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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革前民众享有的自由
前面的介绍也许描绘了一个禁锢窒息的社会，这不完全是真的。国王政府的确是公众事务的唯一管理者，但还不至于是每个个体的主人。在某些制度中还有一些自由留存了下来，不过这些制度已经为之后的专制做好了准备。这种自由比较奇特，今天（作者写作时，后同）已经不太好理解了。
在向巴黎转移权力，取代地方权威机构时，国王政府受到多方面阻碍，比如自己创立的制度，来自忍住没有废除的某些老制度，沿革下来的风俗习惯以及根深蒂固的滥用（rooted abuse）等。而这些事件培养了民众个体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时的中央政府虽然和现在的特点相同目标一致，但权力远不如后者。一则它大量出售公职，购买职位者如果办事不力也不能替换，因此效率低下。二则它的利诱的本钱还不够多，不能收买太多人心。第三，它还有点懵懂，不清楚自己的界限在哪儿。国王揽权时，这是个有利因素。然而发过来，对于保卫民众自由，这也是有利因素。从旧档案里能看出，国王政府虽然在大家都臣服的时候挺横，但只要一遇到阻力的迹象，哪怕最温和的批评也能让它警觉，最小的反对声也能让它恐惧。这时它会叫停进度，迟疑，尝试达成妥协，而且常常退却，哪怕以放弃部分合法权威为代价。这种怯懦的自私在路易十五和十六治下最为明显。
三个等级和主要机构享有的自由
贵族（第二等级）对国王政府是最瞧不起的。总体来说，他们对为大众谋自由没什么意见，但是自己可不愿意臣服于国王，不管代价多大。关于他们的文书档案里虽然充斥着错误和偏见，但仍然能品出贵族统治的精神。作者认为，法国贵族阶层的根除，而非将其置于法律制约之下，是一个永恒的遗憾。这个群体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悠久传统，掌握较多资源，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作者大概认为本可以对他们加以继续造就，所以就这么损失掉几百年的积淀，未免可惜。当然，作者就是贵族出身。暂时存疑吧。
教士阶层（第一等级）是这个国家独立性最高的群体，旧制度下，他们没有损失自己的自由。简单来说，顺从政治权威不在当时的教会对牧师们的教导中。作者接着论证到，（在法革期间）那种把天主教教会土地收回并用现金补偿的做法其实只对教廷和实施这个做法的政权有一时的好处。教士们处在教廷制约下，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上不能有家庭，因此最能激发他们对国家治乱兴衰的责任感的，就是自己拥有的土地。没收土地后，遇到政治麻烦时，他们想的是风险大小和怎么规避。他们的常态就是对政治不管我的事。
作者对当时的教士阶层评价很高，除了少数败类，他们受过启蒙运动的熏陶，为国家着想，而且有信仰支持。作者自言开始研究旧制度的时候对教士带着偏见，完成研究后，只有敬佩。在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从教士阶层对国王提出的请求中能看出他们对专制的反对和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支持，这是三个等级共同的目标。作者接着列举了教士阶层洋洋洒洒的多条请求，主题是削减国王权力和第三等级减负（包括减少自己等级的特权）。篇幅之长要求之多，可以想见为什么国王们快两百年没开这个找气受的会了。进一步想，路易十六咬牙开这个会，也能想见他对国家财政泥潭的确没别的办法了。
中产阶级通过购买职位，政府无法替换他们，从而获得一定豁免权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司法系统和王权也是两套系统，前面介绍过，国王不能替换或提升法官，从而一定程度上保住了司法体系的独立性。遇到和行政有关的案件，国王能通过evocation的办法从法官手里调到自己开的tribunal审理。不过他们不能阻止法庭接受投诉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时候法庭也干涉政府行政，经常给事务处理带来拖累，但偶尔也起到保卫自由不受侵害的作用。法庭为怎么做自由的人民提供了部分教育，这是旧制度下关于民众自由唯一值得学的部分，包括所有决定必须经讨论达成，而且能够针对决定做上诉；对形式和程序的重视；以及公众舆论的用处。
相比作者写作时的政府，国王政府还不太懂钳制喉舌的意义。所以法革前，一个人想要宣传自己的想法，只要张开大嗓门说话就好。
城市议会（Parliaments)和贵族一样，不听国王话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过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荣誉会勇敢地挺身而立。
对于不具有上述豁免权和独立机制的底层民众，他们不受这些保护，但他们凭借的是勇气和一股不爽就不完全服从，甚至服从了也要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乡村生活的人，反抗手段往往只有暴力。
18世纪的人对积极追求轻松生活这个概念还是陌生人。这种人畜无害且成瘾性强的追求是顺从（servitude)之母。加上一些美好的私德，比如爱家庭信仰坚定之类的，它能以很高成功率产出可敬的人以及怯懦的公民。好处坏处都有。相比轻松的生活，身份高的等级优先追求的是脸面（ornament）和荣誉，然后是舒适和钱财。中产阶级的注意力也不在舒适上，而是首先集中于雅致高档的快乐。钱财从不是生活的终点。
当时的人们的服从观和现在的也许不一样。他们服从国王的意愿，但是对于服从其他权威还没有经验。他们还没学会怎么向合法性缺失或存疑，用威逼利诱来得逞的权威卑躬屈膝。对他们来说，服从最大的坏处就是接受种种限制。而现在，最大的坏处是促使人削弱反抗精神，产生顺从之心。
总而言之，当时民众所能享受的自由和法革后的不一样，是一种非日常性的、时不时出现一下的自由，它鼓励人们对反抗法律和压迫。
旧制度下对乡村居民的隔离
在18世纪，法国农民不再遭受封建专制贵族的威胁下，国王政府也极少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有土地和一定公民自由。但他们被社会其他阶级回避，过着隔离的生活。首先是贵族从乡村搬到城市。17世纪初亨利四世就抱怨过这一点。从人头税（capitation tax）记录能看出贵族人口地理分布，因为人口税是在居住地征收的。大贵族都住在巴黎，加上一些小贵族。只要有能力，没有贵族愿意留在乡村居住。如前所述，贵族在那儿处境尴尬。也有些地方是例外，贵族愿意和农民相处，而不愿意搬到宫廷服侍国王，并为此受申斥。这个地方叫Anjou，后来成为La Vendée（即旺代），在法革早期发生过由贵族领导、以保卫国王为目的的旺代战争。这种迁移趋势不是由某个国王的影响导致的，而是制度运行的结果。在18世纪，国王努力停止这个趋势，但收效甚微。除了贵族，拥有土地的富人也迁移到城市。从旧档案中能看出，农村里极少有超过一代的富有农民。农户有了点财产，就会把儿子送到城市，给他买个小官职。
简而言之，中央化把乡村地区的富庶和受过启蒙熏陶的人群转挪走了。唯一长期扎根乡村的教养门户是教区牧师（parish curate），然而等级差异和特权对他们和农民的紧密联系是一个阻碍。
农民阶层和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指导的阶层被隔离开。这个群体的某些成员获得越多影响力和地位，就越会回避原先的群体“同胞”。农民阶层好像被国家单拎出来，晾到了一边。除了国王政府，没有人关心乡村事务。而当时的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只能关心最要紧的事情，即与从农村获取财富相关的事务。
收taille
前文提过，每个教区收taille税的做法是挑中一个乡村居民，交由他来代办。这是个凶险的差事，邻里不和就不用说了，甚至能弄得家破人亡。具体原因如下。
除了地处边疆为数不多的一些还保留了三级议会商定税额做法的pays d’états地区，其他各省下每个教区需要支付的taille总金额是每个财政年初始定下的。每一年都不一定一样，没有一定规律，主要看国王的意思。具体到农户，谁也不知道明年交多少税。教区总额定下来后，被挑中的倒霉税吏自行决定哪家收多少并亲自执行。一次任期两年，税吏本人及其财产需要为这项差事负责，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承担，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替他的人。任期内他的一半时间常常花在追着乡亲讨税钱上，心力交瘁是可想而知的。在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原本日子稍微好过的家庭因为这事陷入贫困。另一方面，骤来的权力和巨大的压力也让有些人失去恻隐，变得刻薄。在有些教区，税吏从不单独出现，而是带领一众执行人（bailiffs）。私仇公报的，也不是没有。总体来看，收税的职责让农户成了暴君兼牺牲品（martyr）。
在这种收税体系的一个结果是人们被训练得对别家财产很敏感。有点类似东德居民的相互监察。每家都把自己伪装的尽可能得穷，并留意别家财产的迹象，以便报告税吏。另一方面，如果一眼望去全是破败不堪，长此以往，人们对稳步积累财富也失去了动力。总体来说，农村陷入习惯性贫穷（habitual poverty）。而这又进一步来自其他阶层的偏见提供了素材。18世纪的统治者们认为要不是需求的鞭策，农民们是不会去劳作的。对他们来说，贫困好像是让他们不变得懒惰的唯一手段。
兵役和其他强制义务（imposition）
兵役本来是上等阶级的义务。和收税一样，国王不愿得罪贵族，所以用征民兵（militia）的方式要求第三等级输血。对于这份艰苦危险，而且几乎没有升迁机会的职业，拒绝或者逃避兵役是当时很常见的事。豁免不是不可能，试看1769年（法革爆发前20年）的三个豁免案例：一个是贵族绅士仆人，一个是修道院看守人，还有是一个市镇居民的唯一贴身男仆。别的就不用说了。总之，没人能豁免兵役，除了那些日子好过的人。
其他义务的情况和兵役差不多，比如劳役（corvée），最初在试点推行，用于征发民夫修主干道后于1737年在全法国推广。同时，劳役也逐渐被用于所有公共工程，比如修兵营，运送军用物资，押运犯人去桨船服刑[1]等等。劳役之重，有时候甚至和taille形成竞争。一份1751年的文书里写道“农民用在修路上的花费可能会让他们交不起taille税”。
隔离和负担的后果
上述一系列滥用的后果是虽然比起身为农奴的祖先，法国农民握有耕种权和人身自由，但几乎和前者一样无知，甚至经常活得更差。不景气的年份最能凸显出封建土地制废除后留下的空白和国王政府的力所不及。城市里有救济机制还算有条出路，乡村则相反，因此每逢艰难年景和季节，就大量出现乞讨。1767年，Choiseul公爵开始着力解决乞讨问题，从报告中看到，全法国抓了50000名流浪汉。身体好一点的发到桨船服役，其余收入各地新开的40家收容所。
在那个科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乡村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在那个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世界里还留在黑暗之内，文明之外。他们没能学会利用自己的勤奋，甚至连本业，农业，都搞不好。比如，有个来考察的英国农业学者说，自己看到的是“十世纪的农场”。农民只有一件事可以擅长——打仗[2]，因为在军队里，他们可以得到跟其他阶层的人交流的机会。
虽然制度造成隔离，但当时的思潮，虽然经过奇怪的变形和伪装、通过可疑的渠道，仍然触及了农民群体的心智[3]，即使没有明显的外在体现。事后知道从哪里找问题，自然看得一目了然，但站在当时的观察者的视角，很多因素当时处在隐匿之中。上层人士向来不能轻松读懂下级人的心理，对农民想法的了解自然是最少的。在法革初期，从上层和中产阶级关于大众温顺有爱心美德淳朴天真等特点的种种卓越研究成果里，能体会到这两个群体弥漫着的安全感。这让回顾这段往事的人不免吃惊，因为接下来就是疯狂的九三年。
作者此前的讨论可以归到一个大主题，即旧制度中为大革命准备条件的那一部分的历史成因，到此作一总结。因为之后要转而谈到离写作时距离较近的历史里的话题。作者的一段总结也是我的感想：路易十六，和崇祯溥仪等亡国皇帝一样，情屈命不屈。他们处在挟裹巨大动量的历史机器的关键位置，是系统的一部分。为前任积累下来的失误承担了责任，自己也做出了一些不明智的选择，也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下场里，的确有代人受过的部分，然而绝非全然无辜。跳出个人命运，从更大处着眼，作者是这么总结的。
除开少数例外，上文中我列出的所有缺点、错误、要命的偏见要么得以肇始，要么被沿用，要么被发扬光大，它们大都来自国王们为建立阶层间的藩篱，以便巩固对国家的绝对统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原文：
With few exceptions, all the vices, all the errors, all the fatal prejudices which I have sketched, owed either their origin, or their continuance, or their development to the exertions made by most of our kings to create distinctions of classes in order to govern more absolutely.
First published on May 30,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