后来阿城自己成了一个作家,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关于写作的真谛。好好领略这些,说不定你就比王福幸运很多,至少能够更好地享受写作所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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