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

前言

在我的印象中，日本和美国是两个极端不同的国家，当然事实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当我发现这本关于日本文化的书是一位美国人写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同时又心生怀疑。美国和日本在国际上的关系尽人皆知，我怀疑一个美国人在讲日本文化的时候，会不会带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性，或者其他别的情感，从而干扰这本书对于日本文化阐述的客观性。我怀着这种警惕的心态，完成了整本书的阅读。所幸，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并不是单纯为了研究日本文化，而是去更好地预测战争的走向，提前做好整饬日本战败局面的准备。而且书中客观的例子非常之多，帮助我理解那些我很难以理解的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书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作者已经抓住了日本文化纷繁复杂的表面之下的根本思维定式，清晰地梳理出来，并以此为整本书的阐述顺序，将日本文化的浩浩画卷徐徐展开。

《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研究课题——日本

日本民族的文化充满矛盾。
美军和日军开始短兵相接，研究迫在眉睫。
从各个方面如战争、宗教等研究，可以窥见日本传统人生观和信念——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映像。
本书是一本关于日本人迄今自我意识到的全部活动的观念的描述。它所要讲述的问题是什么使日本民族成为日本民族。
社会学家研究这个问题，要有坚韧精神和宽容性。
假定基础观念——某个民族对生活具有的基本假设或认可的结论。揭示这一点非常重要，要找到这个不能单靠统计，而是需要系统研究。

战争中的日本

该部分主要研究日本战时惯例（尤其是违反西方战时惯例的所有作为。）

战争合法化前提——对等级制度的信仰与信赖。美国认为是轴心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的侵略行径导致了这场战争，非法征服并且走向了欺压弱小民族的丑恶道路；日本认为，各国拥有绝对主权时，世界上就会存在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斗争，而这种秩序的领袖理所当然是日本。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日本是真正从上到下按等级组织起来的唯一国家，对“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理解得最为深刻。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平，并且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帮助中国这个兄弟之邦，日本与“大东亚”各国为同一人种。因此必须先把美、英、俄从这一地区赶出去。世界各国应该在国际等级组织中各自占有一定的位置，统一成一个世界。
胜利希望的基础——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力量。日本致力于精神建设，正如同美国人致力于物质建设一样。日本人战时同样也进行物质上的战争准备，不同的是，物质对于日本人来说始终是居于精神之后的，那些坚船利炮被日本人当做是他们必胜精神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那种驾着小飞机撞击美军军舰的自杀式行为被作为日本政府精神优于物质的永久样板。日本政府更是把这一信条运用到了一般人的生活中。国民由于24小时在工厂劳作和美机的轰炸已经筋疲力竭，但还是宣扬着“我们的身体越劳累，我们的意志、精神就会越昂扬。”“越疲劳，训练效果越好。”冬天大日本体育会通过广播命令大家做防寒体操，这种体操不仅要代替取暖设备、被褥，甚至要代替粮食。他们的逻辑是：体力消耗过大，我们必须增强它。这方面，美国人始终认为，要根据睡眠、饮食和寒冷程度来计算使用多少体力才好，而日本人完全相反，对养精蓄锐不屑一顾，认为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做法。
“这个早在预料之中，丝毫不用担心。”即便是失败也广播中也会说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日本人只能在实现规定好的生活模式中生活才能安心，最大的威胁是尚未预见到的事情；而美国人是接受对方的挑战，并时刻做好取胜的准备。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算败阵撤退都要从容不迫，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嘲笑你，美国人会将你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公开放映”。
日本对天皇的态度。

天皇一直没有实权，只是到近代才被捧出来成为日本保守国民真正的崇拜对象。只有天皇才是日本当代国家神道的心脏。如果从根本上推翻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像抽调顶梁柱的房屋一样顷刻瓦解。没有什么比攻击天皇更能激起日本的敌对情绪了。
“不投降主义”抗争到底的日本战犯，他们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源于天皇，他们“奉行圣志”、“安奉圣虑”、“为天皇之命而舍身命”；而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信念也被声称源于天皇“爱好和平的陛下”。因此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可以与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分开，日本不能没有天皇。这在美国人看来是虚伪的，他们认为只要是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怀疑和批判。
即使在战争中，日本人对政府、大本营以及各自的顶头上司都进行过批评。他们不是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度，唯有天皇免于批评。

日本人不投降主义。西方各国在战时战死者达全员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时，举手投降是不讲自明的道理。但是日本军纪禁止投降，除非受伤失去直觉成为俘虏，并且被俘者在被俘那一刻便失去了尊严。耗兵严重，知道后来投降比例才有所提升。这种文化习性的必然结果和日军在俘虏营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和虐待要区别认识。

各得其所

家庭中的等级制度。复杂的礼仪。辈分之差的孝道。年龄之差的长子特权，继承家业。性别之差，日本女性地位较低，受教育质量也不及男子，相对于大部分亚洲国家，日本女人还是有较大自由的，尤其是做了婆婆的女人。无论是辈分、年龄还是性别，拥有特权意味着更多责任的承担。
日本家庭连带性的产生。社会等级制度，引入中国文化，天皇没有实权，幕府统治。封建领主也就是大名。德川家康更加深化了封建等级制度，世袭等级有：皇室、宫廷贵族、武士、农民、工人、商人、贱民。封建的等级制度对国民习性有了长远的影响，虽然后来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种制度的很多部分还是保存了下来，日本人必须在严格规定的各人社会地位的世界中生活，各人的行动严格按照事先画好的地图行事。

二百年来，法和秩序一直依靠武力维持，对于日本人来说，按照等级制度和秩序规则办事可能已经成为了安全感的必要条件。

商人由于会破坏等级制度稳定所以被限制和贬低，这种政策影响了日本的货币经济。
武士和农民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丰臣秀吉曾发起“刀狩”运动没收了农民手中的武器，只准武士带刀。武士被禁止从事生产活动，他们成为寄生阶级的一员，依靠从农民缴纳的租米中提取的俸禄为生。大名掌握着租米，按照论功行赏的方式给自己的家臣分配租米。藩国之间的连续战争成为封建领主和手下武士之间牢固的纽带。而在安定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已经变成经济关系。武士按照门第的高低领取俸禄，俸禄之低跟当时的农民收入相差无几。因此他们严格控制人口，崇尚节俭。德川时代的武士，在长达二百年的和平年代很少动武，他们渐渐变成掌握各种技能的专家，比如理财、能乐、茶道等等。武士和工农商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武士有权对庶民行使武力。德川家康从未考虑过让庶民和武士之间建立起相互依靠的关系，武士和庶民分别与大名发生联系。
农民要交繁重的租米，德川时代的租米是收成的百分之四十，有时候高达百分之八十。他们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德川统治时代，禁止土地永久让渡，这保证了耕作者的权益。（暹(xian)罗）由于租米和劳役繁重，日本农民也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导致在德川统治的二百五十年内，日本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农民可以对封建领主甚至幕府提出抗议，在德川统治的二百五十多年内，农民起义至少有一千多起。农民起义并不是由四公六民引起的，而是额外的更残酷的横征暴敛。起义过程：农民聚集到领主城下，按合法手续提出诉讼，农民写好正式的“纰政匡政叹愿书”，递交给大名的亲信。大名可能会撕毁叹愿书，农民就直接派出代表，前往江户向幕府递交诉状，或者如有幕府重臣路过时拦下递交诉状。幕府当局最后往往会做出对农民有利的判决。但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破坏了日本的法和秩序的要求，往往会判以死刑。领袖在受刑的时候，农民们会前往进行观看，但绝不会暴动，农民会为就义的起义领袖建立祠堂进行奉祭。他们承认接受处罚是等级制法律的需要。

将军（德川就是将军）的主要职责是在行政上控制大名，阻止大名缔结同盟、向外扩张、购买武器、自由贸易，每个大名每年都要在江户住半年，并且将妻子留下来做人质。
天皇，天皇同世袭贵族没有实权，隐居在京都，天皇的财产还比不上大名，宫廷中一切仪式都要受到幕府（凌驾于天皇之上的中央政府机构，最高权力者为幕府将军）法律制约。天皇同实权者并列的双重统治在日本由来已久。
日本世袭制度灵活性：
- 高利贷者和商人成为富豪之后会玩弄传统权术，跻身上层阶级。
- 收养子。富豪的儿子入赘武士家，身份财富互通有无。这种灵活性使得贵族和市民之间的阶级斗争非常少见，阶级关系更加融洽。

明治维新

尊皇攘夷口号：旨在使日本不受周围世界的伤害，结束十四世纪以后天皇幕府的双重统治，使日本重新恢复黄金时代。
发起者：外样大名。主张王政复古，推翻幕府统治。
主要内容：1868年王政复古结束了双重统治的局面。废除所有大名对封地的征税权，让农民将“四公六民”中的四公全部交给政府。解除大名对家臣的供养责任。五年内，基本消除了各阶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缔了标志阶级或等级差别的服饰，如不再蓄发；解放了贱民阶级；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律；拔出封地之间的地界，佛教也不再作为国教了。
阻力：

发动它的人，西乡隆盛发动了叛乱。
农民，最初十年至少发生了190次农民暴动，直到1877年才有减轻农民赋税的举措，农民对于各种与他们生活方式违背的改革措施也不欢迎。

一些更加具体的事情：

阶级基础，武士+商人，政府属于从日本中世纪特殊政体中孕育起来的下级武士和商人这个日本式的特殊联盟体。
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日本正处于脱离封建主义的过程中。
明治政治家不把明治维新当成一场革命，而是当成一项任务。他们设想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强国。他们没有攻击封建阶级，而是基于“欲得之，先予之”的思路，用可观的薪俸引诱其导向新政权，而后也改善了农民的状况。
明治政治家并不打算根绝等级制度，只是简化了等级秩序。
1889年以天皇名义颁布日本大帝国宪法，赋予人民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利，建立国会。
等级制度被认为是稳固统治的日本特有基础，应该予以保护和加强，因此，等级制度被转化为“适当地位”保留了下来。
民主程度。部落是地方民主，市、町、村，社区自主权。地方行政当局在三个问题上无权过问，①所有法官均由国家任命，②全部警官均由国家雇佣，③所有学校教师均由国家聘用。
宗教方面，日本神道是民族统一和国家主权专门象征的宗教，接受国家管辖。日本神道象征对国家的象征履行某种仪式，所以说“非宗教”。日本神道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教会，但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构（神社多达十一万以上）。神职人员的等级制和政治的等级制并行，组织机构从最低级的地区神社起，通过县、府、市、郡直至“阁下”最高神官。国家神社的祭日也是天皇为人民举行仪式的日子，到时候政府机关一律停业。而今天民众的大多数祭祀都不属于国家神道的范围，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到神社，先用清水漱口表示净身，后拉一下钟绳或击掌表示请神降临，再深深鞠躬，而后再拉一下钟绳表示送神。
军队方面，实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民的军队，但是这使得军部拥有至上权，对内阁影响重大，可以通过不参与内阁组建的方式阻碍内阁组建，也可以通过召回代表的方式使全体内阁辞职。即便内阁反对某项政令，军部依然能够发布军事命令，如出兵满洲就是一个例子。
工业化道路，制定计划，确定步骤。用政府的钱创办和资助他们感到急需的工业项目，由国家官僚机构经营组织，聘用外籍工程师，派遣日本人出国学习，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再把这些项目转交给私人企业（如三井和三菱家族为主体的大财阀），从而以一种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秩序，用最少的代价和浪费完成了资本主义建设初始准备的积累，它不是以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产品为开端，而是首先发展重工业。其他工业项目和政府重视的重工业项目组成了日本工业发展的二元性。日本人对商人的看法仍旧根深蒂固，尤其对“成金”这一类人不吝抨击。

一些思考：根本上还是日本人的安全感来自“适当地位”的存在，这种等级在日本的政府、军队、宗教、企业甚至日常生活中仍旧普遍存在着，当日本向外界强行灌输这种“安全”模式的时候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这种等级制度主宰人们意识的社会中，野心才有可能产生而且的确产生了。当日本向外输出这种“各得其所”的东西时，其他国家的人势必会把日本视为穷凶极恶的民族，但日本对于这种看法却甚为震惊，日本人认为“各得其所”是无需解释的道德规范，而其他民族的人并没有这一道德规范，因此，要想认识日本人要首先认识“各得其所”。

负疚于社会和历史的人

报恩！他们的世界里好像没有无条件的爱，任何爱或者恩在日本人那里都能够计算得清清楚楚。恩的分量远比个人意志重要。

他们认为自己从过去、从传统中获益，也认为从每天与他人的接触中受人之恩。日本人所谓的“信义”正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过去之间普遍存在的恩惠关系基础之上的。这种非常感恩的思维定式，造成了他们负疚他人的思维定式，这种“负疚他人”正是他们思维和行动的参照地图。
他们能够绝对自我献身。这里的要报的恩是人们最重要、最重大的皇恩。近代日本想尽办法把人们报恩的感情集中到天皇身上，以至于战争中的战士都在为报答皇恩而战斗，而报恩的感情在日本人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以至于战士们能够义无反顾地自我献身。
父母之恩。孝道，养育子女也是对父母的一种报恩。师恩。主人的恩。（大河剧中那种对主人的感恩，让我一度理解不了，现在总算理解点了。）
他们容易动怒，因为他们负疚于他人恩惠，承担着必须报答他人的义务。
奇怪的现象是，这种报恩的心态，使得人们在帮助的时候会被误解为有乘机占便宜的嫌疑。为了避免这种嫌疑，人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总是畏缩不前。
日本人受了恩惠之后会道歉，比如商店老板会对顾客说对不起、不好意思，特别感激的情况下甚至会说我受了侮辱。
可以看到，对于恩，人们一边竭力恪守，一边又深深憎恶。因为人们在接受恩的时候，恩人已经被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我和恩人之间就有了某种很近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因为背叛等什么原因被打破，那憎恨所接受的恩惠就成了正确的态度。

报答不尽万分之一的恩

恩即负债。最主要的并且始终存在的债务被称为恩。债务不是美德，还债是；恩不是美德，报恩是。
恩的分类：

在数量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无限报恩被称为义务，义务被分为父母之恩（孝）和天皇之恩（忠），这两种恩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
数量上是对等的，而且特定时机可以报答完毕，这是义理。

日本从七世纪开始完全接受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但却没有接受忠孝的基础或前提：仁。这个“仁”在日本没有那么优越的地位，不是必要的，属于“额外的事”。“施仁”是个贬义词，指的是盗匪之间的德。
天皇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象征的存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正如对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不同的是，星条旗是不会发号施令的，而天皇会，而日本人对天皇的忠使得日本人对自己所发动的战争不存在丝毫错误动机的怀疑。战中不论处于何种境地日本人都能坚持下去，日本人的好战之名令人瞠目，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而天皇一纸停战诏令就立刻让所有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刀枪。
战后的和平占领时期，日本没有反抗，没有爆发革命，他们始终“不认识自己战败的事实”，他们的武器是：为了忠，努力克制自己未丧失的战斗力，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义理最难忍受”——日本常言道

义理到底是什么？
正确的方法；人们应该遵从的道路；不情愿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人们别无他选遵从的行为准则。
上门女婿的很多义理；对非直系亲属的义理而不是义务；对主人是义理；维护声誉是义理。
义理是可以计算的，义理的恩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分量。

洗雪污名

维护声誉的义理。使自己的名声不致遭到玷污的义务。
包含着遵守“适当地位”所要求的各种繁杂的礼法。包含：

面对诽谤或侮辱的痛苦能够泰然自若；
要尽力维护自己在专门的职业和技能中的声誉；
要采取清除诽谤的行动，报复和自杀是行动两个极端，这里的报复是一种德行而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邪恶。

包含着注意体面的日本人的禁欲主义和自制。女人分娩时不得大喊大叫，男人遇到危险时要泰然处之。有一句格言“雏鸟求食而鸣，武士口啣牙签”成为大战的军队要求士兵的格言。不许向痛苦低头。
日本人的尊严来自于适合身份的生活。
承担相应地位所要求的责任。负债承担不了可能就会自杀，年关因此自杀的人不在少数。
承担职业责任。日本学校那会会悬挂天皇像，学校失火烧了天皇像，校长可能就会自杀，学校老师为了救画像甚至会有牺牲。给孩子起名字和天皇冲突，一家子自杀。读错《教育诏出》或《军人敕谕》也可能会自杀。
维护专家名声。通过坚决不承认不懂来实现，本质是一种自我防备。
日本人心理上的洁癖。
萨摩潘藩鹿儿岛事件、长卅事件、日本投降，可能都是日本义理表现明朗的一面。

人情的世界

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的享乐非常宽宏。
美国人认为快乐不一定非要去学习不可。美国人看来，人们拒绝沉沦于官能的享乐是战胜了并不需要特别去学习的一种已知的诱惑。但是在日本，快乐和义务一样是需要学习的。
日本人一边特意培养肉体上的享乐，一边又建立准则禁止人们将这种享乐当成严肃的生活方式沉醉其中。“像对待艺术似的，尽心磨炼肉体上的享乐，但是其后要在尽情体验这一快乐的滋味时，又为了义务而牺牲了它”。
热水浴，带有一种“被动的沈湎于其中的艺术的价值”，这一价值据说年纪越大意义越大。
对应的锻炼：冷水浴。现代的学校没有取暖设备，目的是为了锻炼儿童身体，使他们将来能接受人生的种种艰难，颇受欢迎。
睡眠，日本人睡觉目的不是纯粹养精蓄锐，他们是喜欢睡眠，只要无人妨碍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地睡觉。
对应的锻炼：他们可以毫不姑息地牺牲掉睡眠。
吃饭，一种需要进行享受的休息。日本以能吃到一盘一盘接连不断端来的饭菜为乐。“快吃快拉是日本的最高道德之一。”
对应的锻炼：忍住食欲断食。日本武士口啣牙签。僧侣们饭前祈祷：让他们想到吃饭等于吃药。意思是说要锻炼人不以吃饭为乐趣，而当做迫不得已的需要。日本人认为只要经受住断食的考验，体力不仅不会因为缺乏热量和维他命下降，反而会因为精神上的胜利而得到增强。
浪漫的恋爱。《源氏物语》日本的性没有太多禁忌，同其他人情一样，在人生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就没有什么妨碍，就没有必要过多限制过多批判（日本人脑回路也是清奇啊啊啊）。他们把属于妻子的领域和属于性乐的领域之间划出界线，明确地加以区分，这两个领域。同样得到公开承认。这是因为，一领域属于重要的义务世界，另一领域属于细小的消遣世界。现代的一位日本人在某杂志上提到“结婚的真正目的，在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生儿育女，延续家庭的生命。除此之外的目的，只能有助于歪曲结婚真正的意义。”
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地位显要的人们公认的一种乐趣，明治时代之后，被法律禁止。
手淫。在严谨的生活中给它较低的地位就可以完全控制它。
酗酒。酒精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对于酗酒的人，他的家属甚至一般工种都不认为应该表示厌恶。酗酒者通常是快活地放歌狂舞。日本人将饮酒与吃饭严格区分开。农村的酒宴上倘若有人开始吃饭，就意味着这个人不想喝了，进入一种与喝酒泾渭分明的吃饭状态。喝酒与吃饭决不能同时进行。

上述日本人情观推翻了西欧所认为的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各人生活中不断斗争的哲学。日本人认为，肉欲并非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欢乐并不是罪恶，肉体和精神并不是对立的。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柔和的+粗野的。日本人之所以不同意道德就是和邪恶作斗争，是因为，日本人所认为的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自认为日本人天性善良，可以信赖，没有必要和另一半作斗争。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佛教哲学的深入。日本的故事大多悲剧结尾，战争片也是只有流血和痛苦，这都歌颂的是日本人最看重的吃苦报恩的美德。

道德的困境

在日本矛盾已经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中，正如一致性扎根在我们的人生观中一样。日本人没有善恶之分，只有不同生活范畴之分，义理和义务冲突是常见主题。
他们认为强者是将个人置之不顾而能成全其义务的人，他们认为人们性格的坚强与否不是表现在反抗上而是表现在服从上。
天皇敕谕含蓄谴责义理，强调忠的义务。军人敕谕强调忠。
“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他们不认为一切德是基于怜悯的心而产生的。他们总是先订出信条，然后就全心全意，以全力全智来履行其义务。”
日本人的诚实。不是sincerely，这种在日本是会被嘲笑的，他们认为把感情流露出来是可耻的。他们的诚实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永不泯灭（诚实的义理，义理上的加号）的意思。这种诚实是一种值得赞颂的德，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质上是信徒对教条的狂热程度。（四十一士）
日本人的自重。以维护自尊心为出发点，将耻辱的严重性置于罪恶的严重性之上。

各种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课题是区别以耻辱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恶为基调的文化。以罪恶为基调的社会中的宗教会有忏悔，即通过坦白减少罪恶感。但是耻辱感不会因为坦白而减轻，因而感到耻辱的人非但不会坦白，反而会极力遮掩，希望有幸渡过，以耻辱为基调的社会中的人们会祈求幸运。以罪恶为基调的文化，人们基于内在对罪恶的知觉而实行善行，以耻辱为基调的文化，人们基于外界强制力影响而实行善行。耻是对外界批评的反应，耻是强大的强制力。日本人重视别人的评价。日本去美国受到文化震惊，体验到这种文化之后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文化环境中了，他们把回不去的日本文化环境叫做失乐园叫做牢笼等等，他们在另一种文化中体验到日本文化的困境。（我的狭窄的岛国。）

自我修养

分为传授能力和传授能力以外的更多东西。
分类标准：以在人们心中产生不同结果为目的。
传授能力：日本人普遍接受的精神统治法，即认为意志高于体力，体力是无限可训练的，身体的享乐本身不是天经地义的，人们经过努力就可以克服的。这在美国人看起来是“为了自我牺牲不惜一切代价”。美国人将美国社会中类似的训练（例如固定时间睡觉、必须吃某些食物等）视为一种压抑、一种牺牲，美国人承认这种自我牺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当一个社会强调这些牺牲所对应的的行为应该属于一种义务，并用此指导个人生活时，自我牺牲的观念就不存在了（就好像，人们每天呼吸，空气是必要存在，但是当人们把呼吸的过程认为是理所应当时，空气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
传授能力以外的东西：意志和行动之间 ”无毛发之间隙“ 。日本僧侣多娶妻生子。禅宗。解公案，公案源自中国，但却在中国已经失传了。公案包含人生的症结，若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如同被追捕的老鼠那样陷入困境，或者像被热铁块卡住嗓子。公案是日本人用来寻找真理的方法。日本人所谓“活着的尸体”是形容达到“精通”阶段的人。“行尸走肉”的哲学基础就是“无我的哲学基础”，这种情况下，人忘掉了一切自我监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恐惧和戒备，不需要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正轨，死者也不用在考虑报恩，死者是自由自在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无我”的人是好人，是教养极高的人，能够把自己贡献给最无私的壮举。

孩子的教育

U字型成长曲线。
讽刺挖苦的教育方式。
让孩子全面参与生活的教育方式。
孩子的“治疗”，点燃艾草的惩罚。
学习超自然事物。

投降后的日本人

“三十年代，他们自以为通过军国主义的手段会得到世界的称赞——用他们的武力赢得称赞。而且，付出了这一计划所要求的一切牺牲。当天皇宣布战败，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所意味着的一切。”
迅速承认武力兴国的错误，改用和平方针。
依靠命令建立自由民主。
日本的公务人员对“耻辱”在日本的作用产生了疑问。他们希望在国民中间有一种新的自由，一种在担心“社会”的责难和摒弃的恐怖中生长起来的自由。

《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