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于当代贵族政治一瞥

民主与贵族

按照卢梭的分法,如果行政官比单纯的公民多则为民主制;反之,若行政官比单纯的公民少则为贵族制。从这一点来讲,中美两国都是贵族制。

美国虽然实行普选,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公民只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能左右选举结果或者只能在“给定”的范围内左右选举。例如,不是所有美国公民都参与了最近一次的美国大选。在美国投票需要身份证明,但是这份身份证明却是一些弱势群体所没有的,没有身份证明他们也就无法参与投票。其次,在普选之时,每个人都清楚他们的总统只能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产生,即使他们不喜欢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虽然总统候选人也是由国会这个公民选举出来的组织所选定的,但是实际上国会并不能代表公民的意志,因为议员凭借能力进入国会,能力与意志是无关的。

与此类似,中国实行的人大代表制度也无法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将权力授予人大代表是希望人大代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希望代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替每个公民作出政治决定。

公民所选举出的代表并不能代表公民的意志,因而由这些代表所选出的政府亦是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实际上没有自由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将代表代替人民作出的政治选择视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有偷换观念之嫌。所以中美两国行政官要比单纯的公民多,即政治上是贵族制。

当然贵族政治不是指上层社会的垄断统治,更不是封建统治,而仅是指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政府形式。按照卢梭在《政府的分类》一文中所阐述的,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贵族制显然要优于民主制。并且卢梭也指出,没有绝对好的制度,只有合适的制度。民主制虽然为人们所称道,但其也存在弊端。

行政官

卢梭在《论贵族制》一文中将贵族制分为三类: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根据前文所述,中美实行的是第二种“选举的”贵族制。这是卢梭认为最好的一种。他认为第二种贵族制具备可以选择自己成员的优点。人民生来不是行政官(民主形式中是行政官),他们因为选举而成为行政官。通过这种方法选举出来的人往往具备明智、擅长解决问题、受人尊敬与重视中一个或几个特点。这些特点保证了政治形式与社会发展的稳固。

在我国的公务员考试中,也在着力突出前两个特征。通过这种初次选拔,可以保证即将从政的人员具备一定的能力。在随后的个人政治生涯中,一个人的升迁往往也是凭借自己的能力,保证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局面。虽然行政官中也会混入一些能力不佳者,但是相比于让全部人民中半数以上的人参与问题处理或政治决策,仍然具有可观的价值。

但“能者上,庸者下”这句话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由于我国行政人员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一般是不会被开除的,于是这些人最多只能“下”到基层来。但是基层人员承担了很多的行政事务。比如省里要举办一个作文比赛,省里必然要将任务分配到市里,市里也会将任务分配到区里。最后区里所要完成的指标往往大于省里所要求的。如果基础人员都是“庸者”,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速度、有质量地完成任务?况且基层乃是最接近人民群众的地方,派“庸者”过来是什么意思?

贵族与封建

“庸者下”最多是下到乡镇一级,不会到村级组织,但是村级组织却不是庸者之众。2015年人民日报发文建议重塑乡贤文化,倡议乡贤挂职当“村官”。有时候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表现的都是政治和利益的博弈。比如这篇关于乡贤的文章可能折射出的就是当前的政治体制由于对基层政治的无奈而做出的妥协。乡贤存在于过去的封建社会之中,后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也逐渐以某种形式消失了。现在重提乡贤,并不是主动将一部分权力转让给乡镇里的贵族,而是被迫承认一个既定事实——地方强势家族已经把控乡镇农村政治甚至县城政治。于是可以看到中国现存的另外一种贵族政治,即由地方家族把控的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对于封建社会主义曾有如下语: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第三小节整理自【2015年度,最容易被忽略却意味深远的九则新闻——大浪淘沙】中的部分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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