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帮我们做出好决定?《Nudge》(助推)的理念、辨论、与亚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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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9 年6 月 19 日开始,我将搬离简书,这里只放摘要。这一年多来,简书忙于推广社交和制定推送,加上锁文风波,如今只剩下各种鸡汤、种草、投资文章,很难容下认真、冗长的分析和讨论。虽然我能理解简书有其营运需求,但对这里我除了失望,再无其他。之后的作品,将会出现在我的新博客,旧文(包括被锁的那些)也会逐一搬迁。不知道新博客是否会被封,但我的微博一定会持续提供最新文章截图。欢迎关注。


*本文改写自繁体版本,适度加入简体文献与相关讨论。原版后半多以台湾为例,但两岸皆以儒家传统为文化主体(虽然政治体制不尽相同)、有许多类似现象,因此相关讨论应该也适用于大陆。

* Nudge 到底是不是一种危险的心理操控术?熟悉 Nudge 理论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关于 Nudge 的道德疑虑与辩论:〈幸福人生全因政府助推?评《Why Nudge?》(为什么助推)及其翻译〉

Nudge(助推、轻推、推力)的概念来自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一书,出版于 2008 年。中文简体译本《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于来年(2009)问市,繁体译本《推力:决定你的健康、财富与快乐》亦于同年出版。五年后(2014),繁体再版,更名为《推出你的影响力:每个人都可以影响别人、改善决策,做人生的选择设计师》。此书在美国推出时,对学界与政界影响巨大,其中一位作者 Sunstein 因为此书理念被延揽进入美国欧巴马(Obama)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另一位作者 Thaler 也被英国首相卡麦隆(Cameron)邀请主持政策研究小组。不过,本书极富争议,因此引发英美社会的大辩论,不论学界、政界、或是民间都有许多坚定的反对者。有趣的是,中文版在中文世界(大陆与台湾)虽已出版不短时间(在台湾甚至已经再版),但除了少数几篇书评与概念引介之外〔1〕,大致就像石头丢到深河里──没有激起什么讨论的水花。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此书出版已久之后,提供一个比较仔细介绍,也探究此书对于中文世界的意义。

书籍封面:Nudge 原版、简中版、繁中初版、繁中再版

作者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开场:学校自助餐厅的管理人为了要让学生吃得更健康,在不改变既定菜色的情况下,把蔬菜与低卡食物尽可能放在靠近餐台的位置、高度也尽量与学生眼睛同高,同时把薯条之类的高卡食物放在不显眼地方,结果学生选择健康食物的比例大幅提高。作者把这种规划或设计称为 Nudge──原意是「用手肘轻推」之意,与 push(推动)和 force(强迫)不同(为了维持传神的原意,本文一律采用原文 nudge)。如果管理人直接改变菜色、删掉所有垃圾食物,那么这不算是 nudge;或者校方直接明文禁止学生选择垃圾食物,那么这也不是 nudge。再举书中一个知名例子:荷兰 Schiphol 机场的男厕小便斗里头贴有一只苍蝇图案,竟然有效降低男性「尿歪」的比例达高到 80%!Nudge 的重点在于,设计者就像是「选择设计师」(choice architect),透过情境打造与物质安排──就像建筑师设计房屋一样──可以促进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定与举动。 作者认为,Nudge 应当成为政府思考的政策方向──如果政府希望国民生活的更健康、更快乐、有富裕的话。这也是 nudge 的背后的政治概念,作者称之为「自由专制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事实上,paternalism 原意是「家(父)长制」(不全然是「专制」),意指一种政府的治理态度──政府应当像父母照顾孩童那样照顾国民。换句话说,libertarian paternalism(为了保持原意,以下使用「自由家长制」而不用「自由专制主义」)这个词一方面指向政府应当照顾与指引人民,另一方面则试图保留政府不侵犯自由选择的底线。

荷兰 Schiphol 机场男性小便斗的苍蝇大幅提高射准率
(Photo credit: Vincent Lau, CC BY-SA 2.0)

在坚定的自由经济学派眼中,这个建议有待商榷甚至必须反对(美国尤其如此)。人类是理性的动物,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清楚自己的需求为何,为何需要政府越俎代庖?自由经济市场是供需取得自然平衡的最佳法则,而政府的干预可能破坏市场平衡,甚至让天平不公正地倒向某些群体,岂不危险?作者认为,这种传统经济学里面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中早已站不住脚──我们多半只是一般人而已,不是什么经济人。就像许多心理学研究──例如《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与《象与骑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所示,人类其实有两个系统在导引思考与动作,一个反应很快,有点像是直觉(名为自动系统),例如我们不假所思地躲开迎面而来的一颗球;另一个反应较慢,经过刻意地思考与计算(名为省思系统),例如我们考虑要走哪一条路去百货公司。当我们使用母语的时候,通常就是依靠自动系统,但当使用外语(如英文)的时候,则多半是省思系统主导(除非久居国外已经非常熟练当地语言)。又例如,当飞机大力摇晃时,自动系统会在脑中响起「完蛋了,我要死了」声音,并且使你紧张盗汗,但省思系统却会告诉你「根据统计飞机失事率极低,可以安然度过的」,让你平静不至于站起来尖叫。虽然自动系统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反应(这在演化上具有优势),但却容易犯错,尤其是当情况变得复杂的时候;而省思系统虽然可做出正确决定,却需要大量信息、经验、与练习,当然也耗费很多时间。不幸的是,根据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经常依靠自动系统来理解事情与做出决定。

使用外国语言听说读写都会比较缓慢,因为并非自动系统主导
(Photo credit: Sarah Ross, CC BY-NC 2.0)

书中列举许多已被证实普遍存在的认知谬误,本文在这里举例比较有趣的几个。(1)人类对于日常生活中风险的感受,通常和对于该事件的认识印象有关。例如,我们担心空难通常远远超过担心车祸,但实际上后者死亡率远远高于前者,我们会这么想只因为对前者的印象比较深刻;或者美国民众大多相信龙卷风比气喘更容易造成死亡,然而实际上后者致死率是前者的二十倍,而大众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前者造成死亡的意象比较鲜明。(2)人类常有「嫌恶损失」(loss averse)的特性。例如,班上的一半学生获赠马克杯,老师鼓励这群学生将马克杯卖给另外一半同学,可是多少钱他们才愿意卖呢?平均愿意出售的价格是马克杯原价的两倍。即使马克杯是免费获得的,售出可以马上赚进本来就没有的现金,但却几乎没有学生愿意这么做,因为在心理上,失去的痛苦往往超过获得的快乐。(3)人们的回答经常受到问题架构的影响。例如,当你选择是否接受一个高难度手术,医生告诉你「一百个动过这种手术的病患,五年内有九十人还活着」,跟告诉你「一百个动过这种手术的病患,五年内有十人去世」,哪一个会让你比较愿意签署术同意书?这两个问题内涵完全相同,但根据统计,收到第二种问题的人比较不愿意进开刀房。(4)对于未来过于乐观──其实只要看看多少工程没有在预期时间内完工,还有我们多常想要认真运动一个星期最后还是变成看电视吃零食,就知道这个谬误有多常见了。

这些谬误有时候很轻微,对生活影响不大,但问题在于,一旦这些谬误在我们面对重要决定──例如要不要动手术、是否买保险、签不签器官捐赠卡──发挥作用时,那怎么办?我们会犯下多少错误?又会造成多大影响?作者用这例些子,主要是想「简单分析人性的弱点,现代人都很忙碌,这个世界又很复杂,人们面对许多事情通常无法一一深思熟虑再做决定,于是只好采取经验法则──有时却会因此迷失方向。正因为太忙碌,能够专注的范围又有限,人们通常不会去思考同一个问题若换个方式陈述,自己得答案是否也会跟着不同。然而人是可以可轻推的,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繁体初版,页 54)。换句话说,作者认为,如果人类不是理性的动物、如果人类有许多认知谬误,加上客观条件不允许人们延后决定或推迟行动(生活还是要过下去),那么 nudge 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作法。对于本文的论证来说,人类谬误正是「正当化」(justify) nudge 的最重要根据。

你愿意签署(台湾)器官捐赠卡吗?
(Photo credit: 陈年, CC BY-NC-SA 2.0)

那么,可以如何 nudge?作者也在书中提供许多策略和建议(有些已经实行),在此本文仅列举一二(略过金融操作的例子,因为笔者不熟悉金融事务)。(1)提供立即反馈:例如在跑步机上显示热量消耗表,让我们不必等到运动三天之后站上体重机才知道结果,而是可以直接看到消耗的卡路里,这可以鼓励我们持续运动;或者,调高电价或许可以促进用户节能,但一个附在家中墙壁上的耗电计量器──指标是电费而不是电量──可能更有效果,毕竟电费总是要到月底收到账单才知道。(2)避免预期错误:例如女性避孕药正常来说要吃三周停一周,但是人们常常忘记,因此干脆将避孕药做成二十八天份──前三周是正常药,后一周是安慰剂,让人们可以依赖自动系统──习惯成自然──每天一颗,而不必设定闹钟提醒自己停药和吃药;或者,现在许多提款机都要提款人先取回卡片之后才吐出现金,正是因为早年都是先领钱再取卡,导致许多提款人就把卡片留在机器上,所以后来的程序设计才改变顺序。(3)设定默认选项(default):这个策略在软件产业很常使用,例如安装 Microsoft Office 的时候,假若要我们一项一项选择什么要装什么不装,那么我们肯定烦死或者根本不知道怎么选,但好在有一个帮我们勾选好的「一般安装」;或者,在公共政策上有人主张器官捐赠的默认值应该是「是」,不愿意捐赠者再选择退出(opt-out),因为根据研究,这确实能够有效提高捐赠比率,背后的原因是,人们在面对这种比较重大的抉择时,通常不愿意做出决定或者倾向拖延(然后往往没做决定)。不过,有论者认为预设同意过于侵犯个人意愿,因此建议采用「强制选择」:例如要求人们必须决定是否愿意捐赠器官之后才可以领取驾照。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实都意在克服人类天性的缺陷,也都是一种 nudge。(4)物质限制──如果想要减重,就把家里餐具换上小一点 size 吧!研究证实,碗盘越大,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吃得越多。

做成二十八天份的女性避孕药,其中七天其实是安慰剂
(Photo credit: Selbe B, CC BY-NC-ND 2.0)

人类在决策与行动时带有不少天性上的弱点,这在行为经济学来说并非新鲜事。设计师透过物质安排有效引导人们行为,在设计领域来说也不是新点子。但,此书之所以引起注目,是因为结合两者之后赋予一个普遍化的 nudge 概念,并且主张政府可以运用 nudge 作为公共政策。也正因为如此,nudge 可以说碰触到了自由民主主义者(liberal democrats)的地雷。即使作者一再强调 nudge 的运用必须基于自由家长制的框架,也就是无论如何保持人们以极低成本选则退出的自由,但仍然无法让自由民主主义者安心。当然,作者面对质疑并非没有准备,书中第十五章就试图响应各种反驳意见。例如,有人认为一旦我们接受政府自由家长式的 nudge,政府很可能大肆干扰与指导人民生活,逐步趋近极权统治,不过,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滑坡谬误」,其实没有真正反驳书中提出的建议与概念。再者,有也人担心 nudge 是否会沦为一种操纵( manipulation)──如果我们做出选择是因为某个连我们都不知道的 nudge,难道这不是一种政府对于人民的无形控制吗?为了因应这个问题,作者提出「透明度」原则,亦即所有 nudge 作为都需要开诚布公、揭露信息,以便人民进行监督(这其实和民主政治无甚差异)。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即作者认为大部分的忧虑都可以在「低成本退出 nudge」的前提下降低或消失──如果人民可以轻易选择退出政府的政策方向,那么其实不需要担心政府的 nudge 成为强力的统治工具。

从书中的许多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nudge 实为相当有用的策略和工具,nudge 的概念也因为此书逐渐成为西方政府的政策重心之一。不过,本文认为,虽然作者对于各种质疑的响应在实务上算是令人满意或至少可以接受,但在理论上其实仍待深耕。原因在于,那些焦虑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是西方文化中人类对于自身 autonomy (自主、自治)的定位。哲学家康德(Kant)认为,人类最珍贵的资产就是理性,人类行为是否合宜、思考是否合理,端看我们是否能独立地妥善运用这个理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也应该依据本性、不受污染地运用理性做出判断。这种康德式(Kantian)人类主体,成为启蒙时代以降的基础假设,整个文化习惯与政治制度都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因此,「个人」成为社会的主要组成,任何对于个体 autonomy 的侵犯都须要被质疑、被检查,而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保障各种基本的个体自由,除此之外,政府对于人民干预应该越少越好,因为原则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或理解另一个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多元文化的基础)。个人可以自主,而团体可以自治,这正是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必须相互尊重彼此。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一再证明人类其实相当脆弱(vulnerable)──不是理性的动物──的时候,关于个体 autonomy 的预设以及建立其上的理论就开始面临瓦解。换句话说,nudge 之所以引发「不民主」的反弹声浪(有的甚至把作者之一 Sunstein 誉为「全美最危险的男人」),正是因为大家难以接受我们并非那种康德笔下可以不受干扰、自由做出判断的人类个体。如果作者不能积极讨论 nudge 对于 autonomy 的意义,那么反对 nudge 的声浪就不可能停息,甚至可能越来越大〔2〕。

自由牌卫生纸:英国人对于政府管太多的讽刺
(Photo credit: rUssEll shAw hIggs, CC BY-NC-ND 2.0)

Nudge 不只受到英美政府的欢迎,此风近年也逐渐吹进欧洲,例如荷兰政府就在今年(2014)举办 nudge 政策的讨论会,当然也引起不少辩论〔3〕。相较之下,引进此书在台湾与大陆的效果都显得平静无波。为何如此?一旦明白 Nudge 一书在西方社会引爆争议的原因,我们也就不难推测 nudge 在中文市界缺乏辩论的原因。这可以分为学界民间两个层面来看──虽然在以下的讨论中,学界的部份可能比较适合用来解释台湾的状况。中文学界(不论台湾或大陆)一向受到西方理论的深入影响,因此此书两个繁体本版的学者导读都提出类似西方反对者的质疑。再版导读(政大商学院李瑞华教授撰)中「影响力愈大的『选择设计师』,滥用其影响力的风险愈高」的文字即显示了类似的担忧,而初版导读(中研院经济所朱敬一教授撰)更是明白表达对于 nudge 的反对,认为 「比较能够接受的轻推,是一种观念、一种提醒,而不是一种政策主张或政治哲学。读者若能从这个角度切入阅读,当然就能够避开前述的『操控』的危险。」不过,除了这两篇导读之外,很难在中文世界找到其他学术讨论。为何如此?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行为经济学在中文世界仍属年轻学科,所以相关学者与学生并不太多,在网络上找得到的中文行为经济学作品也多属引介性质〔4〕。另一个原因──特别与台湾有关──在于学界风气:台湾在许多西方学说预设上的坚持有时甚至超过这些学说的原生地,这使得我们在某些议题上显得更为「坚持」──例如对自由的坚持与对权力的反抗(当然,这有其历史渊源)〔5〕。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西方理论预设的挑战反而不容易被看见,或者,有时候直接被视为无效果或无意义的反对──「普世价值有什么好反对的?」──因此没有必要立即回应。 

在台湾或大陆的民间,nudge 虽然同样没有引起什么讨论,但理由可能与学界完全相反──民间相当熟悉也习惯政府的 nudge。家(父)长制(paternalism)──nudge 的基础之一──一直是政治学对于亚洲/中国治理文化的定位。这当然与儒家传统极其相关,在这种体系中,在上位者有责任照顾人民、带领人民前进,换句话说,统治者要像爸妈爱护与提携孩子一样对待人民。这就是为何多数民众仍然认为村里县市长是「地方父母官」,而在遇到困难时(例如天灾),多半希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出面「主持大局」。即使是在实施民主制度的台湾,这个倾向或现象也没较减少。换句话说,传统儒家文化仍在民间生活扮演相当吃重的角色,不管政治制度的安排为何。例如,在台湾当有孩童未注意警告标示跳进河里戏水以至于不幸丧命,家长与舆论总是在第一时间指向政府,认为政府的警告标示不够清楚,或者没有安排管理人员,甚至要求任何(危险)水域都应该装设栏杆围篱。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渠道四处可见的荷兰只有很少栏杆作为阻挡,但台湾的风景区则不乏这些「岸边扶手」。可见,即使民主政治要求一个自我决定并负起责任的人民个体,但采用这种制度的台湾民间实际上并不反对政府 nudge,甚至是期待 nudge──只要这些 nudge 能够确保民众身家财产的安全。

荷兰的沿岸其实看不太到栏杆或围篱
(作者拍摄于荷兰 Almere)

姑且不论家长制传统就学理而言是好是坏,但至少目前的状态表示 nudge 的概念在台湾与大陆皆大有可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做得不错的设计(即使设计之初并没有 nudge 的概念作为支撑),例如:台湾高铁与捷运的月台地面通常贴有排队引导线,这些引导线并没有强迫乘客排队等候上车,但显然发挥了塑造秩序的作用。另外,与其做尽各种倡导教育要人民减少开车以达节能减碳、遵守交通规则以维交通安全,何不减少车道宽度──台湾车道多数采用美国规格,比起欧洲一般道路大上不少──来促使民众购买小车并且降低行驶速度?再例如,酒后驾车一直是两岸社会痛恨的车祸肇因,比起耗时耗力的随处临检,何不让每一辆车都安装「酒精锁」,让酒精浓度超目标驾驶无法发动车辆?这个概念其实台湾在 2012 年曾经提出,但不知为何至今似乎仍无下文。虽然这个作法不一定能完全防堵酒驾(但又有什么方案可以?),但在技术早已可行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个节省成本又有效果的 nudge。Nudge 在亚洲有许多应用的空间与机会,也不像在西方社会──至少就民间而言──容易引起反弹,因此政府应当好好思考如何善用 nudge 来让国民生活得更环保、更健康。

台湾高铁乘客守秩序排队,多亏月台上贴的排队引导线
(Photo credit: Yu-Cheng Chuang, CC BY-NC 2.0)

总的来说,面对 nudge 及其纷争,我们必须追问:如果我们接受法律限制人们的作为,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 nudge 对于个体自由的干预?如果我们认为教育是合理形塑大众的方式,为什么 nudge 就显得难以接受?如果儒家的家长制是台湾与大陆共享的传统文化主体,那么政府理应思考如何善用 nudge 的概念来保障民众福利。那些 nudge 在西方社会被讨论、被质疑的论点,或许在儒家文化的国度中并不是什么立即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开始重视 nudge,尝试将它在理论上与儒家哲学接轨,那么或许我们能够在更好地反馈甚至影响西方文化对于 autonomy 的假设。

注释:
1. 简体的书评有《助推:引导你做出更好的选择》;概念引介有〈“助推”:潜移默化引导人类行为〉〈垃圾分类的“助推”〉。繁体书评有〈决定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推力(Nudge)〉〈Nudge〉、与〈推出你的影响力:改善健康、财富、与快乐的决策方式〉;概念引介则有〈节能行为的「推力」〉〈透过推力来达成目标〉、与〈1分钟带你认识绿色心理学:「Nudge」〉。几乎找不到学术文献。
2. 西方关于 nudge 的讨论方兴未艾,只要简单上网搜寻一下 nudge 就可以看到许多相关报导、评论、以及回文。
3. 更多讯息请见 Nudge: The Real Ethical Debate? 一文。
4. 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学界受到重视也是在早期开创者 Daniel Kahneman 与 Vernon Smith 获得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才开始,因此亚洲开始重视经济学的时间可能更晚个三至五年。请见谢明瑞(2007),〈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探讨〉。《商学学报》 15: 1-46。
5. 例如,同样是中文世界,台湾对于西方民主理论几乎全盘接受,很少讨论西方民主的缺陷,但大陆学界有许多文献关注西方民主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笔者虽然生于台湾、长于台湾,但始终不完全同意台湾学界的作法。不论大陆学界检讨西方民主的动机与原因为何,但谨慎看待与评估一个外来理论无论如何才是正确的学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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