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开卷有益与开卷有疑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可惜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是,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然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地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了。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

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及其家庭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人每个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断乎不能成立。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上个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话都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掣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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