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午后，离上课还有些时间，早已来到学校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在校园内各处嬉戏。
“砰”地一声，一块垫砖从祠堂大厅顶掉了下来，学生们尖叫着散了开去。有人叫老师，我们从办公室走出来，长嘘了口气，刚好没砸着人。
洪校长也闻声从房里跑了出来，比我们还惊慌。
“又有卫星落地了。”我说。
他按了按胸口：“没砸着人就好！”
“不过今天没砸着，明天不一定有这么幸运的。”临了，我没好气地说了句，“怎么老没砸着人呢？”
不意，洪校长竟然点了点头：“是啊，不过但愿不要砸到小孩，砸到我就好了。”
虽然我有些不大明白他的话，但不禁有些为自己偏激的情绪而惭愧了。
洪校长走进办公室，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摊开记了起来。
我有些不屑地说：“现在啊，记变天帐没用了。”
洪校长含笑不语，推过那个簿本来。我也很好奇他到底记着什么，就不客气地翻了起来。里面是十多年来学校出险纪录，学校进行维修情况以及向上级申请维修、重建学校的陈述，以及他的一些感想和筹算。
我随意翻了几下，不以为然地将笔记推了回去。
洪校长向椅背上一靠，现出感慨万千的样子说：“报告打过三十多个了，教育局有门槛的话，相信我一个人也给踩平了。说过好话求过情，礼也送过，可都白费啊。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了，可分级办学了，教育局就更有理由推托了。也怪坪山村里太穷了，贷款十万元办了个汽水厂，只一年就倒闭了。起初，我不知就里，还想先设法帮村里经济搞上去，找书记一问，是水质有问题，某种矿物质含量超标了，这还能有啥办法？”
洪校长摊了摊手，不经意间我发现他深沉的眼里也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好像有人猛推了我一把，我的心突突急跳了好几下。
我说：“这么大村子啊，加上附近几个小村，每户一元就有上千元，每人一元，就有几千元了。”
校长苦笑了一下：“我们那里有权利去收这钱啊，再说，一元二元说起来轻巧，真正让他们拿，有很多人不会出的。有的是穷，有的是小气，有的始终认为办学是公家的事。我曾投书报社，向社会呼吁，但毫无效果；我也曾向知名校友募过捐，他们有的在大学当传授，有的是海外华侨，但只有一个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还记着启蒙学校寄来了二百元，其他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我说：“我倒是有个好主意，这个破祠堂其实也有很值钱的东西在，你看石柱子上顶着横梁的雕花牛腿，都是几百前手艺精湛的东阳艺人雕的，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刻据说每只都值上千甚至几千，拆了卖了恐怕够造个新学校了。”
洪校长笑了笑，说：“这事我也想到了。可村干部都不同意，说这是祖上留下来了，说什么也不能拆。”
“这叫只要祖宗，不要子孙。”我有些愤慨地嚷道。
“我不提还罢，一提惹来了文物馆的人，他们过来东看看西摸摸，也不能断定这祠堂建造的确切年代，过几天又来人在大门顶‘甲级危房’牌子边又钉了块‘乙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听了这些，我也只好苦笑了。
第二天，我去旁边的小店买东西，听店主说，洪校长又叫邮递员带走了第三十六份报告，因为县人大要开会了。我不由得有些佩服洪校长的执着。
想不到此次竟有了回应，洪校长的信引起了好几个人大代表的重视，他们将此问题作为提案提交了人大讨论。大家都满怀了希望。不久就传来了好消息，县当局拨出二十万专款解决各地学校的危房问题。然而，款到教育局后，一半给了县一中修了一个大礼堂，另一半全县各乡镇平摊，洪校长数次跑到教育局据理力争，总算念在他上书有功，给了坪山双倍份儿计八百元，但这怀水车薪能有什么用呢？洪校长只好用来换了几根断梁、稍微全面修了下漏，残剩的买了几车砖放在天井一角，以备将来新建学校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