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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寄洲的故事 王跃 (阅读时间约1小时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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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夏日
2018.03.14 10:41* 字数 1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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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严寄洲,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资深老导演、电影艺术家。1917年,严寄洲出生于风光秀丽的江南常熟。家乡如诗如画的景色,使他的梦想将来要当个画家,把桑梓的美景展示给世人。然而,当年上海某些电影公司常常光顾这片青山绿水之地拍摄电影,让他年幼的心灵又迷上了电影这门新鲜艺术。青少年时期,为了生计,他独身来到了大上海谋生。工作之余,他观看了大批中外影片,并有意无意地收集有关电影介绍的资料。“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枪炮声,唤起他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去,毅然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并由此拉开了他的艺术人生的序幕……

艺术细胞缘由家乡的秀丽山川

  二十世纪初叶,常熟这块江南秀丽的小城镇并不像今天被人们所关注。但是,与其毗邻的上海某些电影公司,倒是常常光顾此地拍摄外景。这里除了山峦叠翠、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桨声灯影等具有江南特色的景观外,尤其让电影公司感兴趣的是建筑在虞山上那段颇为壮观的明代城墙。借它作为万里长城拍摄一些古装武打片,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当时,“背着书包上学堂”,课余时间,又陶醉于线装版本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文学作品的少年严寄洲,开始对拍电影这一新生事物萌发了好奇心,一听说拍电影的来了,他总要去看个究竟,有时宁可逃学、饿饭,也不想错过机会。

这天,上海某电影公司摄制组在虞山十八景之一的剑门拍武打片《关东大侠》。剧中一位英武侠客手持一把长剑与一个面露凶相的和尚,在山崖边上激烈地厮杀起来。几个回合后,突然,那侠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剑劈向和尚……与此同时,导演举着铁皮话筒大喊一声:“卡托”!(‘停’之意)接下来,服装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帮助饰演和尚的演员脱去袈裟,旋即将袈裟套在一个“稻草人”身上;这时,导演又喊道:“雷队……开卖啦!”(‘准备……开始!’之意)。只见那侠客一剑劈下去,那身着袈裟的“稻草人”即刻从悬崖上滚落下去……。再接下来,服装组重新给演和尚的演员穿上袈裟,躺在地上作身亡状。在导演又喊“停”的片刻,化妆师忙上前给和尚的脸上涂抹些墨汁;(黑白影片,黑色表示血液。)如此这般,戏又接着演下去……一旁边啃大饼边专心观看的少年严寄洲,心里顿时一亮,悟出个道理,把这几个镜头连接起来,不就是侠客一剑把和尚劈下悬崖的骇人场景吗?虽然此时他还不懂得这是拍电影的“蒙太奇”艺术技巧,但从此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严寄洲爱好广泛,学生时代除了博览古典名著外,还酷爱美术,尤其在中学时期,其绘画作品多次被评为全校第一名。老师的赞许,同学的羡慕,使得严寄洲开始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打算读完三年初中,就去报考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将来作个画家,把桑梓的“小桥流水人家”等秀丽风景,通过自己的画笔展现于世。他把自己的理想告诉父母亲时,两位老人正为一家人的生计精打细算。虽然祖上留下些微薄产业,父亲还在做着生意,但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仍感到日子过得入不敷出紧紧巴巴的。当举家一次次迁居,最后搬进“亭子间”【注:即简陋、逼仄的住房。】的时候,严寄洲的“画家”梦算是彻底化为泡影了。他屈指略算,若考上苏州美专,学费、饭费、住宿费,再加上服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他不能再让父母为难了,决定以后自己走出常熟城,到大都市里去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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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看两毛钱一场的电影

初中毕业后,严寄洲只身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大上海。这里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又是孤注一掷非富即贫的冒险家乐园。

“要好好做人!”父亲的教诲,使涉世伊始的严寄洲保持了清醒头脑。他洁身自好,决心走自食其力的生存道路,开始注意报刊上登出的就业招聘广告。这天,一行“世界书局招收练习生”的白纸黑字的招聘启事映入严寄洲的眼帘。条件不高,初中文化水平即可报名参试,他决定去应试。当严寄洲迈进世界书局的高门槛时,这里早已云集了众多的求职年轻人。他凭着自己的聪明,顺利地通过了有关考试,成为一名月薪十二块法币的练习生。他把这区区工资安排得紧紧凑凑,除去饭钱及与朋友合租“亭子间”的房费外,还搞了些“知识投资”。严寄洲是个爱学习求上进的好青年,工作之余,朋友们拉他去酒馆、泡舞厅,都被谢绝了。这时,只见他走进夜幕下的美术培训班(侧重学习广告画、美术字)、口琴吹奏训练班等。当然,两毛钱一场的廉价电影院,更是必去不可的地方。当时上海最高级的影院,当属大光明电影院,里面设施讲究,夏天冷气开放,门票自然要比廉价影院高出三四倍。穷学生出身的严寄洲,只能摸摸口袋里的几个“铜板”,仰头欣赏一会儿售票窗口上端的大幅电影广告后,不得不扫兴离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昔日“侯门似海”的大光明电影院,这是后话。严寄洲在中、底档影院看电影时,一面欣赏电影的故事情节,一面琢磨其艺术技巧。虽然当时他未曾想过自己将来能当个电影导演,甚至是全国著名的大导演。但也许是天意,此时的严寄洲已深深地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时他利用礼拜天,一个下午连续看三四场电影。国产片看,美国大片也看,只是外国片看起来比较麻烦些,在观看画面的同时,还要注意银幕底边由幻灯片打出的中文解说词。

为了保证电影票的开销,严寄洲常常利用周末晚上加班做校对工作。校对分“毛校”、“初校”、“二校”、“OK“校”等四个级别。严寄洲做的是“初校”,三分钱一千字,干到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可校对一万余字,挣个四五毛钱,除去一毛钱的摊点夜宵外,第二天看电影就比较宽松了。严寄洲对本职工作非常敬业,他要争取三年练习生的工作结束后能晋升为职员,这样月薪可达二十多块了,看电影就更不成问题了。

正当严寄洲美滋滋地设计自己的美好前景时,“淞沪抗战”的枪炮声再次使他的理想化为泡影。世界书局位于虹口区,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书局不得不关门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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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救亡团”的日子里

失业后的严寄洲徜徉在上海的马路上,他想到自己的一个又一个的志向,均被无情的现实粉碎,心情感到十分沮丧。抬头再看那耀武扬威的“膏药旗”,全身热血即刻沸腾起来,家园已被践踏,自己还有什么前途可考虑!不过,在浑浊如染缸的社会,严寄洲仍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他不随波逐流,不沉沦颓废;脚下虽然龌龊一片,但深信总能找到一块“净土”,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块“净土”,就是他失业后不久,经朋友介绍参加的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国民救亡团”。

“国民救亡团”是一个广泛团结爱国进步人士的团体,它除了在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贴标语、撒传单外,还有计划地组织大家去难民营慰问那里的百姓。同时,内部还成立了“读书会”。通过阅读进步书籍,拓宽视野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该组织负责人给他一本《苏联女英雄传》,打开扉页,书中一章一节的英雄故事小标题,牢牢地把严寄洲吸引住了,于是他静静地读了起来,越看心里越豁亮;“无产阶级”、“共产党”、“苏维埃”、“十月革命”,这些过去听说过但又很模糊的字眼,现在算是彻底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基础上,那些通过各种渠道,由延安发行到上海的党的理论刊物《解放》,严寄洲也开始爱不释手地阅读起来。该刊物十六开,为躲避“包打听”的视线,出版者特意把封面印制成花里胡哨的“灰色”状。

当时,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正在闸北同日寇浴血奋战,但最终因孤立无援而被迫离开了坚守了多日的四行仓库,撤退到公共租界地。租界当局又以日本人要干涉为由,要谢部缴出武器。在遭到全体官兵拒绝,又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谢晋元只好长叹,同意武器暂时由英军代管。这天,严寄洲随救亡团来慰问这支“孤军”部队时,看到“八百壮士”虽然身无武器,但军威、士气丝毫未减,在谢团长的统领下,照常操练、站岗放哨。没有枪支,就用树枝之类的棍棒代替。同时还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文化、体育健身、文艺演出等多种活动,并准备计划成立生产合作社,自产肥皂、毛巾、袜子、藤椅等轻工产品。除了自己留用部分外,其余销往社会,以赚取些生存的钞票。严寄洲被将士们的爱国精神所感染,也深深认识到,国家若贫穷落后,就会遭到列强的欺辱;中国不富强不行啊!

这天,救亡团在地处租界且又靠近华界的上海大戏院组织抗日救国的宣传演出活动。演出前,租界巡捕房派人到后台检查节目单,发现大合唱《打回老家去》的歌词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即勒令“不准唱!”。大家纷纷质问为什么不让唱?回答却是“可以唱,但必须把歌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日本’俩字改成‘XX’;演唱时,唱出的歌词为‘打倒某某(XX)帝国主义!”。

当真正唱到“打倒某某(XX)帝国主义”这句歌词时,台上的演员们已然泪流满面歌声走调了,心里好不是滋味!台下的同胞们也随之“呜呜”地哭了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全场观众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瞬间,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口号声似排山倒海般地响彻整个大戏院!参加演出的严寄洲,目睹这一场面,再次被震憾了。以后他工作起来,更加主动、出色;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街头讲演、慰问伤兵等,不论干什么,只要对抗日救国有利,他总是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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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严寄洲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敌人的黑名单上。党为了保护严寄洲,根据其表现,决定让他和其他几位进步青年去延安。

延安这块革命圣地,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严寄洲早已耳熟能详,并仰慕已久。当有关方面负责人以“考核”的口吻问及严寄洲:“延安地方很苦,你能经受住吗?”严寄洲当即表示:“要革命就不怕牺牲,吃点苦又算什么?”。

严寄洲原名叫严顺源。离沪时,党组织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让严顺源几个人带上。为了防止日军的搜查,大家委托严顺源保管好介绍信。严顺源找来一张大小合适的牛皮纸,在上面顺手写了“严寄洲”三个字,再把介绍信妥善地用牛皮纸包好而藏匿于随身携带的小藤箱里。这样,“严寄洲”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几经周折,这些年轻人来到了古城西安,并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理了去延安的相关手续。待由西安步行奔向延安的那天,同行者中出现了变化,有人要留在西安自找生路,队伍只好重新组合。这时,严寄洲清点人数,发现坚定要去延安的,包括自己在内,只剩下六男二女八个人了;大家开心地戏称“我们是‘八仙,八大仙人!’”好不幽默!好不浪漫!

“八大仙”开始上路了。他们时而各自背着行李相依行走;时而湊些小钱雇匹当地农民的毛驴,驮着行囊前行。严寄洲平生第一次见到小毛驴,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开心。于是,掏出口琴吹奏起《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大家也随之边走边唱。时不时地相互之间还讲些笑话,如此这般,以解除旅途疲劳之苦。晚年的严寄洲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仍很感慨:“那时,我们既顽强又浪漫。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是的,“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他们在途中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拦、劝诱、胁迫时,总能力排干扰不予理睬!一天,几个自称是山西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的人,拦住了“八大仙”,劝诱道:“你们到了延安,一个月只有一块钱津贴;若到了我们那里,每个月可有二十多块钱的薪水……”严寄洲思想上早已认准,延安才是真正革命的地方;才是挽救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地!大家据理驳斥了对方,继续上路。经过千辛万苦,这天,“八大仙”终于来到了洛川县。这里是“国共分界线”,过了洛川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了。进入边区,就如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一样倍感亲切。到了延安没几个月,严寄洲就加入了党组织,因为党早已了解他。这是1938年的事,严寄洲年仅二十一岁。

到了延安吃的第一顿饭,严寄洲印象最为深刻。开饭时,他看到大家端着一碗碗黄澄澄的饭食,心想,都说延安很苦,能吃上蛋炒饭还叫苦吗?待盛到自己碗里,才看清不是蛋炒饭,而是小米饭。严寄洲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小米饭,虽然不如大米饭顺口好咽,但也感到新鲜,就着盐水煮山药蛋(土豆),大口吃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小米饭里埋有少量的山药蛋,他以为是炊事班换个花样做给大家吃,感觉也不错。再以后,碗里的山药蛋多于小米饭,才觉得不是滋味了,且吃完常常头晕、难受。以后了解到,原来从内地来延安的人愈来愈多,而粮食却没有增加。有些单位甚至出现过这样紧张的现象,到了吃饭时间了,司务长当众宣布,今天没有粮食,不开饭了!于是大家就忍着饿饭的滋味。有的同志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拿着自己的衣物,同当地的老乡换回个南瓜煮着吃。严寄洲还曾亲眼看到一位战士端着枪站岗,突然倒在路边再也站不起来了,就是因为肚子里长期缺食而饿死的。

不久,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家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才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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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从当戏剧教员开始

延安设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以及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严寄洲是抱着上前线杀鬼子的决心来到延安的,所以他进了抗日人民军政大学学习军事。然而学习结业后,严寄洲没有上前线,而是被分配到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当戏剧教员,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艺术人生之路。该师师长贺龙同志,非常重视剧社的工作,就在严寄洲调到剧社的几个月后,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养子、抗大文工团副团长欧阳山尊,就被贺师长点名调来任剧社副社长,不久,接任社长职务。山尊的到来,使得严寄洲等文艺工作者倍受鼓舞。大家早就了解,欧阳予倩是中国早期话剧的开拓者和戏剧发展领导者之一,素有“南欧北梅”(南方欧阳予倩,北方梅兰芳)之美誉。山尊自幼就受到父亲爱国主义和进步文艺思想的熏陶,并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从事演剧活动,艺术造诣很深。由他来领导战斗剧社,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

战斗剧社虽然一度排练上演了一批反应边区现实生活题材的剧目,如边区开明绅士响应中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所创作的三幕话剧《一万元》;揭露日本特务破坏根据地生活的独幕剧《鞋钟谜》;以及反映震惊中外大破袭战斗的活报剧《百团大战》等,但大家仍盲目地认为,只有上演著名大戏、外国戏,才能显示出剧社的高水平。

1942年5月,欧阳山尊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散会后,他根据贺龙首长的指示,匆匆赶到陕北重镇绥德,为在这里慰问王震将军领导的三五九旅的战斗剧社,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使大家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怎么个“为”法,这些过去为之模糊不清的问题。正在着手负责排练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且准备回到延安作汇报演出的严寄洲等几位教员,当即改变计划,重新排练了四幕话剧《丰收》、活报剧《晋察冀的乡村》,以及儿童剧《荒村之夜》。战斗剧社回到延安演出这些剧目后,反响强烈,延安《解放日报》连篇发表评论员文章;鲁迅艺术学院还为此召开了座谈会。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也在百忙中抽时间观看了演出。毛主席在观后,还及时给欧阳山尊等几位剧社的领导人写了回信,(事前,贺龙建议战斗剧社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批评、指导。)表扬了战斗剧社。这是1942年11月的事情,即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仅半年时间。毛主席写给战斗剧社的信全文如下: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边区正需要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封具有划时代纪念意义的表扬信,早已作为革命历史文献,被中央有关部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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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紧急任务连夜策划剧本   

1943年初,战斗剧社就要离开延安,返回晋西北。这天,剧社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一个星期后拿出一台晚会新剧,到中央大礼堂演出。当朱丹社长(前社长欧阳山尊此时已调离。)将任务布置给了指导员成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导演过《钢铁战士》、《南征北战》等著名影片。)和教员严寄洲时,已是日薄西山。时间紧任务重,朱社长命他俩连夜策划剧本,并特批到伙房领取当时已是很“奢侈”的一斤白面,少许的油、盐、葱姜等调料,作为俩人夜宵时做面条吃。为了不被他人干扰,成荫、严寄洲决定把自己反锁在窑洞里,盘腿坐在炕上,面对炕桌上的小油灯,开始回忆并筛选各自在生活中遇到的鲜为人知的新闻故事……

夜深了,延安大地一片漆黑、寂静,惟独战斗剧社驻地六里铺这眼窑洞里,仍闪烁着微弱的灯光。故事出台了几个,但经俩人商议、推敲后,又被否掉。这时,成荫随身携带的日常记事的小本子派上用场,俩人从中挑选出三个反映边区人民智斗小鬼子的真人真事,作为编写剧本的素材。

当晨曦透过窗户洒进窑洞时,《虎烈拉》、《求雨》、《自家人认自家人》三个小剧本诞生了。剧情严谨、幽默,且具有边区人民斗智斗勇耍弄鬼子的轻喜剧味道,一改过去刀枪、火药、流血等充斥舞台的那种紧张、恐惧场景。如《虎烈拉》,鬼子要进村搜捕抗日游击队员时,一农户把被搜捕的人,装扮成拉肚子的重病号,躺在炕上呻吟。当鬼子进屋通过翻译得知这家有患虎烈拉(烈性传染病)病人时,吓得赶紧捂住鼻子跑掉了。戏由严寄洲负责导演,几乎每天排练一个,全部用地方方言表演。严寄洲还在这三个戏里,扮演日本小队长的角色。因为不懂日语,就用“自制”的“东洋话”,“叽哩哇啦”地来替代;当然,饰演日军“翻译”的角色翻出的话,均为剧情原词原意。三个小话剧正式演出后,受到了延安各界人士的好评。不久,成荫又写出了《打得好》一剧,仍由严寄洲执导。这年,严寄洲二十六岁。

值得特别一书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00年9月中旬,由中国老教授协会文艺专业委员会主办,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虎烈拉.》、《求雨》、《打得好》加之《粮食》等四个小话剧,在共和国首都的舞台上(中国儿童剧场)重新亮相。年近米寿的欧阳山尊出任这次纪念演出的艺术总导演;著名表演艺术家、曲艺专家杜彭担纲主持;黄宗洛、石维坚等众多著名影视演员加盟演出;严寄洲等当年在延安的老同志、老文艺工作者,都先后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公演四天)。

当了七天连长

  大约在1947年秋季,战斗剧社随晋绥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呼和浩特、包头等地 。)重镇丰镇。此时日本已经投降两年了,而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已是而立之年的严寄洲,虽然参加革命九年了,但一直做文艺工作,还没真刀真枪地同敌人打过仗,心里未免有些遗憾。当他得知野战军将在中秋节前,攻打丰镇以南的山西大同时,就再也坐不住了。在得到剧社领导同志的同意后,他先来到了驻扎在大同郊区某地的野战主力部队358旅,通过旅政治委员余秋里首长,又找到了攻城突击部队751团。该团团长罗昆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是严寄洲的老朋友,他看严寄洲参战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

    农历8月14日的夜里,攻打大同城的战斗打响了。严寄洲怀揣着连长发给他的两颗手榴弹,和突击在前的751团的三连战士们一起,跃出隐蔽多时的蓖麻地,跟着由连长为他指定的一班老班长,弯着腰急速向前冲去。这时,大同城楼上敌人的机关枪、步枪,也加大了火力,子弹“嗖嗖”地向我军射来。严寄洲本能地缩了缩脖子。老班长见状轻声说:“听这枪声,子弹高着呢,没关系!”少时,又听到子弹“哧哧”声。颇有经验的老班长又安慰道:“不碍事,子弹离地面还高着呢!”。话音刚落,四周响起了“扑哧、扑哧”的枪声,老班长这才把严寄洲一头按倒在地。与此同时,大同城外环城铁路上的日军铁甲列车,边行驶边向我军扫射。(阎锡山部留用了一些投降日军。)三连的步枪、轻机枪打在铁甲列车上,当当直响并冒火星……

由于战前所获情报有误,导致了这次三连攻城严重受阻,且伤亡惨重。为此,旅部迅速下令,三连暂时撤退到城边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待命。在修道院清点人数时发现,战士阵亡近半;连长和一、二排排长也牺牲了,指导员也负了重伤,整个连队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严寄洲主动承担了连队的领导职务。尚存的六十几位战士,早知道他是“上边”下来的干部,也就很自觉地服从命令听指挥了。严寄洲首先组织大家在四周土墙墙壁上,挖出数个枪眼(洞穴),以便天亮后阻击敌人的进犯。接着他又带上司号员、通讯员等人,巡逻了周边的情况,并安排了岗哨。

佛晓时分,罗团长冒着冷枪射击的危险来到修道院。严寄洲把连队的现状,作了详细的汇报。团长听后,对这位老朋友能在紧要关头站出来负责任,感到很满意。但当严寄洲提出赶紧派个连长来时,罗团长瞥了他一眼说:“现在让我到哪去给你找连长啊!你现在就是这个连的连长!”说完扭头就走了。严寄洲这下可急了,自己没有打仗经验,万一战斗打响指挥再失误,几十号人的性命可不是闹着玩的!无奈之下,他看到眼前健在的三排长,当即“提拔”了这位同志:“一有战斗任务,全连就由你指挥!”

在待命的最初的日子里,战士们只靠随身带的山药蛋充饥。严寄洲很清楚,攻城前,自己和三连的全体指战员们,只吃了一顿“山药蛋小米饭”,肚子早就空荡荡了。说来也巧,正当严寄洲发愁大家吃饭的问题时,这天他发现教堂的地下室里储存有大量的洋面粉、大米、和肉罐头,当即就安排几个战士烧火做饭,让同志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饭。事后,严寄洲按照红军长征时的传统规矩,把吃了多少袋面粉,多少听罐头,以及烧了多少劈柴,均开出详细借据,以便将来悉数归还事主。

因三连伤亡过大,不日,罗团长传达了上级命令,严寄洲率领剩余人员,乘夜色之际撤出修道院,转移到外围安全地带。到了第七天,一位新上任的连长终于来了,严寄洲这才“卸任归队”。整个战斗结束后,贺龙司令员还在晋绥野战军总结大会上,特意表扬了严寄洲。

沿着“脚印”走下去……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在京郊西南的六里桥一片荒草地上落成。此时的八一厂主要以拍摄军事教育片以及反映部队生活的新闻纪录片为主要任务。就在这期间,三十多岁的严寄洲,在一次云南边疆采访时,了解到当地两个边防战士在巡逻时,发现道路上有些可疑的脚印。之后,通过上级领导的部署,在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抓住了一股潜入境内的武装特务。严寄洲觉得这个现实故事,对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老百姓有很好的教育意义。于是便写了个篇幅较短的电影剧本《脚印》,交给陈播厂长定夺,并直言:“你看看这个本子,我想尝试拍个故事片……”。仅两天后,陈厂长告诉严寄洲:“厂党委决定,《脚印》可以投入生产。”

严寄洲自然很高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导演故事片。不过他也觉得自己没有进过电影学院之类的艺术殿堂深造,只凭在战斗剧社编导话剧的经验,以及三十年代在上海观看大量的中外故事片的浅显印象就敢拍电影,似乎有些鲁莽了!但他又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编导者,不能只注重舞台艺术。拍《脚印》是自己导演电影的处女作,肯定很稚嫩,并会引起众多的微词。不过,自己必须迈出这第一步,这样才能从“必然王国”逐步过度到“自由王国”。

《脚印》片子公映后,正像严寄洲本人所预料的那样哗然一片:

“这也叫电影,真能开玩笑!”

“什么玩意!连电影ABC都不懂,就敢拍……”

“电影导演就那么好当啊!”

………………

这天,贺龙首长打电话把严寄洲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非常诚恳地谈了自己对《脚印》拍摄的意见,并语重心长地希望严寄洲不要气馁,要多看些有影响的大片、外国片,以及有关影片导演艺术方面的论著,从中汲取精华为己所用。

严寄洲没有辜负老首长的期望,仅仅几年功夫,就推出了《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等一批上座率颇高的故事片。其中,《英雄虎胆》1959年还出口苏联,苏联观众们看了后反应强烈,并致函八一厂表示肯定。斯时,苏联还处于“老大哥”的地位。为了显示两国人民的友谊,厂领导还请人把来函译成中文,与原件一并镶入镜框,悬挂在展厅内供大家参观。

新中国成立后,在影片中一位演员饰演两个角色,严寄洲是首创者。在旧社会的上海,严寄洲曾观看过影星胡蝶一人扮演姐妹俩的影片《姊妹花》。由于当时摄影技术欠缺,姐妹俩人对话的场景,只能坐在方桌两侧,且中间还残留一道竖线,让观者看了有些遗憾。而严寄洲导演的故事片《 哥俩好》,由著名演员张良一人饰演兄弟两人,同时出现在画面时,既可搭肩又可拉手,显得非常真实、自然。1962年拍完《哥俩好》,紧接着1963年,严寄洲导演拍摄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由著名影星王晓棠饰演的金环、银环两个角色,也同样非常成功。为此,这两部影片的主要演员,均获得“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奖。

严寄洲对自己拍摄出的作品,定下一条不成文的“自我检验”的规矩,即必须亲自到高、中、低,三个档次的影院当观众,静听各层次观众对新影片的真实反应。他认为一部新故事片放映后,前三分钟若“抓不住”观众,那很有可能是废品了。他常说,拍电影首先要想到观众;尤其是偏远山区那些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父老乡亲们(指特定时期),要让他们喜欢看、看得懂。由于严寄洲心中装着广大普通观众,所以拍出的影片大多成功,不仅上座率高,还节省成本;难怪历届八一厂的领导,常提示青年编导人员向严寄洲学习呢。

“文革”结束后,严寄洲重新走上导演岗位,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对电影事业那颗执着的心却仍很年轻。1978年拍摄的故事片《猎字九十九号》,他创造性地运用了电子音乐,便是他的又一贡献。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尚未完全摆脱“左”的阴影,把外国的电子音乐运用到国产故事片里,有人担心会受到批判,建议严寄洲再搞一套交响音乐,万一电子音乐通不过,可当即换上交响乐。可是严寄洲偏偏不信那个邪,他对劝他的好心朋友说:“如果挨批斗,是批斗我老严。交响乐也是从国外传来的嘛,没什么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严寄洲又陆续推出了《二泉映月》、《陈庚蒙难记》、《陈庚脱险》、《死亡集中营》、《再生之地》等一批优秀故事片,以及《贺龙》、《谢觉哉在兰州》、《部长还乡》等多部电视剧。其中,以反映改造日本战犯为内容的故事片《再生之地》,在摩洛哥世界和平大会上及日本国公映后,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该片于1993年荣获“人道主义”优秀影片奖;1995年又荣获电影“金鸡奖”的五个单项奖。

故事片《哥俩好》逸闻 

凡是看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严寄洲拍摄的故事片《哥俩好》的观众,或许至今在心目中仍保留着一段美好的印象。

1961年岁杪,八一厂正在紧张地拍摄故事片《东进序曲》。按进度计划,要在翌年的四月份才能封镜。同时又赶上快过春节了,要等该片上市,无疑需“勒紧腰带等米下锅”了。正当厂长陈播发愁快要到来的一季度没有片子上马,而找到严寄洲想想办法时,严寄洲向他汇报,据了解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正在上演一个喜剧《我是一个兵》,反应不错,可否拍成电影…… 陈播当即表示同意:“如果这个片子能够在来年四月份之前拍出来,这样等《东进序曲》完成之前,就能“接上茬儿”了,否则到时候全厂演职人员的工资都要成问题了。”(注)

严寄洲听了后深感责无旁贷。经厂领导的安排,严寄洲和另外两位导演冯一夫、李俊一起赶往南京,观看《我是一个兵》。之后,三位导演一直认为这个戏,基础不错,样式新颖,主题鲜明,完全可以改编成故事片,并当即与前线话剧团商量,借调该剧作者一起回八一厂,研究改编电影剧本的事宜。

剧本脱稿后,厂领导决定由严寄洲执导。严寄洲觉得这个戏既然是喜剧,若拍成电影,《我是一个兵》片名就显得有些严肃,不太会引起观众们的注意。于是他动了一番脑筋,想到人们在喝酒时吆喝《行酒令》中的“六六顺啊、八匹马啊、全家福啊、哥俩好啊……”,其中的“哥俩好!”用来作为片名,不是再恰当不过了吗?既通俗上口,又有喜剧味道。于是原本《我是一个兵》剧目就改为《哥俩好》影片片名。在考虑片中一个演员饰演“陈大虎”、“陈二虎”一对孪生兄弟的人选时,严寄洲想到了故事片《董存瑞》里的董存瑞角色的扮演者张良。有人担心,《哥俩好》是一部轻喜剧,“董存瑞”这样的严肃的英雄人物,能否胜任片中的主角,特别是“二虎”这个调皮有加的“新兵蛋子”呢?严寄洲却胸有成竹,认为张良把董存瑞参军前那股活泼、机灵、顽皮形象,以及积极要求参军的倔强劲儿的几场戏,表演得相当出彩,相信他也一定能够演好“哥俩”。果不其然,张良不负严导期望,成功地塑造了性格迥然的“大虎”、“二虎”两角色,并荣获了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在筹划拍外景时,当时北方已经是天寒地冻,很难找到一处绿色景观。若去广州,那里又逢雨季天气,很能误事。最后决定去云南昆明拍摄。

影片从改编剧本、开机拍摄、后期制作、封镜审查,直到公映,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由于周期短、人物少,所以成本也低,但上座率颇高,又赢利丰厚。

孰料,仅仅几年后的“文革”期间,造反派硬把摄制组赴南京、昆明等地的紧张工作,诬蔑为“借拍片之名,外出游山玩水”,强加给严寄洲。他们哪晓得,正是当年厂领导的正确决策,严寄洲等人及时拍出《哥俩好》,才解决了八一厂千余名职工一时“青黄不接”的薪水问题;更没想到该片能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又一部经典之作。

【注:笔者曾多次与严老核实,那个年代,上有政策,凡是工厂,都要自行解决工资发放的问题;八一厂也同样。】

四次被开除党籍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当时正在拍摄故事片《赤峰号》的严寄洲,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发言时,流露出对彭老总的敬仰之情。为此,遭到了一系列的无情打击: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撤销导演职务,并被发配到青海唐古拉山某部队,当了一名列兵。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差,首先是缺氧,常常让人喘不过气,且感头痛难忍;夜间气温均在零下四十度。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严寄洲,没有气馁、沮丧,而是以极其豁达的胸怀面对现实,并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每月按时向部队党组织缴纳党费。连队领导以为严寄洲是一名挂职深入部队基层生活的首长,所以对他所缴的党费悉数收下。严寄洲服役的那个班没有钟表,他腕上的手表,便成了全班唯一的计时器。所以几乎每个年轻、活泼的小战士都和他打过交道。条件艰苦,战士们就用最淳朴的情感“款待”这位老首长,往往夜里该严寄洲外出执勤站岗了,士兵们就悄悄瞒过正在熟睡的“首长”,轮流替他完成站岗任务。八个月后,上级组织恢复了严寄洲的党籍、军籍以及导演职务,准备回北京时,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们才非常惊讶知晓,这位每月自觉缴纳党费,并同士兵们打成一片的“首长”,竟然是被开除过党籍的电影大导演!也正是这次被开除党籍,发配到连队当兵的短短经历,严寄洲为日后拍摄《哥俩好》、《带兵的人》等反映部队基层生活的影片,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其实,早在革命时期,严寄洲就曾两次被开除过党籍。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时,简直还有些滑稽荒诞。1942年,康生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抓暗藏的敌特分子。严寄洲来自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成分又是破落地主,(其成分应是‘城市贫民’。)自然是被当作怀疑的重点对象。

整他的人问道:“你为什么到延安来?”

严寄洲回答:“为了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问:“你在上海吃什么?”

答:“大米饭。”

问:“你来延安吃什么饭?”

答:“小米饭。”

问:“大米饭好吃,还是小米饭好吃?”

答:“当然大米饭好吃啊!”

问:“那你为什么大米饭不吃,千里迢迢地跑到延安来吃小米饭啊!……”

如此荒唐的审查,搞得严寄洲哭笑不得。就这样,他被认作放着有“福”不享受,跑到延安来“受苦”,肯定是个暗藏的日本特务。为什么认定严寄洲是日本特务呢?说来仍带有滑稽色彩。原来严寄洲有时在舞台上客串个日本小队长之类的角色,表演时胡乱自编自说些‘东洋语’的台词,故此,给某些文化素质较低的人一个印象:此人大概是个日本人?又赶上这次整风运动,很自然地把他与“日本人”联想在一起,加之上纲上线,严寄洲就成了“日本特务”;极其冤屈地被开除了党籍。背了十个月的“日本特务”的黑锅后,经上级调查,纯属子虚乌有而恢复了党籍。

1947年的冬天,边区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严寄洲虽然在秋季时因为主动参加攻打大同之战,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表扬,但他平日里曾多次给有关领导同志提意见、吵嘴,再加上其它缺点、错误,这次运动一来,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了党籍。数月后的一天,严寄洲在前线演出时,遇到了自己初到战斗剧社而认识的老领导甘泗淇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就把一肚子委屈诉说给他听。之后,甘泗淇拍了拍严寄洲的肩膀道:“错了,搞错了!好好工作,不要闹情绪了。”三天后,党支部通知严寄洲,从即日起,恢复组织关系。

严寄洲第四次被开除党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了,这是后话。

逆境中见风骨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严寄洲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原因除了他拍摄的一批优秀故事影片,一夜之间被批判为“大毒草”外,最严重的是,“文革”前筹拍故事片《南海长城》时,在选用演员、拍摄艺术等问题上同江青意见不一致。当时,严寄洲本着对作品负责,“艺术上可以争论”的正常心态,坚持自己的观点。然而,这就成了“江青同志指示一句,严寄洲就反对一句。”的滔天罪行。

1965年冬天,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有关《南海长城.》故事片的研讨会。在选用女主角的问题上,严寄洲同江青有些分歧。江青为了笼络人心,希望严寄洲能够重视、培养些青年演员,并还戏剧性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严寄洲面前双腿一并说:“我代表全国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他们吧!我向你们鞠躬了。”江青又是深深鞠躬作揖又是连连唱诺谢谢啦,弄得窝在沙发里年近半百的严寄洲,一时没有爽快地站起身来有所表示,自然给在座的与会者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也为其日后“文革”中遭受迫害,埋下了重磅级的隐患。

“文革”中的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艺“造反派”们开会。在咄咄逼人的讲话时,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向八一厂的导演严寄洲鞠躬一事,也不顾自己身为“最高夫人”的形象,泼妇一样大骂起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不听话!”既然“旗手”骂严寄洲是“王八蛋”,那他还有“和果子”吃吗!八一厂的造反派们如获圣旨一样,回到厂里就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千余人批斗“王八蛋”严寄洲大会。此时,只见他被几个彪形大汉强行推到主席台上。“打倒反革命分子严寄洲!”的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与此同时,大会主持人又把江青大骂严寄洲是王八蛋的原话,也“义愤填膺”地重复一遍……“打倒……打倒……”的口号声浪再次达到高峰!本来被眼前的声势搞得有些懵懂的严寄洲,似乎也明白些什么,他猛一挺身大声喊道:“我能不能说话?”主持人以为批斗大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得意地说:“好啊,老实交代你的罪行吧!”

“王八蛋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严寄洲这句不冷不热的问话,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会场,使得沸沸扬扬的批斗现场,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与会者开始交头接耳面面相觑,一时像是“吃冰棍拉冰棍——没化(话)了”

明知严寄洲这句问话有弦外之音,但也难以回答。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者,平时有的人也会莫名其妙地被冠以“王八蛋”的称谓。贬之有;褒之也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老婆管老头子叫“王八蛋”,有时还是亲昵之称哩!

    主持人被严寄洲问得一时语塞,不得不空喊一阵口号,且严厉斥责道:“严寄洲态度很坏!让他马上滚蛋!”草草收场。

自然,造反派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经过一番缜密策划后,又一次把严寄洲押到台上批斗。这天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责问严寄洲:“那年在上海,江青同志给你鞠躬了没有?”“鞠了。”严寄洲实话实说。“大家看看吧!这个反革命分子,把我们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气成什么样了啊!”话音刚落,拳打、脚踢、唾沫蜂拥而上,落在了严寄洲的身上。严寄洲深感疼痛难忍,但心里又感到可笑:既然江青明知我老严是个“王八蛋”,干吗还向我鞠躬呢?

严寄洲是一位宁折不弯讲道理的人,可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哪还有“理”可讲啊!于是批斗他的大会也日趋升温:双臂翘起、屁股冲天、项挂铁牌、强按头颅,美其名曰:“坐喷气式飞机”!每次批斗会结束,浑身上下犹如脱骨散架一般痛苦不已。行笔至此,作者想起一次采访严老时,他谈起了另一件遭受灭绝人性的迫害。一天,在黑牢里,造反派对他又“坐飞机”又拳打脚踢。这时,他感到喉咙里的黏痰在蠕动,很快在造反派的“打压”下,黏痰自然地吐了出来。一个女造反派见状,歇斯底里地强迫严寄洲把吐在地面上的黏痰舔干净!说到这里,严老两只眼睛似乎在冒火:“打死我,也不能舔!”

有些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暗中给严寄洲出主意,让他“策略”些,免得吃眼前亏。

那天,批斗会结束后,纪录片导演、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东方小夜曲的《草原之夜》的词作者张加毅,悄悄拉过严寄洲耳语道:“你这么和他们硬顶,哪还有个完?我已经试验过了,自己‘上纲上线’比他们的还要高还要严重,他们就批不下去了。他们批判我拍的《绿色的原野》时(注:该纪录片的插曲即《草原之夜》),我就‘坦言’:目的是告诉苏修,你们快来侵略吧…… 他们一听全傻眼了,也没法再批下去了,就结束了批斗大会。不妨你也试试,省得老撅着屁股在那儿受罪……”严寄洲一听,心里豁然开朗了。对呀,自己是搞艺术的,干吗面对如此疯狂的局面,不略施一点“艺术技巧”呢?

“说!你为什么要拍大毒草《英雄虎胆》?把你的真实目的老实交代出来!”这天批斗大会开始,主持人对撅着屁股的严寄洲大声吼道。

严寄洲不温不火地慢慢叙来:“那一年,台湾蒋介石派来特务登陆。我是欢迎他们来呀!拍这部片子,就是为了造舆论,意思是告诉他们快来吧,我老严等不及了……”

“嗯——”造反派听了后顿时哑巴了。他们在批判这部影片之前,委实下了不少功夫,收集了不少有关“材料”,准备万炮齐轰严寄洲,打个漂亮仗。孰料,“炮弹”刚刚上膛,还没发出,严寄洲居然自己先用“重炮弹”把自己“轰倒”了。真可谓“大巫见小巫”!明知道严寄洲在“耍滑头”,但又不敢造次。本来嘛,你让人家老实交代“真实目的”,人家“如实交代”了,你再否定,岂不自己要惹上“为反革命分子”辩护的嫌疑?

严寄洲拍摄的“大毒草”,何止一部《英雄虎胆》;像《五更寒》、《海鹰》、《赤峰号》、《野火春风斗古城》、《带兵的人》等多部影片,统统被江青视为口诛笔伐的靶子。主子既然有令,那么造反派就逐个炮轰逐一批判吧!当然,严寄洲也早已作好了自我“炮轰”的思想准备。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弄得造反派大有“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啊!”的无奈状。奇怪的是,严寄洲的所有“大毒草”都一一“过了堂”,惟独《哥俩好》没拿出来批判。“文革”结束后,严寄洲才了解到,造反派在每每批判一部片子,都要事先看一遍,美其名曰:“了解敌情,掌握第一手材料。”而看《哥俩好》时,这些人从始至终被这部轻喜剧影片逗得哈哈大笑,哪里还有什么“义愤填膺”的战斗豪情去批判呢!

严寄洲在“十年浩劫”中大难不死,除了有李德生这样正直的军首长,暗中予以保护外(李德生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对于江青要判处严寄洲二十年徒刑的指令,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个人始终保持了坚毅的人生态度。他常想,在延安入党宣誓时,包括自己在内共八个人,那七位,都先后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惟独我老严活下来了。眼前这些遭遇比起牺牲的同志们,又算得了什么呢?活下去,而且要坚定地活着,才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战友们啊!

严寄洲终于看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一天。“十年浩劫”,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啊!严寄洲除了无休止地被批斗、被强制劳动外,还把四卷《毛泽东选集》自觉地通读了十二遍,这是何等的毅力,何等的胸怀啊!

人生能有几回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严寄洲已到了花甲之年了,组织上为他彻底平了反,生活待遇也恢复到原来的水准。经历了十年残酷的精神折磨后,本应该很好地在家里享受清福,但他却要抓紧时间拼命工作。从1977到1993年的十六个春秋里,他导演或艺术指导拍摄了十五部故事片,百余集电视剧。同时还发表了三部电影文学剧本、数十篇评论,以及回忆性文章。他曾对好朋友叹道:假如没有十年“文革”,我至少还能拍出十五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来回报观众们。

1998年的春天,已届耄耋之年的严寄洲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凌子风,共同在首都人民大会堂、河北省石家庄某大酒店,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由他俩担任总导演,准备拍摄百集有关著名书画家们的工作、生活电视系列片。凌子风在会上指着坐在一旁的严寄洲,诙谐地对记者朋友们说:“我们俩个合计162岁的老家伙(两个人同庚),一定要拼着老命拍好这部片子!”

用电视片记录下一批颇有影响的书法家、画家们翰墨丹青的实况,无疑是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为此两位老导演深感责任重大,必须认真行事。他俩首先在“北影”、“八一”两家制片厂,分别成立四个摄制组,并各自选定四位执行导演。然后再按照中国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提供的名单,奔赴各地开展工作。同时,两位总导演还敏感地意识到,那些已薄暮年的“老国宝”们,要抓紧时间优先拍摄,并定下一条纪律,所有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包括导演在内,不准向书法家们索要“墨宝”。由此也可窥视到严导、凌导两位同是来自“延安时期”,且已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老艺术家的那种廉洁无私的高尚胸怀!

正当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这年的岁末,凌子风因病住进了空军总医院。翌年的三月里,他给人间留下“我爱这个美丽的世界”一句话后,便驾鹤西行了。凌导住进医院后,曾给严寄洲打过一次电话,说自己整天闷得慌,希望严导能去医院同他聊聊天。严寄洲在电话里听到对方嗓音嘶哑,不停咳嗽,说话也有气无力,心里很有几分担忧,本打算抽时间前去探视,不想自己也突然病倒住进了医院。更没想到的是,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传来了凌子风去世的噩耗。上次通电话,竟是俩个人的最后的诀别。

老战友的离世,给严寄洲的心理蒙上了一层久久难以抹去的阴影,为书画家们拍摄百集电视系列片的工作,也就暂时停了下来……

就在笔者整理这篇拙文的期间,还与严导通了两次电话。(注:2005年)坐八望九的严老仍是很忙碌,不是参加某个会议,就是伏案笔耕,为一些文艺团体修改剧本、指导工作……

“人生能有几回搏!”但严老您也要多保重啊……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人物》等多家报刊(综合整理)

          选自《好好干 好好玩》

图片发自简书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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