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记者们可以重建这个世界么?

11月8日,记者节。这一天,带来了凛冬的秋雨终于要结束了,寒冷不会停止,但至少我们将重新见到阳光,虽然不指望会有什么彩虹。

我们总是在问“媒体业最艰难的寒冬”到底是在哪一年,就像入冬前的小动物,哆哆嗦嗦地挤在一起,想找准了迁徙的机会。去年的这一天,我在一片濒临绝望的气氛中说出了“记者们已经被押往绞刑架”这样的话。现在看起来,其实那就是最艰难的时刻了。

10月底,金庸先生辞世,朋友圈里掀起了至今仍未消散的悼念浪潮,在大家集体怀念年少轻狂的同时,金庸先生的报人身份也被着重提及,《明报》的创刊号和TVB电视剧的截图一起出现在许多追忆金庸生平的文章中。

重要的是,并没有人对此表示反感和不悦。

这种反应的背后也许意味着,“记者”或“媒体人”这一类词语的污名化势头被止住了,甚至有所回转。

在被处决了一部分之后,记者可能不会被继续被押往刑场了,但是他们会重新回到以前的位置么?很难说,我并不能确定他们被裹挟着前往的方向是安全的。

早些时候,崔永元通过一次爆料,从曾经的“疯子”变成了“真的猛士”,汹涌澎湃的潮水一夜之间改变了方向。所有人都还记得,两年前赵薇是怎么从一名尝试成为导演的演员成为“共济会的代理人”再变成“资本力量的象征”的。所以,“吃瓜者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崔永元推上神坛,毕竟他真的取得了肉眼可见的“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突然想起了“第四等级”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朴素地想要得到一位“包青天”而已。

另一个为媒体业挽回声誉的因素是“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一种被称为“特稿”的通讯文体突然在新媒体写作圈里走红,并且随着大众对“调查记者正在消失”的感慨在公众视野里起势,特稿团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写作者中最受关注的一群人。

在很多人眼中,特稿创作团队已经代替记者成为了——至少是负责任的——“新闻人”的代名词。

而真正的记者呢?

“哪还有什么真正的记者啊。”

有时候反弹是因为真的触底了,就连长期浸染在媒体圈里的“老师”,也不乏把“负面报道”和“讹诈”划等号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假记者能够屡屡得手,为什么异地监督是错误做法。

埃博拉出血热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人类至今没有特效药能够应对这个杀手。那么人类为什么还没有被埃博拉病毒灭绝掉呢?因为当一个村落被屠完后,就没有人再能被“用于”感染了。

同样的道理,现在的“记者”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用于指摘了,甚至连“记者”这个称呼,也已经被“小编”所替代。

我不知道具体需要多久,但是我总觉得“小编”这个词最终将会成为类似于“小姐”“干爹”这样毫无尊严的蔑称,被扫进语言的垃圾堆。所以我每次看见传统媒体的新媒体编辑自以为很新潮地自称或鼓励读者称呼他们“小编”,就有一种类似于在饭里吃出苍蝇的感觉。

崇敬也有过,贬损也有过,但是新闻业从来没有过“被无视”的经历。大刀片子终将遇见坚船利炮,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我们在欢呼新时代的到来,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怀念。

今年,斯皮尔伯格凭借《华盛顿邮报》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决定”:一家媒体是否应该和能够为了真相,不惜对抗资本和政治权力。虽然没有如两年前的《聚焦》一般大放异彩,但是《华盛顿邮报》在豆瓣仍然保持了8分以上的好口碑,许多媒体人在评论里提到自己在屏幕前热泪盈眶。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5年的《晚安,好运》到2012年的《新闻编辑室》,到2015年的《聚焦》,到2017年的《华盛顿邮报》,再到2018年的《报社》,在“公民新闻”的强势冲击下,西方主流文化在越来越迫切地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的回归。

亚洲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同样的问题,2014年的韩剧《匹诺曹》令人印象深刻,虽然在立意和剧情设计上有较大缺陷,但对“公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这个问题的反思仍然是有时代价值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的港剧《导火新闻线》(有同名电影作为续篇)。这部电视剧延续了香港职业剧一贯的专业素质,虽说免不了狗血的情感关系,但是让人依稀可以看到港剧黄金时代的影子。另外《导火新闻线》和2018年的英剧《报社》表现的是同样的主题,对比起来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叙事策略,相同的困境与呼唤。

所以,传统媒体会在一部分精英阶层的呼唤声中复兴么?媒体也许会重新整合,也许会变成其他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开始有了乐观的理由了。在一片瓦砾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信息的需求,对真相的追寻,以及从来没变过的对故事的期待。

这个世界一定会被重建起来,虽然前路仍然在迷雾中,但是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路口——很幸运地在理想尚未消亡的时候。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留了下来,还会有人不断加入进来,我对此有信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冬天之后便是春了。当凛冬过后,希望幸存下来的人们能够告诉后来人——凛冬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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