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
死亡令记忆鲜明。一个将死之人的记忆，因其将死，立刻平添了某种重要性和神秘性。马尔克斯擅长利用这一点。他也深谙人们对死亡既恐惧又好奇的矛盾心理，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他是这么开头的：
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
这个透露了凶杀的开头，让人无法抗拒。读完第一句，读者就立时关心起主人公的命运，无论他在那一天做任何事，读者都在心里大喊：天，他还不知道他要死了！
莫言的《檀香刑》也有个非常相似的开头：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
而更令人拍案叫绝的开头，来自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
因为，现身讲述凶杀案的，不是作者，不是凶手，也不是目击者，而是死者本人。这本小说开篇就点出：我是一个死人。
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而他，那个混蛋，则听了听我是否还有呼吸，摸了摸我的脉搏以确信他是否已把我干掉，之后又朝我的肚子踹了一脚，把我扛到井边，搬起我的身子扔了下去。往下落时，我先前被他用石头砸烂了的脑袋摔裂开来；我的脸、我的额头和脸颊全都挤烂没了；我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满嘴都是鲜血。
这个残忍而鲜血淋漓的开头，带来满满的惊吓。死人开口讲话了。他死得那么惨。他会讲个什么故事呢？他是被谁杀死的？动机是什么？
读者被一桩凶杀案吸引，进入这个故事。可没想到的是，作者却在凶杀案背后埋伏了一个关于伊斯兰细密画艺术的传奇。他就像一位技艺高明的细密画师，一点一点描绘出十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和风雨飘摇中的土耳其宗教、文化、传统。
伍绮诗的《无声告白》
最近看到的一部以死亡作为开场白的小说，是美籍华裔作家伍绮诗的《无声告白》：
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
这句话简练，却抓人。仿佛莉迪亚在对他们无声地大喊：我已经死了！又仿佛是读者在帮莉迪亚大喊：她已经死了！你们知不知道？！
伍绮诗把镜头聚焦在那个时间、那个空间，莉迪亚已经死了，可家人还不知道，一切还在如常进行着——
1977年5月3日早晨6点30分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莉迪亚已经死了，他们只知道一个无伤大雅的事实：莉迪亚来不及吃早餐了。这个时候，与平常一样，母亲在莉迪亚的粥碗旁边放了一支削好的铅笔，还有莉迪亚的物理作业，作业中六个有问题的地方已经用对勾标了出来。莉迪亚的父亲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他把收音机的旋钮转到WXKP频道，WXKP是“俄亥俄州西北地区最佳新闻频道”的缩写，喇叭里传出的静默让他心烦意乱。莉迪亚的哥哥边从楼梯上下来边打着哈欠，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莉迪亚的妹妹坐在厨房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盯着碗里的玉米片，一片一片地吸到嘴里抿碎，等待着莉迪亚的出现。最后，她不耐烦地说：“莉迪亚今天真能磨蹭。”
死亡将要打破一个家庭表面的宁静和内里的沉闷。在死亡尚未被知晓的时候，这个家庭像往常一样平淡忙碌地运转着，日日重复的那些场景突然显得莫名的荒谬。
伍绮诗给了所有读者一个上帝的视角，去看透“正常”掩盖下的“反常”，去体会莉迪亚和朝夕相处的家人之间，心灵上的隔膜和疏远。
加缪的《局外人》
说到表现现实的荒谬感，加缪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在《局外人》里冷漠、荒诞的开头，会让初读者汗毛直立：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母亲离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而默尔索却表现得像个局外人，一个冷眼旁观者，一个置身事外者。他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个事实，甚至连准确的时间也不关心，仿佛是在说一个不相干的人的不相干的事。
这个开篇可谓惊世骇俗。然而，这种荒诞，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本小说创作于二战时期。在那个荒诞的世界里，人是恐慌的、迷惘的，命运是未知的、不可把握的。个体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孤苦无依，无能为力，身不由己。
默尔索没有能力对抗荒谬的现实，于是转而用冷漠、轻蔑和无动于衷去挑战荒谬，反抗荒谬。在他眼里，这个世界是荒诞离奇的；而在世界眼里，他却是离经叛道的。对亲人，对情人，对朋友，对工作，对牢狱之灾，甚至对自己的死亡，他始终无动于衷。
他以荒谬对抗荒谬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注定会引他走向悲剧命运，但却使他避免了顺从和沉沦，使他成为自我的英雄。
加缪在小说开头，用蕴含内在力量的平静语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荒谬的人，引我们进入一个荒谬的世界。他将要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只有哲学家才能讲出的深刻故事。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作家的深刻，常常出人意料。有些作家会在故事一开篇，就道出自己对世界、对生命的深刻洞见，使人乍读一惊。
最典型的，就比如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随手写下的这段话，真可谓是脍炙人口。它被引用了无数次，以至于汉语世界里的人即使没读过这篇小说，也一定听过“蚊子血”和“朱砂痣”，听过“饭粘子”和“床前明月光”。
这段话常常被用来说明男人的“不知足”和女人的“被低估”，被用来强调“珍惜眼前人”的重要性，被用来批评男人不该喜新厌旧、见异思迁。
女人们往往会反复读这几句话，陶醉在“床前明月光”与“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所营造的唯美意境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意境中人。
然而，我要说，这个开头真的被大大低估了。它的深刻和精妙，全不在后半句的唯美，而恰恰在前半句的直白。
它最犀利之处在于：不留情面地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如何费尽心思地选择，我们注定只能得到“饭粘子”和“蚊子血”。任谁再是美、再是聪明，也逃不过一个“久而久之”，普天之下，概莫能外。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
也许，这才是张爱玲要说的话吧。然而，读到这一层，未免有些惨烈和凄厉。好在她用唯美的语言加以修饰，使每个人读起来都好受多了。
史铁生的《病隙碎笔》
关于对命运的认识，对世事的理解，很多作家都曾在小说开头给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再比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
而我最佩服的，其实是史铁生的《病隙碎笔》。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本散文集，但它仍然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作家在病痛和残疾的双重打击下如何继续生活的故事。它的开头，真的是参透了“命运”二字：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史铁生是个明白人。他一句话，就让我对命运这回事有了形象的认知。
这就好比拍电视剧：有人衰一点，别人都等着杀青后的庆功宴，他却早早就领了盒饭回家去。还有招摇过度的演员，一个不留神得罪了编剧，非要你踏进铁定下坠的电梯（参见美剧《Friends》里的Joey）。
同样是领衔主演，有人在戏里锦衣玉食，有人在戏里满嘴啃泥。没办法，谁让你进错了故事。想通了，都不过是“人间喜剧”。
写到这里，收笔吧。二十个开头，二十个故事。你最喜欢哪个开头？哪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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