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研究者们对康德“理性建筑术”的构想多有批评或者干脆忽视，但康德本人却非常看重它，把它视为人类理性的本性。深入康德文本，具体分析“理性建筑术”的理念、图型和喻像，可以厘清康德这一构想中蕴含的“先天划分”(按照确定的原则对“全体的轮廓”进行不多不少的划分)和“内在生长”(从初始的元素或状态发展出其后的元素或状态)两种模型，以及它们各自的哲学史脉络。而基于当代哲学的有关立场，也可以发现康德这一构想的限度。理性建筑术要求体系的封闭性和内在目的性，它并不适用于充满偶然性的开放体系。

“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位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部分。在“先验要素论”部分，康德对纯粹理性的先验诸要素(感性形式、知性范畴和理性理念)的来源、功能和界限进行了批判。康德坦言，其工作主要是“否定性的”，它“不是用来扩展我们的理性，而只是用来澄清我们的理性，并使它避免犯错”(A11/B25)。①这是因为，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定位为“纯粹理性体系”的“入门”，而非一门“学理”。到了纯批的“先验方法论”部分，康德对于“纯粹理性体系”作出了更多肯定性的展望。但这种展望也主要是从一般的方法论角度作出的。在这一部分的前两章，康德分别探讨了纯粹理性正确运用的消极规则(“训练”)和积极规则(“法规”)。而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康德则讨论了纯粹理性体系的一般构造方法，即“纯粹理性的建筑术”。

对康德的哲学构想来说，“理性建筑术”非常重要，因为他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本性：“人类理性按照其本性(笔者加粗，以下同)来说是建筑术式的(Die menschliche Vernunftistihrer Naturnacharchitektonisch)，即它把一切知识都看做属于一个可能的系统，因此也只承认这样些原则，它们使得现有的知识至少不是没有可能和别的知识一起集合在某一个系统之下。”(A474/B502)更具体地说，“理性建筑术”使得由它形成的“纯粹理性体系”区别于普通的知识堆积，从而造成了哲学与普通知识的区别，

因为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使知识的一个单纯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A832/B860)然而，尽管“理性建筑术”有着上述的重要地位，但康德本人对它的讨论却有诸多晦涩不详之处。例如，作为一种“系统的(构造)艺术”(die Kunst der Systeme)，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诸多的知识系统是否只有一种具体的构造模式？康德的语焉不详部分地导致了后来的研究者们对理性建筑术有意无意的忽视。一个有趣的证据是，绝大多数有关纯批的导论性作品中，“architectonic”这个术语要么只出现一两次，被一笔带过，要么压根就没出现。更有甚者，还有一些研究者对“理性建筑术”给出了完全否定性的评价，康蒲·斯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之各部分的安排是煞费推敲极端矫揉的，所以能充分地隐蔽了它的混合性。这一般性的计划，表面上说是以逻辑的原理为其根据的，康德自己称之为建筑术；他竭力执行这计划而不顾一切，即有时牺牲合理的论证也在所不惜。其实他是那样地偏爱这计划而丝毫不肯让步，这种情形惟有人们卖弄其拿手好戏时才常常碰见的。他酷爱这计划，甚至把它的每一小节都做到精确，其结果就是一个极其繁复的结构，其中绝不同类的内容都烦琐地并列起来各从其格局。这结构从表面上看来是整齐划一组织严密的，实际上每每没有什么组织可言。②在此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如下词句：“无用的”建筑术(第224页)，建筑术“颠倒黑白的影响”(第415页)，建筑术的“矫揉造作的要求”(第417页)，建筑术作为“康德许多古怪表现永远存在的根源”(第439页)，建筑术“起着有害的作用”(第474页)。

从解释学的角度说，研究者当然可以基于自己的立场，批评康德的种种疏漏或谬误。但在下文中，笔者将采取一种内在批评的策略，认真地对待康德本人对“理性建筑术”的重视，深入地考察他对这门“艺术”的构想，以及它在康德作品中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康德此一构想的限度。

一、“理性建筑术”的理念、图型和喻像

由于康德在“纯粹理性的建筑术”这一章中对自己工作的预期仅仅是，只把一切知识的建筑术从纯粹理性中构想出来，并且只从我们知识能力的普遍根基中分杈而生发出两条枝干的那一点(按：指理性)开始……(A835/B863)因此，“理性建筑术”作为一个理性概念(Vernunftbegriff)，也仅仅是一个理念。“理念”一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多种含义，例如在先验辩证论部分，它主要是指超出经验可能性的概念。但在这里，它的含义则是：我们尚不能厘清其全部细节时，对一个东西的大致的构想。康德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把“先验—哲学”称为“理念”的(A13/B27-A14/B28)。

对“理性建筑术”这一理念的构想可以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考察这一理念指引下的系统构造活动，二是考察这一理念指引下的系统构造活动的产物。在这里，一如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绝大多数地方，康德主要是通过“理性建筑术”所构造出来的产物——系统——的特性来分析它的。这样的系统“包含有目的和与这目的相一致的整体的形式。一切部分都与之相联系、并且在目的的理念中它们也相互联系的那个目的的统一性，使得每个部分都能够在其他部分的知识那里被想起来，也使得没有任何偶然的增加，或是在完善性上不具有自己先天规定界限的任何不确定量发生(A832/B860-A833/B861)。”概言之，(1)系统的构成部分在数量上是必然地确定的，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2)这些构成部分是“节节相连(环环相扣)”的，它们之间有着一种“亲缘关系”。

进而，康德引入了这样的系统的图型。“图型”概念在康德对纯粹知性概念的讨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使得纯粹知性概念获得了某种直观性。这里，康德之所以要在对“理性建筑术”的讨论中引入图型，同样是出于对这一理念之“实现”的考虑。“理性建筑术”的图型乃是“一个从目的原则中先天得到规定的本质性的杂多和各部分的秩序”(A833/B861)。这个刻画中的“本质性的杂多”和“各部分的秩序”正对应于上面的两点。此外，康德还从另一个角度对图型作出了刻画。他说，这样的图型合乎理念地、即先天地包含着整体轮廓，以及一种对整体各环节的划分(A834/B862)。这个刻画同样包含着两点：(1)系统的整体轮廓先天地就确定了；(2)对整体各环节的划分同样是先天地确定的。

为了更进一步地阐明“理性建筑术”，康德在这里还引入了有关它的两个喻像。康德先是把“理性建筑术”凭借理念所构造出来的系统比喻为“一个动物的身体”，“它的生长并不能增添任何肢体，而是不改变比例地使每个肢体都更强更得力地适合于它的目的”(A833/B861)。后面，康德又把“理性建筑术”构造出来的系统比喻为“一个胚胎”，“一切部分都还被紧紧包裹着隐藏在胚胎里，就连用显微镜观察也几乎看不出来”(A834/B862)。这里，“看不出来”的意思是，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胚胎的大体轮廓，但很难区分出其具体的构成部分。

如果我们仔细地分辨，康德对上述两个隐喻——“动物身体”“胚胎”——的刻画角度有微妙的区别，前者着眼的是“生长”(Wachstum)，后者着眼的则是“划分”(Einteilung)。而这一微妙的区别则暗示了，康德对“理性建筑术”作为“体系的(构造)艺术”的构想实际上隐含着两条道路。

二、“理性建筑术”作为一种“先天划分”的方法及其活动的例子

如前所述，由于康德对“理性建筑术”的考察是从其活动的产物——“系统”着手的。换言之，康德是从已经完成了的、现成在手的东西出发，反推使这样的东西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普遍采用的考察方法，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他特地把它称为“分析的方法”。虽然纯批还只是“先验—哲学”的入门，但它所考察的正是“纯粹理性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因此，“理性建筑术”作为“体系的(构造)艺术”，也体现在了《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作品里。康德分别从现有的经验性直观、现有的诸种逻辑判断、现有的诸种三段论推理出发，分析出了先验的诸要素。在这里，康德更加特别地把“系统的(构造)艺术”与划分关联了起来。

划分作为概念系统的构造方式，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斐德若篇》《智者篇》和《政治家篇》等作品中，柏拉图都论及了划分的方法，并将之具体确定为二分法的模式。③特别是在后两部作品中，柏拉图用不同的例子展示了这种划分方法的具体操作过程。泰勒将之概括为“精确地合乎逻辑地把类划分为组成它的种的方法”。④然而，虽然柏拉图本人强调，划分要依据事物的本性，但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他的划分标准不断变化，有着很大的随意性。⑤

在柏拉图那里，“划分的方法”主要体现为对一个特定概念内涵的分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则被进一步发展为定义的规则。但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根据种而划分”的方法评价并不高：“划分好比是一种弱的三段论，因为它预定了所要证明的东西，并且总是推出比所讨论的属性更广泛的东西”(46a31)。⑥不过，亚里士多德从另一个角度继承了这种“划分的方法”，并赋予了它在构造概念系统时根本的地位。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诸范畴的系统性作出了强辩护。根据他的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系统绝不是偶然的产物或任意的列举，而是有着严格的必然性，这既体现在范畴的数量上，也体现在范畴的相互关系上；诸范畴作为“是”的诸基本含义，是最高的单义普遍概念、最高的属；它们是第一性“所是”的最高谓词，根据与第一性“所是”的不同关系而彼此区分。因此，“亚里士多德……能够获得关于范畴划分之完备性的一定方式上的先天证明，获得一种通过‘演绎而来的论证’”。⑦

当然，众所周知，康德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系统”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范畴“系统”的构成部分在数量上既不是必然地确定的，其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康德认为，这都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系统的发现是“碰运气地从事寻求纯粹概念的活动而产生的”，“仅仅靠归纳法来完备化”；而他自己的范畴系统则是通过划分得出的，“这一划分是系统地从一个原则中……产生出来的”(A81/B107)。

我们知道，“先天”这个概念在康德那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经验意义上的普遍性，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把自己对范畴的先天划分与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偶然列举区别开来。然而，如果我们接受布伦塔诺的阐释，则亚里士多德构造范畴系统的方法并非康德所以为的归纳法，而是与后者所运用的一样的划分方法。更进一步地，按照布伦塔诺的阐释，亚里士多德划分范畴的根据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东西，因而，这种划分同样是一种先天的划分。就此而言，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共享了“先天划分”的方法。

通过区分“历史的知识”与“合理的知识”，康德进一步凸显了划分的先天性。前者仅仅是事实的知识，其完备性仅仅依赖于经验性的来源；真正理性的知识乃是出于理性的，是“从理性的普遍源泉中即从原则中汲取”的。康德以沃尔夫哲学体系为例阐明了这一区分：作为历史上出现的学派(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该学派的一个门徒完全可以对它的全部细节如数家珍，但他拥有的知识不会超过这个体系本身，当他身陷争执之中时，他也只能固执于本学派的主张。然而，真正的哲学——它不同于数学——是决不能通过学习得来的，我们最多只能学习做哲学研究，“即按照理性的普遍原则凭借某些正在着手的尝试来锻炼理性的才能，但却总是保留着理性对那些原则本身在其来源上进行调查、认可和抵制的权利”(A838/B866)。

先天划分的方法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很多地方都有运用，其活动产物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系统”。康德把哲学理解为“一切哲学知识的系统”，并对之进行了先天的划分(具体参见A840/B868-A847/B850)。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对一种哲学的本源的理念预先规定了这种划分本身；所以这种划分就是按照其根本的目的而建筑术地进行的”(A847/B875)。

《纯粹理性批判》中典型地体现了作为先天划分方法的系统构造艺术的另一处地方，就是康德对知性诸范畴的划分。前面，笔者已经主张，康德获得知性诸范畴——对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的方法与亚里士多德厘定诸范畴的方法是一样的，即先天划分的方法。知性诸范畴被划分为特定的部门、门类，绝不是任意的，而是“按照确定的原则来划分”的(B109)。在具体操作时，康德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通过先天划分直接从“是”得出一系列范畴，而是借助于知性范畴活动的产物——诸判断——所体现出来的逻辑机能的划分来进行的。基于“合理的知识”与“历史的知识”的区分，康德对逻辑判断机能的划分“在某些地方、虽然不是在本质的方面显得与逻辑学家们惯常的划分法有所偏离”(A71/B96)。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康德把诸范畴理解为同一个本源的综合统一机能——统觉——的诸种具体的综合统一方式，而逻辑判断诸机能的划分同样也是基于对本源的统觉的具体综合统一方式的划分。就此而言，与亚里士多德相对应，康德从统觉出发，通过先天划分的方法厘定了诸范畴。

三、“理性建筑术”作为一种“内在生长”的方法及其活动的例子

笔者在上一节分析了，通过先天划分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一个包含着全体之轮廓的东西出发，构建起一个知识系统来。典型体现这一方法的是康德对知性范畴系统的厘定。然而，康德在讨论该问题时，又提出了一个特别的、与先天划分不一样的构想：

每一个门类的范畴处处都是同一个数目，即三个，这同样令人深思，因为通常凭借概念所作的一切先天划分都必须是二分法的。此外还可注意，第三个范畴到处都是由该门类的第二个范畴和第一个范畴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B110)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1)通常凭借概念所作的一切先天划分都必须是二分法的。这一点在康德对哲学系统的先天划分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当他把诸范畴分为数学的部门和力学的部门这两个门类时，也体现了这一点。然而，(2)在诸范畴的产生并不完全是二分的先天划分方法的产物，每一个门类的第三个范畴是通过新的方法得出的，即通过该门类的第一个范畴和第二个范畴相结合而产生的(entspringen)。换言之，第三个范畴是从第一个范畴和第二个范畴——这两个先前范畴——的结合中“生长”出来的。

如前所述，“理性建筑术”的喻像之一就是动物的生长。通过“生长”的方式，也可以构成一个“系统”。并且，这种生长具有内在性的特征。举一个植物学领域的例子，生长不是嫁接。嫁接总是要引入别的东西，然后才能产生出结果，这结果并不是嫁接前原有植物种株本身生长出来的。真正的生长，乃是初始的元素或状态自身发展变化，仅凭自身而造就其后的元素或状态，最终生成一个完备的系统。

作为内在生长方法的“理性建筑术”在思想史上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系统正是这一方法的典范成就：从最初始的定义、公设、公理出发，不引入任何新的设定，而必然地得出其后的一系列定理。这一构想也决定性地影响了黑格尔对“逻辑学”的构想，后者试图从初始的概念“是”出发，用单纯内在生长的方法构造整个纯粹概念体系。

不过，康德虽然构想了作为内在生长方法的“理性建筑术”，但具体地用它来构造系统时，他的实际操作却更像是嫁接式的，而非生长式的。让我们再来审视下康德对每一个门类中三个范畴之间关系的构想。虽然第三个范畴是由前两个范畴的结合而内在地生长出来的，但第一个范畴和第二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内在生长的关系，而依然是由先天划分的方法而来。借助于我们熟悉的哲学阐释术语，康德对每个门类中三个范畴之间关系的构想是一种标准的正-反-合的关系。就此而言，范畴系统实质上并不是作为内在生长方法的“理性建筑术”的恰切例子。

格雷·哈特菲尔德(Gray Hatfield)主张，真正充分体现出这种类型“理性建筑术”的是康德的另一部作品：

这一学说在其中真正得到实现的作品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在这里，康德把源自(《纯粹理性批判》)“原理分析论”的诸原则运用于(经验性地推导出)运动概念，进而以一种先天的方式推导出牛顿的两条运动定律。⑧然而，即便我们接受哈特菲尔德的解释，这意味着，虽然康德已经提出——至少指向——了作为内在生长的方法的“理性建筑术”，但他对之的主要构想还是从作为先天划分的方法着手的。这一点，我们从写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之后的《判断力批判》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quodlibetensestaut A aut non A，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有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件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⑨最主要地，三分法本质上仍是先天划分的方法。只不过这种划分不是分析的划分，而是综合的划分，这综合体现在，第三个概念由前两个概念的结合而产生。《判断力批判》与《纯粹理性批判》在这一点上的想法是一样的。

四、康德对“理性建筑术”的构想的界限

前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理性建筑术”作为构造系统的艺术，存在着先天划分和内在生长这两种基本模式，但康德的构想最终还是偏向前者。在本文最后，笔者想简单讨论的问题是：理性建筑术的这两种模式真地能够构造出康德所期望的系统么？或者，换一个问法，由这两种模式构造出来的系统具有怎样的特征？

先来看先天划分的方法。根据前面的分析，这种方法从最初已经具备了“整体轮廓”的东西出发，通过一系列划分而达到系统具体的构成部分。这意味着，先天划分的方法所运用于的那个系统在总体上是已经完成了的，由此那“整体的轮廓”才能够被先天地包含。但这进一步地也就意味着，先天划分的方法只能适用于一个封闭的、已经完成的系统。如果一个系统是开放的、尚未完成的，那我们对它的划分也就成了暂时的、偶然的，完全可能随着后来的情况而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划分就无法保证其先天性和普遍必然性。一个经验性的例子就是生物学中的分类学。科学家们并不能先天地拟定物种分类的完备系统，而是会随着经验的发现不断调整分类表。同样，当代科学哲学揭示出，我们用以理解经验世界的概念框架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工具主义特性，与经验有着复杂的交互作用。⑩因而，康德式的先天划分就不适用于对此概念框架的讨论。

此外，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先天划分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并非在生成意义上构造系统的方法，它更多地是在反思意义上理解系统的方法。黑格尔对于划分方法的反思实质和偶然本性早有清楚的认识：在划分中，“认识的事情只可能部分在于有序地安排在经验质料中已发现的特殊东西，部分在于通过比较去发现经验质料的普遍规定。这些规定进而被当作了划分的根据，划分的根据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划分同样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⑪

再看内在生长的方法。在康德的构想中，内在生长之所以能够保证系统的构成部分在数量上的必然的确定性、在其间关系上环环相扣的亲缘性，最终是因为该生长是由一种内在的目的统一性支配着的。内在目的性以及由它造成的统一性这个观念在18世纪是非常普遍的，具体到康德所举的动物生长的例子，借用恩斯特·迈尔的区分，这是一种“程序目的性的活动”。⑫但当今基于遗传学的标准观点是，对这种目的性现象完全可以给出机械论的解释：一方面，个体的发育在不可避免的随机性中运行着特定的遗传程序；但另一方面，那特定的遗传程序又是通过选择压力而历史性地形成，并在选择压力的作用下持续地修饰着。由此可见，当今的标准观点与康德的构想有最根本的区别：康德所理解的由目的统一性支配着的内在的生长所构造出来的系统具有必然性的根本特征；而支配着个体发育的这套遗传程序的实际运作则始终具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一方面是由于遗传表达过程中的随机变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遗传表达环境的重要影响。总的说来，虽然可以“生长”而形成一个系统，但它绝非是康德意义上内在的。

至此，可以看出，康德对“理性建筑术”的构想的界限，乃是他所处的18世纪对系统的构想的界限：在这个世纪，系统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封闭的、必然的系统。而一旦我们对系统的构想改变了，构成系统的方法也就发生了变化。

注释：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本文所引该著文本，皆为此版。康德在“先验方法论”开篇便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这一工作：“我们在先验要素论中粗略估计了这座建筑(按：指纯粹理性的知识大厦)的材料，并规定了这些材料足够建一栋什么样的大厦及它具有何种高度和强度。”(A707/B735)

②康蒲·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③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第三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④A·E·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6页。

⑤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58页。

⑥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立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⑦弗朗茨·布伦塔诺：《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3页。

⑧Gray Hatfield,Empirical,Rational,and 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Psychology as Science and as Philosophy, in P.Guy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18.

⑨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⑩参见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陈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⑪Hegel,Werke,Band VI,Frankfurt:Suhrkamp Verlag,1970,p.523.

⑫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