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想写写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只想写下真实的他们，不愿意刻意渲染所谓的爱。因为有些时候，它不一定真的存在。

1.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我的童年和少年，每个日子里，都飘着中药苦涩的味道。母亲是个药罐子，我家是开药店的，这里不是夸张，我家真是开药店的。

那是一间临街的小店面。进门三步就是一个柜台，上面放着捣药的小铁臼，一个算盘，一个号脉的小枕头，和一摞大小不一的手工糊制的装药的纸袋。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杰作。

柜台后面矗立着一个大药柜，上部是玻璃的柜门，里面放着一些西药和针剂，下面约三分之二的部分，都是一格一格的装着中药的抽屉，吊着一个个小小的铜环。

父亲就坐在药柜与柜台中间的那把椅子上。他表情严肃，难得有一丝笑容。我们都惧怕父亲。

我们不只包括哥哥姐姐，还包括母亲。父亲白天在药店忙，晚上也住在店里。只有吃饭时，才在家里露个面儿。远远的，父亲的一声咳嗽，一如响起一声警报，方才乱哄哄的家里，立马变得鸦雀无声秩序井然。

吃饭时不许说话，这是我们的家规。第一碗饭总是由母亲先端给父亲。父亲坐在炕头，不怒自威。刚才还与姐姐吵架的骄横跋扈的哥哥，因为害怕姐姐上奏父亲，此刻在一个小板凳上正襟危坐，噤若寒蝉。

家里气氛太憋闷了。我端了一碗饭，沿着墙根儿偷偷地往外溜，不成被父亲发现了，一声‘‘回来！’’吓得我魂飞魄散，立马无条件原地返回。

有一段时间，父亲发现，正在长个的我走路时驼着背。被父亲生气地指出后，每次在他面前走路，我都如临大敌。只消父亲一个眼神，我就胆战心惊，立即昂首挺胸。

父亲是一家之主，是绝对的统治者。‘‘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里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我们家有好多不成文的家规，母亲和我们一起默默地遵守着这些家规，对父亲充满了敬畏。

母亲和我们一样，花钱的时候，也是伸着手，跟父亲要。钱是父亲挣的，也由父亲掌控着。但是母亲要钱的次数比我们频繁多了，家里零七碎八的开销，让她有着足够的理由。

父亲从不多加盘问。他通常是一言不发，从上衣内里的兜里掏出钱来，然后，给的那个数总比我们要的多一点。尽管父亲很是慷慨，但我们兄妹除了迫不得已，如学校收钱之类的，一般都不敢轻易跟父亲开口。

父亲的钱，放在家中一个小巧的柜子里。每天晚饭时分，父亲从药店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柜门，把一天收入的钱放进去。他往往背对着我们，而我们也都知趣地避开。但是我注意到，这个时候，母亲的脸上总会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不满，抑或愤懑。

2.

小的时候，常常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亲不会让人望而生畏，他们的母亲也不会常年生病。可奇怪的是，他们也一样羡慕着我，他们羡慕的，大概无非就是我家的吃食好点罢了。

但我长得面黄肌瘦。我有点厌食。这是因为，当别人家还把挂面当作稀罕物时，我家的挂面，却成了每天的主食。

母亲变着法儿给我们吃挂面。挂面汤，调挂面，她甚至把挂面在水里泡软后，发成面给我们蒸馒头吃。我看到，这些挂面有的都生了白白的虫子，母亲把它们在太阳下晾晒后，择干净了做给我们吃。

我吃不下，一端起碗，就想到那些白白的虫子。慑于父亲的威严，我强忍着不敢呕吐。这些挂面，都是那些被父亲医好了病的人送的，这些挂面也只有父亲可以不吃。母亲另起小灶给父亲变着样儿做，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母亲说，父亲胃口不好，得吃精细一点的饭食。我们毫无怨言，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因为生着病的母亲也和我们一样，从来不吃偏食，而且每顿饭，她都是最后一个吃。

是的，母亲一直在生着病，她的脸和眼睑总是带些浮肿。除了过年——为了避避晦气，一年中的其它日子，母亲都在不厌其烦地为自己煎药。

有的药，母亲只煎一次就倒掉了，母亲说，医生治不好家人的病！这是她的一句口头禅，也是当地的一句谚语，我不知道，这句谚语是否由我家而起。

我每天都要去河畔倒垃圾，这些垃圾以药渣为主，闻着那股涩涩的药味，我的头就有些隐隐地疼。

更令我头疼的是，每天早饭后，母亲都会对父亲重新叙述一遍她的病情。我惊异于她的语言能力，她把她的病情描述得如此形象，栩栩如生。我没有用错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人，用她的语言，将身体各个部位的变化，组合成一个你能看到的怪物，告诉你，这就是病，她的病！

父亲却没有能力将它驱走或拈掉。于是，母亲就有了一次次重复的机会。我发现，这样的时候，在父亲面前，母亲不会再为一句话而掂量再三，也不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母亲的脸上有一种光彩，她描述病情的语言极其流畅，已达了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多年以后，当我坐在一位医生面前，想叙述病情时，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语言。那一刻突然就很崇拜我的母亲，崇拜她的语言天赋。

其实，我也很崇拜父亲。在母亲日复一日不胜其烦的絮絮叨叨中，父亲仍有着出奇的耐心，镇静自若地给她把脉问诊。‘‘人生若只如初见’’用在这儿多妥帖啊！每一次给母亲看病，父亲都当作了初见。这是一种与美好无关的初见。

3.

在那段漫长而短暂的时光里，我发现，母亲必做的两件事，就是生病，还有，还有攒私房钱。

因为别的事情，都可以由别人代劳。譬如，我们的衣服，可以由村中的裁缝去做；家中的那块地，也可以由父亲雇的短工去种；甚至我们吃的饭，也可以由姐姐放学后去做。惟有这两件事，必须是母亲亲力亲为。

我想不通，母亲为何要攒私房钱。在花钱方面，父亲从来没有为难过她；母亲的娘家，也用不着她来接济。外公外婆早就过世了，我只有一个舅舅，在外地工作。可母亲是那么执拗，那么不遗余力地把攒私房钱当作自己必做的日常。

隔天，哥哥姐姐都上学去了的时候，母亲就会从箱子里拿出那个红色的包袱，里面放着一些她不常穿的衣物。打开包袱，在一摞叠放整齐的衣服中间，有一块宝蓝色的绸布。到这一步，母亲的表情就有些神圣。她小心翼翼地把这块绸布沿四角掀开，正中间是一些鞋样子，和一个红英丹布头结成的小布包。母亲把它熟练的解开，然后，把一张五元或十元的纸币，放进原来的那一沓中去。

这种时候，母亲从不避讳我，因为我的话少。其实，我们家的人话都少。我说过，父亲从不对钱的用处多加细问。所以，母亲所专注的攒私房钱的这件事情得以长期继续。

我的童年，是那么的孤单。母亲关心她的病，胜过关心幼小的我，而且，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她大概把哥哥当作了唯一的依靠，总在偏袒着哥哥，她的爱的天平无时不刻都倾向于哥哥。而父亲则不。他虽然严厉，但很公平。所以，事实上，我和姐姐更爱父亲。可惜这句话我说得太晚了，父亲永远都听不到了！

事实上，我们都有点同情母亲。虽然在别人看来，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但我不这样认为，我想母亲也是。

我从未见过父亲和母亲争吵，但是有一天半夜醒来，我听见母亲低低地啜泣。黑暗中，我非常惊恐和害怕。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可是，第二天，母亲又若无其事，她一如往常地病着。

母亲一病就是多年。直到有一年冬天，母亲病得很重。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也不见起色。我寒假回来，听见父亲对人说，做副棺材，冲一冲吧！听到这句话，我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大哭了一场。突然觉得，母亲，即便是病着的母亲，也是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母亲自己大概也觉察到了。我想，母亲是以一个临终的人的决绝和凝重，对父亲说这些话的。她说，她攒了三千块钱，要留给哥哥。父亲的反应很平淡，没有丝毫的意外和震惊。他以一贯平静的口气说：没事，你会好的！

后来果真，母亲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而父亲竟在几年之后，毫无征兆地走了。我认为，对于父亲的离去，母亲远远没有我们悲伤。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的身体竟然好于从前。我不敢说，但是我很想说，母亲似乎有那么一丝解脱。

那次回家，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母亲的私房钱，不，母亲的钱乔迁新居了。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见她用抖抖瑟瑟的手，开着父亲从前的柜子上那把精巧的锁。

很大的哐里哐当的声音，至于吗？这么小的一把锁。我瞥了她一眼，母亲一脸的释然，她愉快地打开了那把锁，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突然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从来没有懂过，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那些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