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年期间，统治时间最长的要算梁武帝萧衍（464—549，在位502—549）。这些朝代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中，比较有所作为而且具有特点的，也要算梁武帝。自从317年东晋南渡，形成汉族政权的南朝与各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相对峙局面以后，到589年隋灭陈，在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梁朝的五十年可以说达到较高的发展。萧衍之死，就标志着梁朝的灭亡。正如他自己所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因为简文帝受制于侯景，元帝僻处江陵一隅，历年都极短促。萧詧成为北周附庸傀儡，亦不足论。以梁朝的覆亡为转折点，南北军事上的均势从此消失，四十年后北方吞并南方的局势，这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梁武帝及其统治时期的历史，在东晋南朝历史中，是颇为关键的一个阶段。
（一）
梁武帝的统治，和宋齐相比，有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处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物的关系上。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三方面考察。
第一，如何对待前朝皇帝和宗室。萧衍与以前的王朝采取的态度、措施，有同也有不同。刘裕和萧道成篡夺政权以后，都很快就杀死前朝让位的皇帝，以绝后患。前朝的宗室，也都遭到屠戮或排斥。萧衍受禅以前，拥立傀儡齐和帝宝融时，就杀死了自命为东昏侯宝卷继承人的湘东王宝晊，和他的兄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接着又杀了齐明帝其他几个儿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鄱阳王宝夤逃往北方。只有谢沭公宝义由于哑巴残废而获免。受禅以后，本来准备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宝融为王。但听了沈约的一句话，“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处死了宝融。这一系列作法，和刘裕、萧道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另一方面，萧衍因为和萧齐同宗，利用齐明帝萧鸾以旁支继位，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后裔这件事，在自己消灭萧鸾一支以后，对萧道成的嫡系子孙萧子恪等进行分化，采取了不仅宽大为怀而且极力拉拢的态度。萧子恪兄弟十六人，都在武帝朝廷上担任了大小不等的官员，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和萧鸾一支后裔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推翻齐朝之初，萧衍就对萧子恪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且建武（齐明帝年号）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指兄萧懿被东昏杀害），亦是为卿兄弟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24】又使人传语：“我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指子恪兄弟）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所谓磐石未立，当指草创伊始，萧衍本身的宗室尚未建藩封国。萧衍的这番话里，有出于策略进行分化拉拢安定人心的成分，也有坦白推心以诚相见的成分，这就和刘裕、萧道成对待东晋刘宋宗室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推原其理由，是因为萧衍对于自己新王朝统治的巩固抱有充分信心，不怕前朝宗室造反，才能如此。而萧衍的信心，又来源于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
这里可以把萧衍的梁朝和以前的王朝作一比较。曹丕、司马炎篡夺政权后不杀旧君，因为曹操公元195年掌握汉献帝，到曹丕代汉，已经二十多年。司马懿从公元249年高平陵事件掌握大权，到司马炎代魏，也有十五六年。在这过程中，异己势力已消灭殆尽，新王朝的统治比较稳固，力量远在被推翻的旧王朝之上。刘裕从公元404年灭桓玄起，到420年夺取政权，虽也有十五六年，也不断消灭异己。但情况有所不同。刘裕出身低微，不但不能与高门司马氏比，也不能和先世当过太尉的曹氏相比。因而他多次北伐，以提高声望。不过他不能无所顾虑，要防止士大夫们拥司马氏复辟。两晋延续了一百五六十年，仅东晋即达一百年，宗室繁衍，到晋末还拥有一定力量。如司马休之、司马楚之等起兵反抗刘裕，失败后逃亡北方，聚族以谋复仇。还有不少司马氏宗室逃亡在河南，为刘裕所深忌，所以特派刺客去暗杀司马楚之。可以看出，刘裕篡夺政权后，对司马氏采取屠戮手段，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萧道成父子，“智识凡猥”，“本无大功于天下”，特别是代宋的基础也远较曹氏、司马氏、刘裕为差，所以即位马上杀宋顺帝，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梁武帝的情况与萧齐不同。因为齐朝统治年限很短，只有二十四年，高帝萧道成和武帝萧赜的子孙，差不多都被萧鸾杀尽。萧子恪一支出自武帝之弟豫章王嶷，明帝时即非屠杀的主要目标，所以萧衍能够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以上对比分析，采用祝总斌同志说，附志感谢）。
除去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之外，梁武帝对统治的信心还与他夺取政权时的年龄不无关系。宋齐开国之君即位的时候，在当时已算高龄。刘裕年六十五，代晋三年而死；萧道成五十三岁，代宋四年而死。都已到了所谓知命耳顺之年。而萧衍代齐时只三十四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北方高凉，四十强仕”的年纪。【25】这种情况，和刘裕、萧道成即位时充满桑榆迟暮之感，惟恐来不及巩固统治，生怕子孙不能守成，是迥乎不同的。加以新旧王朝力量对比悬殊，所以萧衍即位时满怀信心，丝毫不惧怕萧齐宗室造反，反而能够宽大为怀了。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三三论梁武帝与萧子恪语，也注意到他与刘裕、萧道成之不同。但叶适说：“刘裕惩创司马复兴，遂殄灭无遗育，而萧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鸾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号粗有识，宜其不忍为也”。叶氏对萧衍的观察分析，只从人情的忍与不忍着眼，显然是没有触及要害了。
第二，在对待佐命功臣方面，梁朝也与前朝有所不同。宋齐开国之君即位不久就死去，继位的皇帝对开国功臣特别是武将多所疑忌，如宋文帝杀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齐武帝杀垣崇祖、张敬儿。因为这些人对开国之君而言，或者比肩共事，或者效死疆埸，才成为开国元勋。继位的皇帝因而感到他们功高震主，形成威胁。萧衍夺取政权后，却没有诛戮功臣的事，这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萧衍重要的佐命文臣，如范云、沈约，虽然在齐朝竟陵王子良的西邸时，都曾与萧衍并肩为“八友”成员，不相上下。但范沈当时都是以文义见长，没有什么政治实力。他们在萧衍夺取政权前后，起过参谋顾问作用，却并不对新政权形成任何威胁。所以他们并不构成梁武帝疑忌的对象，而是倚靠的力量。二、重要的武将，如王茂、邓元起、吕僧珍、曹景宗等，原都是受禅以前早已追随萧衍的部下。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加官晋爵，只有更为尽忠于皇室，不会对帝位有任何野心。《隋书》四十《王谊传》有一段故事，对于了解萧衍很有启发：“开皇初，上（隋文帝）将幸岐州。谊谏曰：‘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戏之曰：‘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威扬武，欲以服公心耳。’谊笑而退。”这段话虽然是隋文帝的戏言，但不能不承认也透露他心底的某些顾虑。而萧衍即位以后，则是不存在这种顾虑的。所以他既不须像杨坚那样“震扬威武”，也不须像宋齐嗣君那样诛杀大臣之多而且酷了。
第三，在选拔人才进行统治方面，梁武帝时期更有不同于东晋宋齐的显著特点。现在分别就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分析梁朝五十年中他们在政治上所起不同作用，从而考察梁武帝重用哪些人以及这种用人政策的结果。
东晋宋齐以来士族中的高门，到梁朝仍然保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也和前朝的皇帝一样，承认并且尊重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在受禅以前，就曾上表说，“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26】说明他是要努力保持谱牒的准确，维护“冠族”的纯洁，以利于维持门阀制度。天监五年又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27】所谓“旧族”，当然也是指几百年来的门阀而言。杨公则在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28】梁武帝改革官制，把旧日的一至六品官分为十八班。据《隋书·百官志》所记梁制，列于每班之首的，大抵属于清官。又设流外七班和三品蕴位五品勋位等。其目的不外从制度上区别清浊，以巩固门阀贵族的地位和势力。【29】梁武帝即位后，即与琅玡王氏通婚，为简文帝娶王俭曾孙女，嫁妹于王导六世孙。侯景据寿阳后，气焰嚣张，公元548年请婚于高门的王谢。梁朝这时已濒于覆亡，但梁武帝仍然向侯景说，“王谢门高非偶”要保持门阀的尊严，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这种精神，和南齐时纪僧真乞作士大夫时，武帝说“由江谢，我不得措意”，以及纪僧真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仍然一脉相通。以梁代的琅玡王氏为例，王筠认为没有人家“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也。”沈约自诩“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也赞叹王氏“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30】
东晋以后，刘宋到梁这80几年中，三易朝代。当易代之际，官位已高的高门大族人物就遇到一个矛盾：尽忠于旧王朝，抵制新王朝；还是背弃旧王朝，投向新的统治者。抵制新朝则政治上受挫折，虽然旧日门阀所享受的优越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动摇。投向新朝则增强政治势力，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和巩固门阀地位，但必然遭到讥刺。南朝的侨姓高门，后来每以王谢袁萧并举为大。实际兰陵萧氏只是由于齐梁皇室所出而升格【31】，王谢袁才是两晋甚至后汉以来典型的高门。这三家已有官位的人，在易代之际，由于种种原因，在上述两条道路中，往往有不同选择，但究以投向新朝者为多。如谢晦、王弘、王昙首等投向刘宋，王俭、谢超宗等投向萧齐，而像袁粲那样坚决忠于刘宋旧王朝，拒绝与将要夺取政权的新统治者萧道成合作的，终属少数。梁朝建立后，齐时已起家入仕途的，王氏如王亮、王莹、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谢氏如谢朏、谢览，都在新朝作了官。虽然个别人起初也多少有过不合作的表示，如王亮、王志，当萧衍讨伐东昏时，“义师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间路送诚款。亮独不遣”。“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32】谢朏虽然以宋朝侍中身份拒绝解玺给受禅的齐高帝，但终于先后在齐梁两朝入仕。齐梁之际的袁昂，尤其是易代之际高门人士行动的典型。他的行为，说明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而不是尽忠王室。《梁书》三一《袁昂传》载，昂在齐末任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建康城平，昂束身诣阙。高祖宥之不问也”。萧衍讨伐东昏时，尚未表示要取而代之。但当时形势已很明显，因为萧衍从襄阳出兵时，已经公然以武王伐纣自命了。袁昂起初对萧衍表示不合作，但终于投降，仕至侍中司空尚书令。笼络高门是梁武帝的一贯政策，所以他手书晓喻袁昂说，“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又说，“朕遗射钩，卿无自外”。袁昂回答萧衍，虽然说“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惟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实则衷心为家族计，力求保存门户。所以袁昂临终告诫诸子云：“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朝之际，既暗于前觉，无识于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他谆谆不忘的，主要在于门户乡里。袁昂在他的《古今书评》里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反映出他对高门的看法，认为高门子弟就是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尽管袁昂对梁武帝每每自称“东国贱男子”、“东国贱人”，实际陈郡袁氏为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袁昂临终诫子的话，正全是高门大族口吻，贱字不过是谦词。陈郡袁氏的社会地位远在梁武帝的兰陵萧氏之上。袁昂之所以特别自加贬抑，恰恰反映高门盛族自视之高，以及竭力避免新朝皇帝猜疑的顾虑心理。袁昂诫子又云，“圣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指追赠官爵）”。所谓“遵古”及“知吾名品”，就是指萧衍尊重门阀制度，了解袁家的社会地位，和拉拢高门大族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萧衍与袁昂可以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姚思廉在史臣论中说袁昂“抗疏高祖，无亏忠节，斯亦存夷叔之风矣！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样评论，无异于对袁昂的讽刺。而这种讽刺，可以说适用于王谢等高门中的一系列人物。
梁武帝维护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尊重高门士族，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确实在梁朝做了高官，如王亮官至中书监，王莹官至尚书令和丹阳尹，王瞻、王峻、王份官至侍中，王志官至中书令，王暕官至侍中左仆射，王泰、谢览官至吏部尚书，谢朏官至中书监，袁昂官至尚书令。但是，这些高门甲族担任的官位虽然不低，却只停留在虚名上，在梁朝不能算政治上的实权派。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原因。姚察曾说：“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赏。恪勤匪懈，终滞鄙俗。”【33】王敬弘的故事，见于《宋书》六六本传：“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这种风气，到梁时更加泛滥。颜之推描述得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即使是“文学之士”，他们“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34】王谢盛族虽居高位，不亲事务。而梁武帝的政策，也正是一方面争取门阀士族的拥护，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摆饰，而另外任用一些真能关心“簿领文案”的人来进行统治。这些人是从士族的中下层亦即门第不高的所谓次门、后门、寒门中来，这种士人称为寒士，但不能与寒人、庶人或寒庶混为一谈。
《通鉴》一四五（天监二年，公元503）有一段关于梁武帝统治前期用人的记述，作了很好的概括：“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稿。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35】《通鉴》此文所举四人之中，范云、沈约、徐勉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来自士族里的中层或下层。
沈约，吴兴武康人，祖先沈林子在刘宋时以军功起家，既是南人，又非高门。范云是东晋范汪的六世孙，但亦非士族中的高门。《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云：“河南褚京师之薄行者。……高祖即位，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坚距之。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通鉴》一四五作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褚当是河南阳翟褚氏，与褚渊一家，是有名的大族。他所谓草泽底下，看来就是针对拒绝接待他的范云而发。沈范两人都是萧衍的旧友，而徐勉就不同。他是东海郯人，《梁书》二五本传说他“幼孤贫，早励清节”。徐勉诫子书也说，“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南史》六十本传载，“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36】《梁书》二一《江蒨传》，“济阳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禄仪同三司。父，齐太常卿，并有重名于前世。……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在位者并宿士敬之。唯蒨及王规（王俭之孙）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有忤。……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37】同为东海郯人的宋代徐羡之，被王华目为“中才寒士”，见《南史》二三《王华传》。从这些事实，可知东海徐氏门第远在琅玡王氏、济阳江氏之下，被目为寒士。犹之东莞莒人刘祥是刘穆之之后，也被褚渊骂为寒士，见《南齐书》三六本传。徐勉出自士族中的寒门、次门，比较起来还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因此为梁武帝所任用。周舍是汝南安城人，周的八世孙。他虽属第一流高门，但和何敬容相似，明习吏事，所以参预机密二十余年。
《通鉴》一五八说，“自徐勉（大同元年，公元535）周舍（普通元年，公元524）既卒，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朱异。敬容质慤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何敬容庐江人，父祖都有名于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是出身于第一流门阀的。但何敬容之受到梁武帝重用，却并非由于他的家世或高门的特点，而是由于他“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38】《梁书》三八《朱异传》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瞻，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朱异吴郡钱塘人，顾欢的外孙，而顾欢“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39】朱异出于士族的下层，所以他“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侮之，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40】朱异和徐勉出于同一阶层，徐勉竭力要“高攀”，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结亲，而朱异则采取蔑视这些高门的态度。侯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41】，这个朱张并非朱张顾陆的朱张，应当从《通鉴》一六一胡三省注的解释：“朱张谓朱异张绾之族也。”张绾，范阳方城人，是萧衍舅父张弘策的儿子，西晋张华的后代。《周书》四二《刘璠传》载，张绾在一次宴会上“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寒士不逊！’璠厉色曰‘此坐谁非寒士！’璠本意在绾，而〔萧〕晔以为属己”。可见张绾虽骂别人寒士，自己也被目为寒士。《南史》五六张绾的哥哥张缵传也说，“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伦”。他对寒门人士特为留意，任吏部尚书，“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42】张绾则两任御史中丞，本传说他“再为宪司，弹纠无所回避，豪右惮之”。张绾大约能够躬亲事务，与周舍、徐勉、何敬容、朱异是同一类型人物，所以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担负了御史中丞这样烦重的职务。萧衍把张家与朱家并提，说明张家门第远不能和王谢相比，属于寒门。张氏兄弟属于寒士，是较低的阶层。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梁武帝比较注重吏治，所以不委政于王谢，而重用何敬容、朱异这一些人。叶适《习学记言》三二驳正梁武帝委政群小的批评，说“何敬容自是吏手，朱异未为蠹政”，这话确是公论。
在吴姓寒门的朱异之外，梁武帝对于吴人集团的态度，也和宋齐统治者不同。宋齐时沿东晋百年来旧习，虽然建政权于江南，对江南土著不论多高门第，始终抱有偏见。萧衍对于这个习惯有所突破。如用吴郡张率为秘书丞，说他是“名家奇才”，“东南物望”，“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43】在此之前二十几年，张率的父辈张绪的遭遇，便大不相同：“〔齐高帝萧道成〕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44】萧衍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宏死后，“于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45】扬州刺史是东晋南朝重要职位，向来由皇帝的兄弟、儿子或者北来高门担任。天监十七年时，萧宏一度坐法免去扬州刺史职务，萧衍下诏任命从弟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景“监扬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萧景“越亲居扬州，辞让甚恳恻，至于涕泣”。【46】可见扬州刺史人选之重要。孔休源会稽山阴人，先后两任，共约六年，卒于任，见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孔休源与范云、徐勉都是好友，徐勉向武帝推荐他“识具清通，谙练故实”。本传说他在荆州任南郡太守行府州事时“甚有治绩，平心决断，请托不行”。任扬州刺史时，“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割断如流，傍无私谒”。一非宗室，二非北人，以南方土著而任为扬州刺史，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中，只此一例而已。梁武帝之所以打破百余年来歧视南人偏见，重用孔休源，当然也因为他是比较干练，能够从政的人才。
梁武帝重视门阀士族的中下层，还从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方面采取了措施。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馆，馆有数百学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又下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指吏部〕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47】这样，寒门子弟在入学和试吏以进入仕途方面，都得到特别关注。据《隋书·百官志上》，有些官位，如中书通事舍人，“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梁书》四九《庾於陵传》说，“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从这件事看出，在萧衍心目中，习惯上被羡慕的清官和社会上受尊重的甲族，都不及人才本身的重要。只要人有才能，不必非出自高门甲族不可；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去担任，任何职位都会为之生色，都可以受人羡慕。“官以人而清”的思想，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出身门第重于一切，连官职都区分清浊的社会里，不能不说是颇具积极意义的了。
东晋南朝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在高门士族和寒门士族之下，还有一个阶层——庶族亦即寒人，或称寒庶。《宋书》九四《恩幸传》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南史》二三《王球传》载，王球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区别形成一种不成文习惯，士与庶之间在通婚，交往等方面都有限制，任官、服役、刑罚等方面都有区别，这里不具论。【48】如《南齐书》五六《吕文度传》载，“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梁书》四九《钟嵘传》载嵘上言，对举“素族士人”和“吏姓寒人”。都明确地把人士或士人与寒人即庶人对照而言，也是士庶之别的一种体现。寒人、寒门之外，还有寒官之称。如《纪僧真传》“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刘系宗传》“自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寒官具体何指，史书中不见明文。但《颜氏家训·涉务篇》说，“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指典签和省事），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大概这些可以鞭杖的官，都由寒人担任，即属于寒官之列。所以《隋书·刑法志》记陈制也是“寒庶人准决鞭杖”。这种寒人在南朝得到皇帝的宠信，很有权势，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有所论列。但赵氏把自称寒士的朱异也列为寒人，混淆了寒士与寒庶之别。我在四十四年之前所写《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文中，也沿袭了这个错误。梁武帝不同于宋齐皇帝，正是不重用寒人，不倚靠寒官，而倚靠徐勉、朱异之类的寒士。《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钱，非君子所宜。〔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历位云骑将军、安州刺史”。这里的寒门即指寒庶。陈庆之义兴国山人，幼而随从梁武帝。武帝曾说他“本非将种，又非豪家”。俞药家无先贤。说明两人都出身寒庶。既然寒庶出身而致显达者只此两人，可见寒庶在梁朝没有像宋齐时那样掌握机要，权势惊人。所以《宋书》有《恩幸传》，《南齐书》有《幸臣传》，而《梁书》里却没有相当于此的专传，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
北魏方面，对萧衍的统治曾有评价，说他“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49】这话的含义，可以理解为萧衍的统治比起齐东昏时，较为正常，较为稳定。这正是萧衍依靠徐、周、何、朱这些人实行统治的结果。但是，无论第一流的高门王谢，或者中下层的门阀朱张，以至于寒庶，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梁武帝倚靠中下层士族所进行的统治，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我们引用《隋书·刑法志》中几段材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萧衍统治的阶级实质：“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后帝亲谒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宽之。”《通鉴》系此事于天监十年（511）。关于萧衍统治的末年，《刑法志》还有一段记载：“是时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由是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
梁武帝的统治手法，还可以从他对待僧人的办法略见一端。《广弘明集》二六载有他的《断酒肉文》四首，其中提到如何处罚饮酒食肉的僧人，“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何以故？治一无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惊动视听”。可惜书缺有间，萧衍是否把这一手法也应用在他世俗统治方面，就不得而知了。
（二）
在军事才能方面，萧衍和刘裕、萧道成以及陈霸先相比，不在三人之下。《南史》六《梁本纪》记载萧衍击败北魏的王肃、刘昶，“得肃巾箱中魏帝敕曰，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足见当时魏孝文帝对萧衍将才的评价。从萧衍襄阳起兵时根据政治分析而作出的战略以及一系列具体军事活动，也可以证明萧衍的敌人对他的评价并非溢美。
当年轻而昏庸无道的齐东昏侯统治时，萧衍任雍州刺史。他分析朝廷形势，认为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贵司朝，势必相图，乱将作矣”。【50】他分别指出这六个人的弱点，然后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因此他建议在郢州的哥哥萧懿起兵。萧懿不听，被东昏杀害。萧衍运用计谋，使镇守荆州奉东昏之命进攻襄阳的萧颖胄反而和他联合起来。但萧颖胄以“年月未利”，主张次年二月再进兵攻东昏。萧衍认为“处分已定，安可中息”，决定从襄阳起事。在沿江东下途中，不断遇到东昏阻挡的兵力，萧颖胄又犹疑，建议“请救于魏，与北连和”。萧衍驳斥说：“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声！”萧衍决意东进，公元501年正月发襄阳，十一月攻进建康。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
在对北魏作战方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梁朝起初有时还占优势。天监五年（506），与魏军在淮水以南对峙。主帅临川王萧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只是由于他的懦弱无能，部署乖方，才大败而回。次年，梁军曹景宗、韦睿等在钟离大败魏军，“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魏军主帅元英、萧宝夤免死除名为民。这次战役，梁武帝指示曹景宗等采用“火攻之计”，起了决定作用。以后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献计，堰淮水以灌寿阳，结果劳而无功，遭到很大损失。天监十五年（516），因淮水暴涨，堰坏，“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到普通七年（526），北魏北受北镇起义的威胁，南境又有葛荣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局势极不稳定。于是梁将夏侯亶等率军进入魏境，所向皆下，据寿阳，“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大通元年（527），陈庆之军在涡阳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最后大破魏军，“俘斩略尽，尸咽涡水”。到中大通元年（529），陈庆之率兵送魏北海王元颢进入洛阳。北魏在南北两边的大起义打击之后，又有尔朱荣入洛和河阴之役，内部混乱，给梁军造成有利机会。自从刘裕在东晋末进军关中，灭姚秦（417）以后，南朝军事力量从未深入北方。宋末失去淮北青冀徐兖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南朝更只能处于守势。陈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次南朝大军攻进洛阳，为百余年未有之事。但陈庆之兵力寡少，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加以元颢背离梁朝，陈庆之终于“军士死散略尽，乃削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以此为转折点，梁朝军事力量从这个顶点急剧下降了。
魏分东西以后，大同二年（536），东魏主动向梁议和，主要是因为想与南方和好以牵掣西魏。以后梁与东魏使节往还不断。据《梁书》记载，大同七年（541）一年之内，双方使节又来又往。大同八年四月和十二月，大同十一年（545）正月和十月，东魏都一年之内两次遣使到梁。据《魏书》记载，兴和二年（540）和武定元年（543），梁朝都在一年之内两次遣使于魏。但梁武帝没有利用北方东西分裂局面，巩固内部，图谋进取，反而接纳了东魏叛将侯景，破坏了与魏的关系。接纳以后，反复无常，准备出卖侯景给东魏。侯景发觉，终于起兵南攻。在应付侯景过程中，梁武帝又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终于被困台城而死，梁政权实际也就垮台。难怪胡三省说：“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耶？抑天夺其鉴也？”【51】
台城被围期间，各路援军不少，但各有自己打算，一个个顾望不前，难于通力合作。侯景之乱对梁朝地方上形势也有影响。军事上极为重要的长江上游地带，被萧衍的儿孙们所割据。兄弟叔侄彼此内讧，形成分裂局面，互相抵消力量。湘东王绎据荆州，岳阳王詧据雍州，河东王誉据湘州，邵陵王纶据郢州，武陵王纪据益州。内讧结果，萧誉和萧纪都被萧绎杀害，萧绎又被西魏吞灭。萧纶先为萧绎所败，终被西魏所杀。萧詧虽幸存下来，成为西魏的附庸傀儡。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相比，土地人口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而西方终于灭掉东方，是和侯景乱后梁朝形势有关的。梁朝的重要方镇分裂内讧，给西魏造成有利机会，能各个击破，从而占有长江上游，为以后打败北齐提供了极其好的条件。侯景之乱以后，江淮汉东入于北方，陈朝基本上和北方以江为界，北方吞并南朝成为必然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不在于陈朝而在于梁朝。所以说梁朝这五十年的兴衰，在东晋南朝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性时期。
（三）
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为了希求功德，造福来生，他大事营造寺院佛塔，施舍僧尼，于是加紧剥削榨取，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梁武帝晚年尤甚，京都“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52】公元545年贺琛陈奏说，“天下户口减落”，“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53】男丁出家为僧，逃避了赋役，如郭祖深所指出，对户口减少起了作用，他是从统治者维护剥削所得担心劳役没有着落出发的。实际上，更主要更大量更普遍的问题，还是老百姓所受灾难。他们苦于赋税力役之苛重，不得不卖儿卖女，流亡四散，转死沟壑。
萧衍由于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许多皇帝之荒淫奢侈带来的后果，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对贺琛的陈奏大怒之下赶紧辩解，说“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等等，只是聊以解嘲。这种基于佛教戒律的形式上的个人苦行，终于抵消不了他由于迷信而挥霍大量国家财富，和给人民造成的无边苦难。萧衍口头上也在国家政事和自己宗教活动之间有所权衡，例如《广弘明集》十九载有萧纲等再三请求萧衍开讲佛经的《请御讲启》四通。从署名“臣纲臣纶臣纪”看来，这是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死去，萧纲立为太子以后的事。对于萧纲等的请求，萧衍一则说，“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再则说，“缘边未入，国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须经计。其余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宁，菜食者众，兼款附相继，赏与未周。怨望者多，怀音者少”，所以他的结论是：“方今信非谈（即所谓谈义，指讲经）日”。最后一次拒绝萧纲等的请求的理由是：“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这些话倒也冠冕堂皇，承认国家并不安。但这些都是表面形式，最后萧衍还是应允了萧纲的请求，所以《梁书》的《本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531）“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公元533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萧衍不但在寺院讲经，流连忘返，而且戏剧性地“舍身”给寺院为奴隶，由国家和公卿施舍大量财物，再把他赎回来。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舍身同泰寺，甲戌还宫，停留了四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癸巳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十月己酉还宫，总共十六天。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第三次舍身，又是“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四月丁丑才还宫【54】，留在同泰寺长达三十七天。群臣奏表上书，都称萧衍为“皇帝菩萨”。封建王朝统治者这种等于儿戏的宗教迷信活动，标志了梁朝的统治已经腐朽没落到了极点，再加以侯景的一击，就必然全面崩溃了。
联系萧衍的宗教信仰，还应当注意到南朝宗教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广弘明集》三十上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第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照诗中所说，似乎萧衍青年时奉儒学，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宗佛法。其实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为三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三教依次罗列，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所以后面诗里有“穷源无二圣”的话，意为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所谓晚年，完全是文学上的夸张。原来萧衍一家是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广弘明集》四载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舍道文》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由于家世信仰，所以萧衍的儿子邵陵王纶也于同月十七日上书武帝，表示舍事道法。武帝宣敕嘉奖说，“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对这个问题论证极为深入详尽。萧家的籍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也属于“三吴及边海之际”的地带，所以萧衍实际是“历叶相承”的天师道世家，并非如《隋志》所云由于个人“好事”而信奉。犹如近代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儿童出生后即受洗礼了。
上述论点，还可以从萧衍的小名得到证明。《梁书·本纪》称武帝“小字练儿”。《颜氏家训·风操篇》也说梁武帝小名阿练。练指道家修练，亦可作练师解。《梁书》七太宗王皇后传，“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琅玡王氏为天师道世家，皇后又名灵宾，与信仰有关，所谓“女师”，当亦女中练师之意。南北朝时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如奉佛者用菩萨、罗睺，信道者名灵宝之类。萧衍的小字恰足帮助说明他是家族世代信仰道教的。【55】萧衍早年信仰如此，所以和道教大师陶弘景有密切关系。而道教对萧衍的政治活动，也起过不小的作用。《梁书》五一《陶弘景传》记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陶弘景不仅提出了萧衍所建新王朝的称号，而且对萧衍之下决心夺取齐室政权，早已极力推动促进。宋代贾嵩的《华阳陶隐居内传》有较详细记载：“征东将军萧衍军次石头，东昏宝〔守？〕台城。义师颇怀犹豫。先生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乃亟陈图谶，贻书赞奖。受封揖让之际，范云沈约并秉策佐命，未知建国之号。先生引王子年归来歌水刃木处，及诸图谶，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洎将昭告，复令用四月丙寅。乙丑夜，凝云洒雨，朝廷惧之。诘朝升曜，既而复雨。”考之《本纪》，梁武帝即皇帝位，告天于南郊，确为天监元年四月丙寅。贾嵩的叙述大致本于陶弘景从子陶翊所撰《本起集》，因此所叙史实大体可信。沈约先世奉天师道，沈约本人也是道教徒，临终还请道士上章悔罪。萧衍夺取政权时，这两个主要的参谋顾问都是天师道徒，也许和他本人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吧？
东晋南朝出于天师道世家而改宗佛教的，还不止萧衍一人。高平郗氏世奉道教，郗愔、郗昙兄弟被谢万讥为二郗“谄于道”，而郗愔的儿子郗超却改信佛法。谢灵运出生后，“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56】杜治是钱塘杜氏所在的道馆，从灵运之名也可知是世奉天师道的人。但他后来也改信佛教，临死还把三尺长的美髯捐赠给广州佛寺，用作维摩诘像的胡须。谢灵运所撰慧远法师诔说，“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用的是《论语》“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可见他离开杜氏道馆后大概不久就改宗佛教了。《真诰》十九载刘宋时马朗、马罕敬事道教，“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废之耳”。又说有吴昙拔，“颇有才致，初为道士。……其后事佛出家”。东晋南朝很少听说佛教徒改宗道教，却颇有些道教徒信仰了佛法。也有虽非改宗，而兼习佛法，如《真诰·稽神枢篇》说，“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这说明佛教对于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为佛教经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等，都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陶弘景的母亲，也是“精心佛法”的人。道教天尊原来没有形象，刘宋时仿效佛教，才制作天尊和左右二真人形象，以便吸引人信奉供养。陈马枢《道学传》中宋代著名道士陆修静传说他“及生之日，蹠有重轮，足有双踝，掌有大字，身有斗文”。【57】这完全是仿效佛经里释迦牟尼的“相好”亦即身体上的特征而制造出来的。道教经典如陶弘景的《真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抄袭了《四十二章经》。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佛教影响随处可见。【58】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为什么颇有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很少见佛教徒放弃原来信仰去信奉道教了。
以上是对照佛教与道教的总的情况加以推论，但梁武帝改变信仰的具体契机，从史料得不到线索。此外，还有两点应该指出。一、梁武帝在改宗以前，对道教是很重视的。如上所述，他夺取政权前后，道士在利用图谶为之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所以他即位后“犹自上章”。而且于天监二年设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任大正，“屡为国讲说”。【59】二、梁武帝改宗以后，虽然迷信佛教达到愚蠢之至疯狂已极的地步，但对道教并未采取排斥打击态度。不少材料证明，他和陶弘景的友谊始终不渝，而且不只限于谈论书法。天监十五年还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支持他的宗教活动。尽管《述三教诗》以佛教为至上，但实际上萧衍作为皇帝是“三教兼弘”【60】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标榜儒家孔孟之道为统治的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与佛教道教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非从根本上有任何抵触，所以有可能和平共处。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具有欺骗麻醉作用。从中国以及印度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如果封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打击其他宗教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安定巩固，梁武帝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
（四）
早在齐朝时，萧衍已经和王融、谢衍、沈约、任昉等知名的文学之士见重于竟陵王子良，与于西邸八友之列。就学术和文才而言，萧衍在东晋南朝的皇帝中，是比较突出的。和宋齐陈三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就更非他们所能及了。【61】
《梁书·武帝纪》称武帝著述有《制旨孝经义》等二百余卷，《文集》百廿卷。据《隋书·经籍志》所列，梁武帝的著作有以下多种，书名卷数与《本纪》有出入，但可看出，涉及的面是相当广的。计有：《周易大义》廿一卷，《尚书大义》二十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黄钟律》一卷，《钟律纬》六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老子讲疏》六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书钞》一卷，《梁武帝兵书要钞》一卷，《金策》十九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围棋赋》一卷，沈约注《梁武连珠》一卷，邵陵王纶注及陆缅注《梁武帝制旨连珠》各十卷。这些著作大都已亡佚。据《经籍志》，在萧衍之前已有宋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而萧衍书之后，又列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未著撰人。从制旨两字看来，恐亦是萧衍所作。把《礼记》里的《中庸》一篇单独提出，戴颙、萧衍这样作远在宋儒之前五六百年了。《革牲大义》当是关于祭祀时禁用牺牲的文章。《孔子正言》梁朝曾与五经并列，特设博士、助教和正言生。《通史》下原注“起三皇讫梁”。《本纪》说“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既然说赞序是萧衍自作，《通史》的本文一定是别人执笔，而这个名称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本纪》在“又撰《金策》三十卷”之前有这样一段话：“六艺闲备，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所以《金策》似乎是一部关于医卜星相之类的书。萧衍是会治病的，他的儿子萧绎初生患目疾，就是他自己开药方因而瞎了一只眼。《经籍志》还有《历代赋》十卷，列于总集类，注梁武帝撰，当是由他选编，不是自著。
南北朝时所谓的学术，礼学占很重要位置。据日本藤川正数氏《魏晋时代丧服礼之研究》的统计，晋朝开始有号称精于三礼的学者，南北朝时擅长三礼的学者辈出。《梁书·儒林传》所收二十二人，除专长不明的三人以外，十九人中精于三礼的学者有十二人。《陈书·儒林传》所收十五人，长于礼学者九人。《北史·儒林传》三十三人中，长于礼学者十七人。《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的书共六百二十七种，而礼这部分占一百三十六种。其中关于《仪礼》全书的很少，而关于《仪礼》中《丧服》这一篇的，却有四十八种之多。藤川氏认为，一是由于自来存在不少关于丧服的疑义。汉魏儒家如郑玄王肃之间这方面的争论也较多。一是由于丧服和家族道德轨范密切联系，起着亲族法的作用，故而特受重视。梁武帝即位后就命令制作五礼。据《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朝大臣历次讨论各种礼制问题，大都由武帝亲自裁决，涉及很多方面，而且总举出他的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如南郊应只祭天帝，不祀五帝；郊祀廿八宿之外增加十二辰；明堂祭祀礼仪；东方是“养生之始”，求雨祈晴都改在东郊；雩祭求雨而燔柴；不应用火祈水；恢复四海名山大川之祀；仲春之月迎气不应杀牲；秋冬袷祭应包括功臣；郊庙祭祀典礼时，六门之内的百姓丧家，只在去庙二百步的近距离内断哭；祼礼仪式及时间；祭祀樽彝制度；母墓被发后改葬时丧服；闰月中死亡情况下祥祭日期；服大功小功丧期间婚冠嫁礼的处理；皇帝出征时告祖先上帝礼仪等等。在当时，能就这些方面讲出道理，作出论断，就被认为是礼学方面有修养。所以《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
现在再举一个具体例子。《梁书》四八《司马筠传》载，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丧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据卷二二《安成王秀传》，“年十二，所生母吴太妃亡，秀母弟始兴王憺时年九岁。……〔太祖〕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无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萧秀萧憺对于所谓“慈母”的陈氏是否应当服丧，服多久的丧，成为朝廷上讨论的问题，各种意见纷纭不决。由于过去儒家著作从《礼记》本文到后汉郑玄的注中，“慈母”一语的含义不明确，所以司马筠引证郑玄的说法，以为皇子不应为“慈母”服丧。梁武帝不同意这种理解。他分析礼经中有三种不同的“慈母”：“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服丧〕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者既无其服，则此慈〔疑脱母字〕亦无服矣。”经过区分三种同名异实的“慈母”，萧衍认为，《礼记·曾子问》以及郑玄注中所谓不服丧的“慈母”，属于第三类型，而陈太妃对于萧秀萧憺属于第二类型，所以萧秀兄弟应当为陈太妃服小功服五月。“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萧衍对“慈母”一词先区分类型，明确定义，再从《仪礼·丧服》寻找应否服丧和服丧期限。这种论证方法，在当时礼学讨论中，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表现了萧衍礼学特别是丧服礼研究的水平。
萧衍也有文学方面的修养。当然不是像沈约在《萧衍文集序》中吹捧的那样，“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钟石比韵”。他写过一些七言体的乐府诗，对于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62】《艺文类聚》五八杂文部收有梁武帝《砚铭》一篇，共八个字，排列成圆形，无论从哪个方向或哪个字读起，四字一句，都能大体有意义可通，而且押韵（见下页图）。这实际是一种文字游戏，当时文人如丘迟以及萧纲都有类似作品。在这些方面，萧衍的兴趣爱好，和齐梁文人是共同的。
梁武帝喜欢书法，可能和他自幼信奉天师道有关。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所收有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以及与陶弘景论书法的信札，讨论写字方法。他与陶弘景互相馈赠法帖，喜爱王羲之书，因而命令周兴嗣集为千字文。从这些书札可以看出，他喜爱此道，而且颇具欣赏和辨别的能力。萧衍曾在信中自称，“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这话可能意味着他未尝专门练习书法。萧衍本人的真迹，今天无从得见。欧阳修《六一题跋》十杂法帖条云：“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63】这话可能是指南朝守成诸帝，他们习于晏安萎靡的生活，表现在书法也就不能豪迈奔放。至于开国的皇帝，“清婉”字样不一定用得上。如刘裕出身武将，《宋书》四二《刘穆之传》说，“〔刘裕〕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从此例推想，梁武帝的书法可能也不包括在欧阳修所评价的南朝诸帝之中。
（五）
萧衍在《净业赋序》中说：“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他用以比较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姑且不论，但作为封建皇帝，这样有分析的自我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另一方面，《隋书·五行志下》说，“时帝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这话和《沈约传》中的故事可相印证：“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64】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看来萧衍在学识文才方面是自视甚高的。但还不止于此。《魏书》九八《萧衍传》说，“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引国家（指北魏）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梁朝终于崩溃，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最后，关于梁武帝的相貌，还可考知一二。米芾《画史》六朝画章记梁张僧繇画梁武帝云，“武帝作居士服，反唇露齿。宫女四人擎花，后四武士持戈剑”。唐画章又记其咏所得梁武帝像诗，中有句云：“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纱帽首无冠蕤。武士后列肃大剑，宫女旁侍颦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齿露唇反法定饥，”两处对萧衍相貌的描述是一致的。张僧繇是武帝同时的著名画师，武帝思念在外诸王：“遣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也。”张僧繇所画武帝像，一定很传神，可知他撅起嘴唇，露着牙齿，其貌不扬。唐代阎立本画古帝王图有陈隋诸帝，可惜没有萧衍。而现在所见萧衍画像，如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所收旧传萧衍画像，和日本《书道全集》五所收庆长活字本《君臣图像》中本于中国旧来画像的萧衍像，都丝毫不见反唇露齿痕迹。大概后代画家在图画中美化了梁武帝，正如同封建史家在记载上美化了他一样。
1981年3月5日完稿
（《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
【24】《梁书》三五《萧子恪传》，下同。
【25】语见《南史》六二《顾协传》。萧衍虽被高欢、侯景目为“吴翁”、“吴儿老公”，他自己则仍以北来侨姓门阀自命，北方高凉之语可以适用。
【26】《梁书》一《本纪》。
【27】《梁书》二《本纪》。
【28】《梁书》十本传。
【29】参看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第四章。
【30】《梁书》三三《王筠传》。
【31】《梁书》二一《王峻传》：“琅玡临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于宋世。”王峻的儿子娶梁武帝之弟始兴王憺女繁昌县主，而王峻对萧憺说，“臣太祖是谢仁诅〔谢尚〕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可见王谢自视甚高而不把萧梁皇室放在眼里。
【32】见《梁书》一六、二一本传。
【33】《梁书》三七。
【34】《颜氏家训·勉学·涉务》。
【35】《梁书》、《南史》《周舍传》皆作“仪体”，当是南北朝习语。《宋书》四二《王弘传》，“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陈书》十六《刘师知传》：“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通鉴》一七○胡注：仪体谓朝仪国体。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先生于吉凶内外仪体表笔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仪体大约指礼仪作法，即《隋唐·经籍志·仪注篇》所列《徐爰家仪》、《赵李家仪》之类的内容。《云笈七签》一○七有陶翊《华阳陶隐居先生本起集》，当即贾嵩所引者，但作“吉凶内外仪礼表章”，体误为礼，表章的章字疑亦误。
【36】《隋书·百官志上》载，梁郡县“有迎新逆〔送？〕故等员”。“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陈依梁制，……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其诸郡唯正王任丹阳尹，经迎得出身，庶姓尹则不得”。似乎担任州的迎主簿与担任皇帝大丧时的挽郎一样，是一种荣誉，可以由此出身进入仕途。郡的迎主簿则只有正王任丹阳尹时，迎主簿可以享受荣誉。扬州、南徐州的迎主簿特别保留给高门子弟担任。
【37】日本中村圭尔氏有《刘岱墓志铭考》一文（载《东洋学报》第61卷第3、4期），根据墓志所记婚姻关系，论证南朝门阀士族中不同集团不相通婚。东莞刘氏、东海徐氏、东莞臧氏、下邳赵氏、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乐安任氏等属于相互通婚的集团，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河南褚氏、庐江何氏、兰陵萧氏等则与前面诸族不相通婚，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才相互通婚。希读者参看。中村氏称之为通婚集团，但作为士族中之不同阶层更妥当。因为不同阶层之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通婚。否则徐勉就不会向王家江家求亲，而被目为寒门的范阳张氏确与兰陵萧氏通了婚。
【38】《梁书》三七本传。
【39】《南史》七五本传。朱异吴郡钱塘人，非东吴高门朱张顾陆之朱。顾欢的籍贯，《南齐书》五四本传作吴郡盐官人，《南史》本传作吴兴盐官人。陈马枢《道学传》作吴郡吴人。据《南齐书·州郡志》，盐官属吴郡。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顾荣弟徽为侍中，久居盐官。而《南齐书·顾欢传》言欢“祖赳，晋隆安末避乱徙居”。所以盐官县虽有东吴的吴郡顾氏一支，但顾欢不属于它。
【40】《南史》六二本传。
【41】《南史》八十《侯景传》。
【42】《梁书》三四本传。
【43】《梁书》三三、《南史》三一本传。
【44】《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45】《梁书》三六本传。
【46】《梁书》二四本传。
【47】《梁书·本纪》及卷四八《儒林传》。
【48】中村圭尔氏有《士庶区别小论》一文，举证甚详，载《史学杂志》第88卷第2期，希读者参看。
【49】《魏书》四一《源子恭传》。
【50】这一节中引文皆出于《通鉴》。
【51】《通鉴》一四三注。
【52】《南史》七○《郭祖深传》所上封事语。
【53】《梁书》三八《贺琛传》。《通鉴》一五九系贺琛上奏事于大同十一年。
【54】诸书都作丁亥。《通鉴》一六○胡注认为当是丁丑。今以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核对，胡氏说是。
【55】晋王珉有子名练，见《晋书》六五。《太平广记》一一○王珉妻条引《辨正论》，三二三王胡条（未注出处），三八七王练条引《冥祥记》，都叙述神异传说，说王练前世是胡僧，故其父给他取名阿练。《周书》四七有强练、李练。《隋书》二三《五行志》载大豕称沙门为阿练。大约神奇怪诞或被认为有法术的人，都可称为练。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以为萧衍小字练儿即《大宝积经》的阿练儿，乃取名于佛教经典。但阿练儿与阿练若、阿兰若等都是同一梵字的音译，意为寂静之地，转指佛教寺院。萧衍的小字练儿或阿练；显然来自他家世信奉的道教，似与佛教名词无关。
【56】见刘敬叔《异苑》，钟嵘《诗品》亦记此事。
【57】陈国符氏辑本，见《道藏源流考》附录。下引《道学传》同。
【58】荷兰的佛教史学家徐理和教授有《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对经文资料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一百二十种道经里的佛教影响。惜尚未得见。
【59】《道学传》孟景翼传。
【60】语见《道学传》东乡宗超传。宋志磐《佛祖统纪》三七载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还俗，不知何据。疑不足信。
【61】《艺文类聚》十四沈约《武帝集序》说宋武帝刘裕“好清谈于暮年”，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62】参看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五章。
【63】宋人以“意思深远”称赞日本扇上所画风景，可能指意境高超。此处“意思不远”自是贬义。
【64】护前犹言护短、骄傲，如《三国志·蜀志》六《关羽传》，“亮知羽护前”。又《吴志》十一《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宋书》四二《刘穆之传》称刘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也称为妒前，《三国志·魏志》二三《傅嘏传》注引《傅子》，“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护前”指保护自己居前，“妒前”指嫉妒别人居前，意思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