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辩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第，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注

【德洪】，陈荣捷注，姓钱，本名宽。避先世讳，以字行，改字洪甫，号绪山（一四九六至一五七四）。浙之余姚人。初读《传习录》（今之上卷），心颇怀疑。阳明平濠归越（一五二一），先生与同邑数十人请学焉。四方之士来学于越者甚众。先生与王畿（见第二五七条，注一）疏通其大旨，然后卒业于阳明。一日时称为教授师。阳明征思田（广西，一五二七至一五二八），先生与王畿居守越中书院。嘉靖八年（一五二九）与王畿入京殿试。途中闻阳明卒，不试，归而奔丧。三年后（一五三二）乃赴廷试，得进士。累官刑部郎中。坐论宠臣郭勋死罪，因以下狱。勋死，始得出狱。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楚广皆有讲舍。黄宗羲曰：“先生与龙溪（王畿）亲炙阳明最久。习闻其过重之言。龙溪谓寂者，心之本体，寂以照为用。守其空知而遣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谓未发竟从何处觅？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是两先生之良知俱以见在知觉而言，于圣贤凝聚处，尽与扫除。在师门之旨，不能无毫厘之差。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先生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先生则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龙溪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先生则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耳。“（《明儒学案》卷十一，页六上）参看《明史》卷二八三
【元善】，陈荣捷注，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一四八七至一五四一）。陕之渭南人。正德辛未（一五一一）进士。嘉靖三年（一五二四）以郡守称门生。官历郎中知府。入觐以考察罢官，盖执政者方恶阳明之学也。家归讲学，重致知慎独。王学之传播于陕，其功为多。参看《明儒学案》卷二十九，页十一上下，与《明史》卷二六四。【越】，陈荣捷注，今浙江绍兴县。
【八篇】，陈荣捷注，即八书，分别为《答徐成之》二书，《答人论学》一书，《答周道通》一书，《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一书，《答罗整庵》一书，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也。日本注家谓应作九书。盖《答陆原静书》实有两书也。
【《答徐成之》二书】，陈荣捷注，载《全书》外集卷二十一（页九下至十七下）。
【是朱非陆】，陈荣捷注，淳熙二年（一—七五）朱子与陆象山（名九渊）初会于江西信州之鹅湖寺，话不投机，象山讥朱子为支离。别后朱子以象山为过于自信，且空渺近禅，象山亦以朱子迷情传注。学者以朱子偏于道问学而象山偏于尊德性。此虽言之过甚，然朱子之以性为理与象山之以心为理，相背而驰。所谓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门户之争，历数百年之久。
【文录】，陈荣捷注，即《全书》第四卷至第二十五卷。
【《答人论学书》】，陈荣捷注，即《答顾东桥书》，第一三〇至一四三条。
【《答周道通书》】，陈荣捷注，即第一四四至一五〇条。
【《答陆原静(清伯)》二书】，陈荣捷注，即第一五一至一六七条。
【《答欧阳崇一书》】，陈荣捷注，即第一六八至一七一条。
【四书】，陈荣捷注，指答周、陆、欧阳之四书，连《答人论学书》共五书。
【《答罗整庵书》】，陈荣捷注，即第一七二至一七七条。
【《答聂文蔚第一书》】，陈荣捷注，即第一七八至一八四条。
【《答聂文蔚第二书》】，陈荣捷注，即第一八五至一九四条。
【遭奸被斥】，陈荣捷注，即上注二亦云“入觐以考察罢官”。
【时义】，陈荣捷注，指《答徐成之书》中朱、陆问题已过，而《答聂文蔚第二书》之“致良知”与“必有事焉”等说，乃王学之新进展，为上卷所未及也。
【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邓艾民注，嘉靖五年，南大吉罢官归，途中致王守仁书，王答书有云：“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全书》卷六《答南元善》）
引陈荣捷注，东正纯云：“此卷（中卷）南元善（大吉）兄弟所增入，即《传习后录》是也。上卷文成初年之见居多，而下卷则殁后钱绪山（德洪）之徒撰（录）之。惟此卷晚年亲笔，纯粹无可疑者。”又云：“大吉建首善书院，刻《传习录》，大徇同志。文成之学盛于天下，大吉之功居多矣。

笔记

德洪记：以前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刊刻《传习录》两册，其中下册摘录先师（王阳明）八篇亲手书信。在答徐成之的信中，老师说到：“天下肯定朱熹否定陆九渊的论断已经很久了，一时难以改变。这两封信算是调停两可的说法，希望学者可以自己思索明白。”所以南元善把《答徐成之书》放在下册之首，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现在朱、陆之辩已经明于天下，我刊刻先师《文录》，把这两封信放在《外集》中，这次刊刻就不再收录了。
其他关于知、行之本体的论述，没有比《答人论学》（即《答顾东桥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清伯）书》、《答欧阳崇一书》这四封信更详细的了；而关于格物为学者平日用功方法的论述，没有比《答罗整庵书》更详细的了。先生一生冒天下之非难、诋毁、构陷，万死一生，孜孜不倦地讲学，惟恐我们不闻圣人之道，流于功利机智，以至于不知不觉地堕落于夷狄禽兽。先生秉持万物一体之心，奋斗终身，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的圣贤苦心，即使是门人子第，也不能完全体会。这份苦心，在答聂文蔚之第一书中体现的最为细致。以上部分仍然和南元善刊刻的版本一样。而揭示“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听了就明白如何用功的，又属《答聂文蔚第二书》最为完备，所以增录进来。
南元善在先生被天下人广泛攻击的时候，毅然以身明道，结果遭到排挤罢官，但是没有丝毫忧郁、怨愤、不平之气，却满心为听闻先生之学而欣喜。人们都看到他刊刻《传习录》对同学们的帮助很大，但是却不知道他那时候有多么艰难。我这次刊刻所做的取舍，都是以先生之学的进展为考量，而不是要刻意在南元善版本上做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