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国霖
小时候,队房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队房即生产队的队部、相当于现在村社的办公处)。一年四季里队房是全村的中枢,指挥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号令全在这里布署实施,开会、学报纸文件、记工分、年终分红都离不开这里。儿时的我们更喜欢这里的打谷场面、车筒(停放牛马车的筒子库房)、牲口圈棚等,因为那是开心追闹嬉戏的场所,也是期盼能看一场电影的露天影院。
队房的记忆总是那些深深落在心底的趣事。记得生产队里买了一台收音机,这可是一个稀罕东西,六十年代末的农村很少见到。大家在队房的大炕上围着看、围着听,有的说这是洋戏匣子、有的纠正说是收音机,争论中围笼过来看稀罕的人越来越多了,屋子里已塞满了人。最后队长干脆把收音机搬在队房对面的山坡上,那嘹亮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山村的夜。“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郭兰英的歌声从此嵌入心灵,我们一群孩儿认定那匣子里一定有小铜人人在里面说唱,爬上半坡腰试图让大人打开后盖看个究竟,但被拒绝了。好奇趋使我们在大人们出地头劳动时,偷偷的在队房打开了那个收音机后盖,原来就一堆大小不等的圆管子(后来明白了是二极管、三极管等)和一个大喇叭。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后来家家柜子上都摆上了收音机,有大有小还有手里握着的、兜里装着的。村里招集开会也不用挨家挨户通知了,因为家家又安上了有线压电陶瓷喇叭,队房里的三用机(多功能收音机)一吼,坐在炕头都能听到,再对着喇叭喊,队房的三用机还能听到回话。儿时的我们在各自家里对着喇叭喊几声便能约好出去玩。
队房的乐趣很多,夏天我们中午不回家都在车筒子里的车上睡觉午休,目的是乘大人不注意把两个车的车辕架在一起,玩起了四轮飞车,从队房门前的坡顶小道上飞驰而下。自然胆大、力壮的把辕主驾、其它的乘坐兜风,那个爽就嫑提了。一次拐弯急了,车翻在了路下面,好在人未伤着,此事每每回想起来后怕了半辈子,因为车上全是准备去割草的镰刀……。
到了秋天打谷场面更是另一番快乐的天地,围着草垛玩打仗、捉迷藏闹到晚上也不愿回家。有时还跟大人在牲口圈棚内学着铡草喂牲口、并吆喝着到泉边饮牲口。那时生产队里秋收的粮食在场面上碾晒后堆成一个大圆锥体,生产队会计会在粮堆上扣上一个用木头刻下凹痕的“公粮”二字作印记。那两个字的庄严神圣至今难忘,每当粮堆上有了这两个字我们在场面的游戏活动就结束了,因为如果追逐破坏了公粮上的印记是会被惩罚的。
生产队在当时的人民公社是最底层的核算单位,劳动出勤按体力记工分。每到年底队房那张大桌子上的算盘被会计拔的清脆响亮,分红很快就出来了,好年头一个工分能分一毛把半,年景不好也就几分钱,一个壮年人一天也就一个工分。小孩参加集体劳动最多也就半个工,有时我们的劳动从数量上比和大人一样多,但记分员还是记半工,一场争吵有时也就不可避免了……。
少儿时的烦恼不会长久,往往因一场愉快的劳动竞技或嬉戏而冲淡,记得收割庄稼领头打扎捆个子的桔杆绳,必须比其他人速度快,镰刀在脚下挥动,向前推进一段就得用手拔几颗庄稼杆,把根部拧在一块再打结铺在地上,后面收割庄稼的人便把庄稼桔杆整齐放在上面。打头的人们憋足劲争先往前冲,田野里形成一个个“燕”阵在追逐,早到了地头的还助人为乐,为落的远的悄悄割一段庄稼。
生产队最幸福的事是每年秋后杀羊宰牛,除了能分到每家每户应得的份子肉外,有时还能在队房集体聚餐,每当这时,我们便拿着碗筷早早站在队房的下风向,闻从大锅里散发出的炖肉味。在生活不富裕的日子吃肉是一种奢望,闻着香的流口水、吃着香的三日不知五谷杂陈,从那时便留下了一生味觉的最美回忆!
后来,到城里上学,考上了中专、大学,毕业后又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从此与生产队的农活告别了。改革以来农村包产到户,队房已没有了利用的价值,青年人进城打工,昔日的乡村生机不在。当我们带妻儿回到故乡,那儿时视为乐园的队房只留下了一片残垣断壁,打谷的场面荒草丛生。悠悠岁月,乡愁涌动,别了生产队、别了梦绕魂牵的队房、别了打谷场上快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