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灯笼高高挂

毕竟是旧历的年底了,林场的年底最像年底。

像要散了架子的中巴在通向林场的雪路上颠簸着,车上挤满了从城里购年货的人,车里虽拥挤得要命,但人们的脸上各个都荡漾着喜庆。我们一家三口是搭乘这趟车回母亲那儿过年的。

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对年节的感觉也淡漠了许多,如若过去,那还了得?一提到过年,无论是大人小孩儿,心里都是贼啦啦的兴奋,恨不能馋出哈喇子来,夜里做梦都能隐约听劈劈啪啪的爆竹声,素日死气沉沉的半空中竟闪烁着无数红彤彤的大灯笼……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像迈进春节的门槛,血汗了一年的山里人便忙活得不可开交,无论家里怎样穷,过年也要蒸上几锅馍,还要割上一块肉,预备年三十儿炒菜、包饺子用,人们常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呢。”

我们小孩子的任务是去山里多拉回些树的枝桠,码成长长的一垛,在年三十儿之前还必须拉回一根又直又高的灯笼杆。

灯笼杆的选材必须是落叶松,它树干挺直而且结实,我们上山拉枝桠时,就天天踅摸,选准了目标,用弯把子锯把树放倒,砍去多余的枝桠,再去放倒另一棵冷杉树,取它的树头,树的身子丢在那里就不去管它了。

冷杉树属于常绿树种,特别是它的树头,圆墩墩,绿油油。到了年三十儿,我们在树头上插上些用纸糊的小彩旗,绑在灯笼杆上,立在自家的院子里,精神极了。

等到天黑后,我跟哥哥用爬犁把灯笼杆和树头鬼鬼祟祟地拉回家,怕让林场的场长撞见。其实也不算是鬼鬼祟祟,只是不敢大摇大摆地进林场而已。

即使与场长走个对头碰,场长也会低着头绕过去,装作没看见。那时我们林场有规定,私人不许上山砍鲜树(活树),不过我们不在乎,场长也是人,他家过年也得立灯笼杆,有时他家的比别人家的还要高呢。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山里的人家过年都要立灯笼杆,是因为咱这儿产树木吗?”

父亲咔么咔么眼睛,说他来山里时,这儿就有这个风俗了,立灯笼杆可能与满族人有关。

我问父亲:“咱林场不可能都是满族人呀!”

父亲支吾着:“那,那也许是高灯下亮吧。”

我懵懂。一个红彤彤的灯笼你把它升到半空,空中是亮了,院子里却借不上一点儿光呀。

林场每家的灯笼都是用五分钱一张的大红纸糊的。年三十儿的头天晚上,家家的油灯都会亮到深夜,那是女人们在细心地糊灯笼。

山里的女人平素和男人们一样上山出苦力,可到这时,那结满老茧的粗手,竟做起了糊灯笼的细活儿。

由于每家的喜好不同,所以各家灯笼的形状也不一样。家家的女人们都精剪细糊,怕第二天灯笼升起来比不过人家,丢了手艺。

母亲和姐姐在小心翼翼地糊着我家那个又大又圆的灯笼,她俩有说有笑,没有一丝困意,大红纸把她们的脸庞映得红润润的。我和弟弟趴在被窝里,小脑瓜儿露在外面,喜滋滋地看着母亲和姐姐糊灯笼,兴奋得睡不着,小鸡鸡让尿憋得生疼,也不肯到屋外撒尿去。

那时山里的日子真个叫苦,我十岁之前未见过电灯,更不要说现今那五彩的霓虹了。家家清一色点的都是煤油灯,只有到了年节才可以凭购物券买到些蜡烛。

在我们林场和山下镇子中间有个国营的纤维板厂,那个工厂生产纤维板时要用大块的蜡板,我和弟弟每天从镇子放学回来,都要去捡些工厂丢弃的碎蜡,攒到腊月便把这些碎蜡重新融化,做成方型的蜡烛,大伙都管这种做蜡烛的过程叫“制蜡”。

制腊要在晚上没人再来串门的时候,如若在白天,邻居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了句:“原来你家在‘坐蜡’呐。”那可就坏了,山里人对“坐蜡”一词非常忌讳,那样一年是会不吉利的。

自家做的蜡烛虽没有买的耐燃,但它个头大,蜡芯又粗,所以比买的蜡烛亮,于是,每年春节,我家的灯笼要比别人家的明亮、鲜艳。邻居都说我家糊灯笼的红纸高级,我和弟弟在一旁洋洋得意。

除夕的晚上,我和弟弟穿着母亲缝制的新衣服,神圣、庄严地站在灯笼杆下,从姐姐手里接过已点燃的大红灯笼,弟弟用绳子打结把灯笼系住,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将灯笼升起,那种神圣不亚于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我们望着盛满温暖和喜气的灯笼慢慢升起,幸福和快乐也充盈着我们的周身。

蜡烛点亮了灯笼,灯笼红遍了林场的半空,山谷中笼罩着红红的喜庆。在这氤氲的喜庆中,漫天的雪花不再高傲,它们变成了飞舞的红精灵;猎猎的北风也少了些霸气,像喝多的醉汉,它们趔趔趄趄、东摇西晃地溜到林场外边醒酒去了。

此时的灯笼已不再是普通的照明工具,而是作为喜庆、祥和的象征存在着,那跳动的、红彤彤的火焰温暖着山里人的心。

中巴车还在颠簸着,这时司机来了雅兴,打开车上录音机,歌手张也那甜蜜的歌声顿时灌满了车厢。

“红灯照,照出全家福;红烛摇,摇摇来好消息……”

我的心已飞回了那红灯高挂的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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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芸只

专题主编:城外的阳光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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