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读书笔记

作者:Ashlee Vance
译者:周恒星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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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布斯的时代,苹果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在马斯克的时代,有四家伟大的企业和他相关,相信未来后一辈的硅谷人,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有一次参加 Strikingly 的活动,CEO 陈海沙 说:硅谷人和其他美国人的差距,比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差距还要大,硅谷人已经是一种新的物种,马斯克,正是这个物种中的代表人物

这个世界上,有大把大把的人,起点比你高,速度比你快,加速度还比你快,那你应该怎么办呢?我有一个答案,不知道你有没有?

摘录:

马斯克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源自他母亲家数代传承的放任自流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始于他的外祖父,一位从事过农夫、建筑工、牛仔表演者以及按摩师等诸多工作的加拿大人,在事业和家庭达到巅峰时,毅然决然离开故土,卖掉所有产业,举家搬迁至陌生且正值社会动荡的南非。从蹒跚学步开始,马斯克就开始听他的母亲讲述外祖父那些四处冒险的故事——深入丛林,寻找失落之城;驾着自己组装的私人飞机飞越数万公里,从南非到挪威,再辗转至澳大利亚,直到72岁高龄时因飞机事故折断脖子,才结束其疯狂的一生。马斯克也喜欢冒险,他曾从著名设计师拉夫·劳伦手中抢下全球限量出售(66辆)的迈凯伦F1赛车,并邀请同样拥有该车的甲骨文联合创始人一较高下。
和乔布斯一样,马斯克有一段不幸的童年,父母离异,各自分居(马斯克先跟随其母亲生活了几年,12岁开始与其父亲一起生活,直到18岁)。当作者万斯试图更多地去了解这种不幸时,他收到了来自马斯克的警告,具体细节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了。
马斯克当时生活的南非,有着非洲大陆与生俱来的自由散漫和粗犷,并伴随着激烈种族主义下的流血冲突,这令身为白人富裕阶层的他感到羞愧。万斯坚信这种社会环境导致了马斯克从一开始便把拯救人类放在首位,而非解决南非一个国家乃至非洲这块大陆的问题。

“我从来没觉得电动车是个‘好机会’。我其实一直觉得做特斯拉的失败率比成功率大得多,”他顿了下说,“我只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不想苦等别人来实现。”(似乎原话是it’s a right thing to do,and I’m tired of waiting someone else to do it for me.)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如果是在国内甚至会被批评“太装”。不过,如果你了解这个特立独行的“钢铁侠”之前的演讲和访谈,你就会知道这段话恰恰浓缩了这位科技男神的性格特点,以及他的“商业思想”。他在特斯拉的奋斗,在SpaceX上的冒险,抑或是在太阳城上的坚定,还有在“超级高铁”上的激进,这些背后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共性,那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个有着明确目标的优秀商人——他知道如何创造财富,不过你必须还要了解,他更关注自己创造财富的目的。

他本人也的确是一个有强烈进取精神并且对目标极度投入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他有轻微的“智商歧视”(比如会对低水平交流非常反感),但如果为了推进事业的前进,他又毫不在意“放低姿态”与政府、资本、用户来沟通那些说了无数遍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他还是在硅谷科技精英中客串影视节目最多的家伙,《钢铁侠》啦、《生活大爆炸》啦,毕竟免费的公关宣传对他要推进的目标是有意义的。

谷歌联合创始人佩奇曾说,他宁愿死后把财产捐给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来改变世界,也不愿捐给慈善机构,因为他对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非常欣赏。在火箭发射领域崭露头角的SpaceX公司可以说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后一种阵营的支持者。马斯克总是给我留下一种用心良苦的梦想家的印象——典型的硅谷“技术乌托邦俱乐部”成员。这种人就像艾茵·兰德(Ayn Rand,哲理小说家)和工程师绝对论者的结合体——他们把自己对世界的理性看法当作普世真相。

1995年投身于互联网热潮,大学刚毕业就创办了一家名为Zip2的公司——相当于原始版的谷歌地图和点评网站Yelp的结合体。第一次创业就大获成功。康柏在1999年以3.0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Zip2,马斯克从这笔交易中赚取了2 200万美元,之后便把这些钱几乎全部投入他的下一家初创企业——这家初创公司逐渐演变成今天的PayPal。2002年,eBay(易贝)以15亿美元收购PayPal,作为PayPal最大的股东,马斯克变得非常富有。

为了管理公司事务,马斯克那段时期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的一周开始于洛杉矶贝莱尔的豪宅。周一,他一整天都在SpaceX;周二,他先在SpaceX上班,然后乘坐私人飞机飞往硅谷——他会分别在特斯拉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和弗里蒙特的工厂工作几天。马斯克在北加州没有自己的房子,而是住在豪华的瑰丽酒店(Rosewood Hotel)或者朋友家里。为了安排他在朋友家住宿,马斯克的助手会发邮件询问,“有单人房吗?”如果朋友回答“有”,马斯克就会在深夜出现在那位朋友的家门口。他大多数时候待在客房里,有时候玩一会视频游戏就窝在沙发上睡着了。周四他又回到洛杉矶和SpaceX工作。他同前妻贾斯汀共同抚养5个男孩儿——是双胞胎和三胞胎,每周有4天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每年马斯克都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每周的飞行时间,让自己知道情况的失控程度。当被问到他如何应付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时,马斯克说:”我有一个艰辛的童年,或许这段经历帮助了我。”
有一次,我前去“马斯克之地”采访,他挤出时间接受了这次采访,之后便前往俄勒冈州的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露营。结束采访时已经是周五晚上8点了,马斯克带着孩子们和保姆坐上私人飞机,落地后再跟司机碰头,司机会把他们带到露营地与朋友碰面,朋友则会把马斯克一大家子在深夜安顿下来。周末他会选择徒步,然后放松时间就结束了。周日下午马斯克和孩子们飞回洛杉矶。而当天晚上他还要一个人飞到纽约。睡觉。早晨起来参加周一的电视台脱口秀节目、开会、发邮件、睡觉;周二早晨他要飞回洛杉矶去SpaceX上班;周二下午飞往圣何塞去特斯拉工厂;当晚飞往华盛顿和奥巴马总统见面;周三晚上飞回洛杉矶;在SpaceX工作几天;然后再去黄石公园,参加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主持的一个周末会议。当时马斯克刚刚跟他的第二任妻子——女演员妲露拉·莱莉(Talulah Riley)离婚,正考虑将自己的私生活融入这忙碌的时间表里。“我认为我分配给工作和孩子的时间是足够的,”马斯克说,“但我想安排更多的时间来约会,我需要找一个女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挤出更多时间。我想也许一周需要再多出5~10个小时——女人一周需要多少时间陪伴?也许10个小时?这是最低要求吧?我不知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斯克更像是汤姆斯·爱迪生而非爱德华·休斯。他是个可以把伟大想法变为伟大产品的明星发明家、企业家和实业家。他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位于美国的工厂里锻造金属——这在当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出生在南非,马斯克现在无疑是美国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实业家、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和最有可能让硅谷重新变得雄心勃勃的人。因为马斯克,美国人10年后可能会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高速公路:一个由上千座太阳能充电站和往来行驶的电动车组成的交通系统。到那时,SpaceX可能每天都在发射火箭升空,将人和货物运往几十个太空基地,为未来的火星移民做准备。这些展望在难以预估的同时又似乎必将发生——只要马斯克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它们。正如他的前妻贾斯汀所说:“他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并为之不懈努力。这就是埃隆的世界,而我们其他所有人都与之息息相关。”

到了14岁的时候,马斯克经历了一段严重的生存危机。他像很多天赋异禀的少年那样,转而向宗教和哲学寻找答案。他掌握了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然后或多或少地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科幻小说——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写的《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作者在书中指出了最困难的部分是提出问题。”马斯克说,“一旦你了解了问题所在,答案就变得相对简单了。我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该立志去增强人类的自我意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理解问题所在。”少年马斯克那时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超逻辑使命宣言。“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为人类争取更大的集体启蒙。”

从马斯克的成长经历当中,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他所追寻的目标。他出生于1971年,在比勒陀利亚长大。这是南非东北部的一个大城市,与约翰内斯堡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像马斯克家族这种富裕的白人家庭,他们在南非的生活方式虽然殷实但有污点。他的生活起居由一队黑人管家细心照料。南非上流社会的优越生活方式被贴上享乐的标签。他们总爱举办梦幻般的派对,在后院烤着羊羔肉,喝着品种繁多的葡萄酒,与此同时,女佣们照顾着孩子,而非洲舞者则要一直表演到深夜;周遭的自然环境美不胜收。跟西方比起来,这里的人们对于时间的感觉更加随意。南非的一句流行语“就在刚才”(just now),意味着从五分钟到五个小时不等的时间。这里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自由奔放,伴随着非洲大陆的原始和粗犷。
然而,祥和美景之下,却潜隐藏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南非经常爆发流血冲突,有时候发生在黑人和白人之间,有时候则发生在不同部落的黑人之间。马斯克的童年正值种族隔离最血腥和最令人发指的年代。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爆发的时候,马斯克刚满4岁,在那场事件中,有数百名黑人学生因为抗议白人政府的法令而遇害。多年来,由于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南非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制裁。马斯克在童年时期去国外旅游时,就已经体会到外人是如何看待南非的。南非的白人孩子在这段时间里明显会感到羞愧,他们明白自己的国家做了错事。
马斯克关于人类需要拯救的信念不断加强。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单单只考虑南非的迫切需求,而是将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一些陈词滥调的熏陶下,他将美国看作充满机遇和梦想成真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孤僻而笨拙的南非男孩儿,怀着最大的诚意去追寻人类的“集体启蒙”,最后却成为美国最具冒险精神的实业家。

梅耶和埃隆的父亲埃罗尔·马斯克在同一个街区长大。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梅耶11岁。埃罗尔是一个潮男,而梅耶却是一个书呆子,但埃罗尔却暗恋了梅耶很多年。“他因为我的腿、我的牙齿而爱上了我。”梅耶说。
两人在大学期间分分合合。据梅耶回忆,埃罗尔花了大约7年时间不懈地追求她,并最终打动了她。“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求婚。”她说。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错综复杂。梅耶在蜜月期怀孕并于1971年6月28日生下了埃隆,距离他们的结婚日仅九个月零两天。尽管他们没有享受到太多婚姻带来的幸福,但夫妻俩努力在比勒陀利亚过着体面的生活。埃罗尔是一名机械和电气工程师,负责处理一些大型项目,如办公楼、商场、住宅楼和空军基地等,而梅耶是一个营养师。埃隆出生一年多后,弟弟金巴尔出生了,不久,妹妹托斯卡也出生了。

作为一个小男孩儿,埃隆性格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对读书如饥似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似乎就书不离手。“他每天读书10个小时是家常便饭,”金巴尔说,“如果是周末,他可以一天读完两本书。”全家人去购物的时候,经常发现埃隆中途不见了,梅耶和金巴尔就跑到最近的书店去找,总能看见埃隆坐在地板上全神贯注地看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埃隆会在下午2点放学以后自己跑到书店去,一直待到下午6点父母下班回家。他喜欢翻阅小说和漫画,后来也看非小说类书籍。“有时候他们会把我赶出来,但通常不会赶我,”埃隆说。他列举了《魔戒》、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和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严厉的月之女王》(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这些是他的最爱,当然还有《银河系漫游指南》。“有一次,我把学校以及邻近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马斯克说,“大概是在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我试图劝说图书馆员帮我订更多的书。之后,我就开始阅读《大英百科全书》,这让我受益匪浅,我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而所有的一切都在书里。”

马斯克是这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只是考虑‘对于我需要掌握的科目,我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有一些必修科目,比如南非荷兰语,我完全不明白学它有什么意义。这看起来很荒唐。只要考试分数及格,我就满意了。但有些科目,比如物理和计算机,我会尽我所能取得最好的成绩。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有原因的。我宁愿玩计算机游戏、写代码和读书,也不愿意去获得那些没有意义的A等。我记得在四五年级时,曾有几门功课不及格。然后,我母亲的男朋友告诉我,如果我没有通过考试就要留级。我不知道只有这些科目考试合格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此后,我在这些科目上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1989年,埃隆终于进入了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皇后大学。(他之所以选择皇后大学而不是滑铁卢大学,是因为他认为皇后大学的美女更多。)学习之余,埃隆会和金巴尔一起读报纸,为的是从中找出有趣的人并和他们见面。他们会直接打电话给这些人,问他们愿不愿意一起共进午餐。在被骚扰的众多人物之中,就有新斯科舍省彼得银行的高管彼得·尼克尔森(Peter Nicholson),此外,他还是多伦多蓝鸟棒球队的营销主管及《环球邮报》的商业专栏作家。尼克尔森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男孩儿打来的电话。“我不太习惯这种贸然邀约,”尼克尔森说,“但我还是被他们精心准备的说辞说服了,并同意跟这两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人共进午餐。”这件事6个月后才排上尼克尔森的日程,马斯克兄弟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最终准时出现。
马斯克兄弟给尼克尔森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人都表现良好,举止得体。埃隆表现得更加极客和笨拙,而金巴尔则有魅力得多。“他们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尼克尔森说,“他们的意志太坚定了。”尼克尔森最后给埃隆提供了一份暑期在银行实习的工作,并成为他值得信任的导师。
在初次见面后不久,埃隆便邀请彼得·尼克尔森的女儿克里斯蒂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克里斯蒂手捧着自制的柠檬酱来到梅耶位于多伦多的公寓,埃隆和其他15位客人向她表示欢迎。埃隆之前从未见过克里斯蒂,但他径直走过去,把她带到沙发边坐下。“我从他嘴里听到的第二句话是,‘我想了很多关于电动车的事情’,”克里斯蒂说,“然后他对我说,‘你会思考关于电动车的事情吗?’”这段对话给克里斯蒂留下的直接印象是,马斯克是一个帅气、和蔼又魁梧的书呆子。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她说,“这个人如此与众不同,这令我十分着迷。”
克里斯蒂有着苗条的身材和金色的长发,是马斯克喜欢的类型,所以马斯克在加拿大的时候,两人一直保持联系。虽然两人从未正式交往过,但克里斯蒂觉得马斯克非常有趣,经常和他在电话里聊很长时间。“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如果有一种方法让我即使不用吃饭也可以工作较长时间,那我宁愿不吃饭。我希望找到不用吃饭就可以直接摄取营养的方法!’他在那个年纪表现出来的工作狂性格显而易见。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马斯克第一个可行的互联网项目其实在实习阶段就已经有了头绪。有一次,一个黄页推销员来到创业者的办公室,他试图向人们推销网络分类的点子,并说这是厚重的传统黄页的补充。这个推销员的说法很难打动人,并且对于互联网本质以及人们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商业活动的表述也不得要领。但这些站不住脚的说辞却引发了马斯克思考,他找到金巴尔,第一次和他谈起了帮助企业上网的想法。
“埃隆说,‘这些家伙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金巴尔说。此时正值1995年,兄弟俩正着手建立名为Global Link的信息网站,这家创业公司最终更名为Zip2。(有关围绕Zip2展开的争论以及马斯克的学习成绩等细节见附录1。)
Zip2这个点子有点异想天开。1995年,了解互联网的小企业非常少。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登录互联网,并且也不知道互联网可以为他们的企业创造价值,甚至连像黄页一样把信息上传到互联网的想法都没有。
马斯克和弟弟希望说服餐馆、服装店和理发店之类的小企业将自己的业务信息展示在互联网上,让公众通过互联网知道他们的存在。Zip2网站会给这些企业创建一个可搜索的目录,并生成相应的地图。马斯克用比萨店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离自己最近的比萨店的位置,并且应该能够获取到达那里的详细信息。这在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平常——比如Yelp(点评网站)和Google Map(谷歌地图)的结合——但是在当时,甚至连吸了毒品的人都想象不出这种服务。

Zip2是一家瞄准了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公司,但它也需要接地气、传统的挨家挨户上门式推销。推销员需要向企业宣传网络的优势,并劝说企业付费购买那些对他们而言很陌生的服务。1995年年末,马斯克兄弟开始进行第一次招聘,组建了一支杂牌的销售团队。二十多岁的杰夫·海尔曼(Jeff Heilman)是一个自由奔放的年轻人,当时正在试图弄清楚人生的意义。他成为Zip2第一批员工中的一员。一天深夜,他和爸爸一起看电视,他看见在屏幕上广告的底部有一行网址。“那是一个.com之类的东西,”海尔曼说,“我记得我坐在那儿,问父亲这是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必须去了解一下互联网了。”海尔曼花了好几周的时间与人聊天,想让他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互联网。之后,他就在《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看到了一则占有2英寸×2英寸版面的招聘广告。

在Zip2创业早期,马斯克收获了一位重要的盟友,他的加盟更具戏剧性。35岁的格雷格·科里(Greg Kouri)是一位加拿大商人,与马斯克兄弟相识于多伦多,并参加了Zip2早期的头脑风暴。一天早晨,两个男孩儿出现在他家门口,然后说他们要前往加州,给这个行业重重一击。科里当时穿着一件红色浴袍,他听完后回到屋里,翻箱倒柜了几分钟,出来的时候手里握着一叠总计6 000美元的钞票。1996年年初,他搬到加州,成为Zip2的联合创始人。
科里过去从事房地产交易,在做生意方面有实际经验,并且具有阅人的能力。他在Zip2的职位相当于“家长督导”。这个加拿大人具有娴熟的技巧,可以让马斯克平静下来,后来渐渐扮演起了他的导师角色。“有时候,真正的智者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他们的思维和脚步,”德里克·普罗蒂昂(Derek Proudian)说,他是一名风险投资人,后来成为Zip2的CEO,“格雷格是马斯克愿意倾听并委以重任的少数人之一。”科里还曾经在马斯克和金巴尔打架时充当调解员,当时他们就在办公室的中央挥拳相向。
“我从来不跟别人打架,但是埃隆和我都不具备说服对方接受自己观点的能力。”金巴尔说。有一次,两人在做商业决定的时候大打出手,马斯克的拳头甚至擦破皮了,不得不去打破伤风针。最后还是科里出来收拾了残局。(科里因为投资马斯克的公司发了财。2012年,科里死于心脏病,享年51岁。马斯克出席了他的葬礼。“我们对他深表感谢。”金巴尔说。)

虽然马斯克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天才程序员,但是他的技术远没有这些新员工熟练。他们看了一眼Zip2的代码,就决定重新改写软件的大部分内容。马斯克对其中一些改动恼怒不已,但这些计算机科学家只需要一小部分代码便可完成目标,远远少于马斯克的。他们习惯于把软件项目划分成模块,从而可以对各个部分进行修改和细化。而马斯克则陷入了自学成才型程序员的经典陷阱,写了很多被开发者称为“毛球”(hairballs)的代码——这些代码庞杂繁复且乱作一团,很容易导致程序因为某些神秘原因而崩溃。这些工程师的到来,也改善了工程团队的工作结构,设定了切实可行的最后期限。马斯克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因为之前他设定的最后期限总是过于乐观,导致工程师们必须不分昼夜地赶工才能实现目标。“如果你问埃隆做某件事情要多久,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超过一个小时,”阿布拉斯说,“我们的解读是,在他看来需要一小时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一两天的时间;而如果埃隆说某件事要用一天的时间,那么我们通常会留出一到两周的时间。”
马斯克创立了Zip2并看着它一步步成长起来,这让他变得自信了。高中时的朋友特伦斯·本勒(Terence Beney)来加州探望他,马上就注意到马斯克的性格变了。他看到了马斯克如何对付一个令人讨厌的房东。当时马斯克的母亲在城里租了一间公寓,而那个房东却故意找麻烦。“他说,‘如果你一定要找麻烦,就冲我来。’从那时起,他渐渐具备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书呆子气十足、易怒且笨拙的男孩儿,总是对于答案过分挑剔。而他现在非常自信,而且能够掌控局面。”马斯克也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避免批评别人。“埃隆不是那种会说‘我理解你,我明白你的想法’这种话的人,”贾斯汀说,“因为他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对于别人来说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必须学着理解为何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不应该对年长者指手画脚。他学会了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行为。我觉得他一直是靠战略和智力在这个世界闯荡的。”这种个性偏差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效果。马斯克仍然会严格要求且直言不讳地鞭策年轻的工程师们疯狂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头脑风暴,大家讨论一个新产品——一个新的汽车网站,”Zip2创意总监多丽丝·唐斯(Doris Downs)说,“有人抱怨说我们无法实现这项技术变革。埃隆拍案而起,说‘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废话’,然后径直离开了会议室。对于埃隆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他也期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抱持相同的态度。”马斯克也会时不时地对更高一级的管理人员发火。“你会看到有人从会议室出来后面露不悦,”销售人员莫尔说,“如果你一直当好人,就永远也无法取得埃隆现在这样的成就,他对于成功的决心和自信就是这么强烈。”

1998年4月,Zip2宣布了一项重磅交易信息,这令其战略赌注加倍。它将斥资3亿美元兼并其主要竞争对手“城市搜索”(CitySearch,美国本地搜索服务商),新公司将保留CitySearch这个名字,并由索尔金主持工作。从纸面上看,这场兼并似乎是一次平等的强强联合。CitySearch已经建立了一套覆盖美国各城市的广泛分类目录。它也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销售和营销团队,与Zip2的天才工程师们相得益彰。消息已经在媒体上公布,这场兼并似乎已成定局。
接下来双方的意见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受当时的形势所迫,两家公司需要互相检查对方的人员配置情况,并确定需要辞退的员工,以避免岗位重复。这一过程让一些问题浮出水面,可以看出CitySearch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而Zip2的一些高管则心生怨恨,因为他们在新公司的职位明显被降级了,甚至被裁撤。Zip2内部有一派人认为应该放弃兼并,而索尔金却坚持推进这项工作。马斯克最初支持兼并,但最后也站到反对派这一边。1998年5月,两家公司取消了兼并计划。此时媒体火上浇油,开始小题大做。马斯克敦促董事会罢黜索尔金,并且想要官复原职,重新担任Zip2的CEO。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剥夺了他的董事会主席职位,索尔金的职位则由莫尔达维多夫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家德里克·普罗蒂昂(Derek Proudian)取而代之。索尔金认为马斯克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糟糕透顶,并指出董事会的态度和马斯克被降职的事实,以此证明董事会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并且相互指责,”普罗蒂昂说,“马斯克想当CEO,但是我说,‘这是你组建的第一家公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买家,赚一些钱,这样你就可以创建你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家公司。’”
随着兼并计划前功尽弃,Zip2也陷入困境,公司处于亏损状态。马斯克坚持走消费者的路线,但普罗蒂昂担心这种策略会占用过多的资金。微软已经开始大举进入这个市场,而且在测绘、房地产和汽车领域有想法的创业公司成倍增加。Zip2的工程师们有些气馁,担心他们无法在这场竞争中获胜。1999年2月,个人计算机制造商康柏(Compaq)突然表示愿意出资3.07亿美元现金收购Zip2。“这简直是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Zip2的前高管何艾迪(Ed Ho)说道。Zip2的董事会接受了这次收购要约,然后租下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餐馆,举办了一场盛大派对。莫尔达维多夫获得了20倍于原始投资的回报,马斯克和金巴尔分别获得了2 200万美元和1 500万美元。马斯克从未想过继续供职于康柏旗下的这家公司。“当他得知公司被收购已成定局时,就已经把心思放在下一个项目上了。”普罗蒂昂说。这次事件后,马斯克学会了一定要为公司控制权和CEO的职位而战。

成功出售初创企业Zip2公司让埃隆·马斯克信心倍增。就像他喜欢的视频游戏里的角色那样,马斯克升级了。他已经破解了硅谷并且成为那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种人——互联网百万富翁。他的下一次冒险必须跟上他那极速膨胀的野心。马斯克于是开始寻找资金充裕且效率低下、可为他和互联网所用的行业。马斯克想起他在新斯科舍银行实习时的经历——他从那份工作中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银行家富有但愚蠢,他认为那个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初,在担任银行战略负责人工作期间,马斯克奉命查看公司在第三世界的债务组合。这笔资金被赋予一个令人沮丧的名字——“不发达国家债务”,而其中包括新斯科舍银行的几十亿美元。整个南美和其他不发达国家在此之前都有拖欠多年的未履行债务,迫使银行减记债务价值。马斯克的上司要求他深入了解银行所持有的这些债权,把这个过程当作一次学习实践,并尝试判断这些债务的真实价值。
在执行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马斯克偶然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商业机会。美国政府曾试图通过发行布雷迪债券为巴西和阿根廷这类国家的债务做担保,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减轻债务负担。马斯克发现了一种套利的方法。“我计算了这些担保债券的价值,大约为50美分,而实际的交易价格是25美分,”马斯克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马斯克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致电证券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商高盛,想一探究竟。他询问价格为25美分的巴西债务有多少。“电话那头的家伙问,‘你想要多少?’然后我说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数字——100亿美元。”马斯克说。当这个交易员确认交易可行的时候,马斯克挂断了电话。“我当时想这太疯狂了,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钱翻倍。山姆大叔(Uncle Sum,被用来指代美国或美国政府)担保了一切。这是明摆着的事。”
马斯克整个夏天都在打工,赚着14美元的时薪,还曾因为擅自使用高管的咖啡机及其他一些违规的事情遭到训斥。此时,他觉得自己一鸣惊人并大赚一笔的机会来了。马斯克冲进上司的办公室,兜售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上司让他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很快便转交到银行CEO手中,而那位CEO却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说银行之前已经被巴西和阿根廷的债务弄得焦头烂额,不想再管这个烂摊子了。“我想告诉他们,这不是重点,”马斯克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债务的背后支持者是美国政府。那些南美国家怎么做并不重要。除非你认为美国财政部会违约,否则你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失。他们最终还是拒绝,这反倒给了我自信。所有的银行家都做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事情。如果其他人去跳崖,这些人也会跟着去跳崖。如果房间中央有一大堆黄金没有人去捡,这些人也不会去捡。”

弗里克和马斯克之间的争论很快便以一场悲剧收尾了。在X.com成立仅仅5个月后,弗里克发动了一场“政变”。“他说要么让他担任CEO,要么他把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带走,然后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马斯克说,“我才不吃胁迫这一套呢。我说,‘你赶紧去成立新公司。’于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马斯克试图说服何艾迪与其他核心工程师留下来,但他们选择与弗里克一起离开。马斯克最后只剩下公司的外壳和少数几位忠心的雇员。X.com的早期雇员朱莉·阿肯布兰特选择留在X.com。她说,“我记得尘埃落定之后,我坐在埃隆的办公室里”,“阻止创建类似X.com公司的法律条文有很多,但埃隆一点都不在乎。他只是看了看我,然后说道,‘我认为我们必须多雇一些人了’。”
马斯克一直在努力为X.com筹集资金,他不得不向风险资本家坦承公司的人才所剩无几。红杉资本公司的著名投资人迈克·莫里茨(Mike Moritz)决定无条件地支持这家公司,并在马斯克和他所剩无几的公司身上赌一把。马斯克再次开始在硅谷网罗人才,试图用他对未来互联网银行的激情演讲吸引工程师加盟。斯科特·安德森是一个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在工程师集体出走后没多久,他因看好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景,于1999年8月1日加盟公司。“当你回首往事,你会发现这太不可思议了,”安德森说,“我们的网站就像好莱坞电影那样虚无缥缈,几乎不可能获得风险投资。”
几周过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加盟,公司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获得了银行牌照和共同基金许可证,并和巴克莱银行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1月,X.com的小型软件开发团队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不但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银行账户提供担保,还有三个共同基金供投资人选择。马斯克自掏腰包,拿出10万美元供工程师进行性能测试。1999年感恩节前夜,X.com正式向公众开放。“我在那里待到深夜2点,”安德森说,“然后我就回家去做感恩节晚餐,几个小时后埃隆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到办公室接替其他工程师。为了确保一切顺利,埃隆在那里连续待了48小时。”

2000年3月,X.com与Confinity终于决定不再彼此消耗而是形成合力。Confinity拥有看似最热门的产品PayPal,但因为每天要花费10万美元去奖励新用户,导致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维持运营。但X.com恰恰相反,他们拥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和更加成熟的银行产品。马斯克牵头拟定了合并条款,并成为合并后新公司的最大股东,新公司的名字仍是X.com。合并完成后不久,X.com又从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等投资人那里获得了一亿美元融资。此时的X.com吹嘘自己已经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两家公司在企业文化啮合方面收效甚微。一批批的X.com员工将计算机显示器、桌椅和电源线打包在一起,再推到街对面的Confinity办公室,与新同事一起工作。但这两个团队却都看对方不顺眼。马斯克继续维护X.com品牌,而大多数人则偏爱PayPal。在公司技术基础设施的设计方面,双方产生了较多的分歧。列夫金领导下的Confinity团队更喜欢诸如Linux等开源软件,而马斯克则对微软的数据中心软件青睐有加,认为它更能维持高效。这类争吵在外人看来可能很愚蠢,但对于工程师来说却相当于一场宗教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视微软为邪恶帝国,而认为Linux是更能服务于人类的现代软件。两家公司合并两个月后,蒂尔宣布辞职,列夫金也因为技术分歧,扬言要出走。马斯克不得不独自运营一家支离破碎的公司。

接下来发生的是硅谷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场政变。在帕洛阿尔托一家已经不复存在的芬妮与亚历山大酒吧(Fanny & Alexander)里,一小群X.com员工聚集在一起,开始就如何推翻马斯克展开了头脑风暴。他们决定怂恿董事会请蒂尔回来担任CEO。不同于跟马斯克直接交锋,列夫金和共谋者决定背着马斯克偷偷行动。
马斯克与贾斯汀已经于2000年1月结婚,但因为一直太忙就把蜜月搁置了。9个月后的2000年9月,他们计划了一场集商务和休闲目的于一体的筹款之旅,并打算在奥运会主办城市悉尼度蜜月。就在他们登机的那天晚上,那些对马斯克失去信心的高管向X.com的董事会递上了请愿信。一些忠于马斯克的人感觉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那天晚上10点半我去了办公室,发现所有人都在那里,”阿肯布兰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疯似的给埃隆打电话,但他在飞机上。”当飞机落地的时候,马斯克已经被蒂尔取代了。
当听到消息知道出事了,马斯克马上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到帕洛阿尔托。“这令人震惊,但我不得不承认他将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贾斯汀说。一开始,马斯克试图反击,他敦促董事会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但是当他发现公司已经明显撇开他继续向前走的时候,马斯克的态度便缓和了。“我跟莫里茨和其他几个人交谈过,”马斯克说,“并不是我多想当CEO,而更多的是‘嘿,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应该去做,如果我不是CEO,我不确定是否会有人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又去找麦克斯和彼得沟通,但他们似乎对此很有把握。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世界末日。”
许多在X.com就与马斯克长期共事的早期员工,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表现得无动于衷。“我的确感到消沉和愤怒,”斯托普尔曼说,“在我眼里埃隆就像摇滚明星一样。我虽然嘴上直言不讳发生的一切,但我也深深明白,公司现在的发展态势就像腾空的火箭,一切运转良好,这个时候我是不会打算离开的。”
2001年6月,马斯克在公司的影响力迅速消退。当月,蒂尔将X.com更名为PayPal。马斯克通常都会睚眦必报,但这一次,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他接受了作为公司顾问的角色,并继续向它注资以增加自己的股份,成为PayPal的最大股东。“你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埃隆的位置去想,他更有可能愤恨和斗气,但他没有,”博塔说,“他支持彼得,表现得就像一个王者。”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于马斯克的未来至关重要。互联网大潮迅速退去,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套现。当eBay的高管开始接触PayPal商量收购时,大多数人倾向于尽快卖掉。马斯克和莫里茨敦促董事会拒绝大多数的收购要约,并采取观望态度以获得更高的价格。PayPal每年有2.4亿美元的营收,有望成为一家独立公司并寻求上市。马斯克和莫里茨的坚持获得了回报,而且收购价格提高了。2002年7月,eBay出价15亿美元收购PayPal,马斯克和董事会其他成员接受了这笔交易。马斯克从出售给eBay的交易中净赚约2.5亿美元,交完税后还有1.8亿美元。这笔钱足以实现他的那些狂野梦想。
PayPal的这段经历对于马斯克来说可谓悲喜交加。在那场交易后,他作为一个领袖名誉扫地,而媒体则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他。埃里克·杰克逊(Eric Jackson)是Confinity的一名早期员工,他于2004年写了一本书,名为“PayPal战争:eBay战争、媒体、黑手党和其他的一切”,详细叙述了公司的动荡历程。这本书将马斯克描述成一个极端自私、故步自封的混蛋,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将蒂尔和列夫金描绘成英雄般的天才人物。科技行业的小道消息网站“硅谷八卦”(Valleywag)也加入打击马斯克的行列。批评的声音开始出现,人们的质疑集中在一个方面——马斯克是否真的可以算作PayPal的联合创始人,还是只是躲在蒂尔的燕尾服后面,浑浑噩噩等着发工资。这本书连同那个博客网站的帖子,驱使马斯克在2007年写了一封长达2 200字的邮件给“硅谷八卦”,直接表明了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以正视听。
在这封邮件里,马斯克向公众展现了他的文学天赋以及好斗一面。他形容杰克逊为“只会拍马屁的蠢驴”并且“只比实习生强一点”,对于公司高层的内幕一无所知。“埃里克找不到出版商,所以彼得资助埃里克自行出版了这本书,”马斯克写道,“埃里克对彼得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彼得就像电影《勇敢的心》中的梅尔·吉布森,而我的角色则是无名小卒甚至是害群之马。”马斯克之后详细列举了7个原因,说明他的PayPal联合创始人地位实至名归——其中包括他的第一大股东的角色,对于顶尖人才的招聘,创造了公司许多成功的经营理念,在任职CEO期间公司规模从60人发展至几百人。
几乎我采访的每一个曾供职于PayPal的人,都认可马斯克的看法。他们说杰克逊的书近乎天方夜谭,企图美化Confinity团队,矮化马斯克和X.com团队。“有许多PayPal的老员工因这段扭曲的回忆而愤怒不已。”博塔说。

事后来看,马斯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比那些谨慎务实的Zip2和PayPal高管要高明许多。如果Zip2按照马斯克的想法一直紧跟消费者市场,最后有可能发展成为地图和点评服务领域的中流砥柱。至于PayPal,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投资人将公司出售得过早,应该听从马斯克的建议保持公司独立。到2014年,PayPal的累计用户数已经达到1.53亿,如果作为一家独立公司,其估值接近320亿美元。海量的提供网络支付和银行业务的创业公司已经出现——例如Square、Stripe和Simple,它们只是众多名称以S开头的公司中的三家——这些公司希望能够实现X.com最初的愿景。
如果当初X.com董事会对马斯克更有耐心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将会实现最初创立X.com时的“网络银行一统天下”的理想。历史已经证明,马斯克的目标在某个时间点听起来荒谬无比,但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总是能够无比坚定地实现它们。“比起其他人,他总是基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来开展工作,”阿肯布兰特说,“他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X.com的闹剧让这对新婚夫妇雪上加霜。他们本来就将蜜月延期了,后来又因为那次政变而夭折。直到2000年12月底事情逐渐平息,马斯克才开始了他几年中的第一个假期。他将两周的假期分为两部分,先去巴西,再去南非靠近莫桑比克边境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在非洲的时候,马斯克染上了最可怕的疟疾——热带疟疾(falciparum malaria),是大多数疟疾死亡病例的罪魁祸首。
马斯克于2001年1月回到加州,然后病情开始显现。他病倒了,卧病在床好几天。贾斯汀之后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命令救护车将马斯克紧急送往位于红木城的红杉医院(Sequoia Hospital)。但那里的医生误诊了,错误的治疗方法让马斯克处于濒死的状态。“恰好另一家医院的访问医生见过很多疟疾病例。”马斯克说。那位医生仔细查看了马斯克的血液样本检测结果,下令以最大剂量给马斯克注射某种抗生素。医生告诉马斯克说,如果他晚一天就医,这种药就将无济于事了。
马斯克在重症监护病房度过了无比焦虑的10天。这段经历把贾斯汀吓坏了。“他本来壮得像坦克一样,”她说,“他的耐力和抗压能力无人可及。但我看见他躺在那里痛苦不堪的样子,就像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似的。”马斯克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康复。他在生病期间体重减少了45磅,康复后整个衣柜的衣服都不合身了。“我那时候差点就死了,”马斯克说,“这是我从度假中得到的教训:假期会害死你。”

马斯克不仅为洛杉矶的浮华与大气所深深吸引,还有来自太空的召唤。在被排挤出PayPal之后,马斯克开始反思儿时关于火箭飞船和太空旅行的梦想,并认为这是比设计互联网服务更加伟大的使命。身边的朋友很快便意识到马斯克态度和思想上的转变,其中包括PayPal的一些高管。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一个周末,庆祝公司取得的成功。“我们都在硬石咖啡厅内的小屋里待着,而埃隆却在那里读一本晦涩的苏联火箭手册。那本手册都发霉了,似乎是从PayPal买的,”PayPal的早期投资人凯文·哈茨(Kevin Hartz)说,“他在研究这本手册,并且公开谈论太空旅行和改变世界的事儿。”
随后,马斯克选择洛杉矶是有意为之。因为这座城市可以让他有机会接触太空,或者说至少可以接触太空行业。自20世纪20年代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在好莱坞设立车间以来,南加州因其温和且稳定的天气成为备受航空业青睐的城市。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美国空军、美国航空航天局、波音公司和其他个人及组织都在洛杉矶及其周围地区展开了大量的生产制造活动和尖端试验。今天,这座城市仍然是军事航空业和商业活动的中心。虽然马斯克并不明确自己要在太空中完成什么项目,但是他认识到只要留在洛杉矶,身边就不乏世界顶尖的航空业人士,他们可以帮助马斯克完善想法。那里还会有很多高素质人才加入到他的下一段创业旅程。
马斯克和航空学会的第一次互动是和一群不拘一格的太空爱好者见面,他们来自非营利组织“火星学会”(Mars Society)。这一组织致力于火星探索和火星定居,他们计划于2001年年中在一名家境比较富裕的学会成员家中举办一场筹款活动,每张门票价值500美元,并按照惯例向一些名人发出了邀请函。让协会负责人罗伯特·卓比林(Robert Zubrin)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收到了埃隆·马斯克的回函,但没人知道是谁邀请了他。“他给了我们一张5 000美元的支票,”卓比林说,“这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卓比林开始打听有关马斯克的一些情况,在确定他是个富翁之后,邀请他在活动之前一起喝咖啡。“我希望确定他的确了解我们在做的项目。”卓比林说。他向马斯克介绍了学会为模拟火星上的艰苦条件而在北极圈建立的研究中心,以及正在进行的一项名为“生命迁徙任务”的实验。这项实验是让一架关着一些老鼠的模拟太空舱围绕地球轨道旋转着。“之所以绕地球旋转,是为了让太空舱产生同火星上相同的重力,即在地球上重力的1/3,老鼠就在舱里生活并繁衍。”卓比林向马斯克介绍道。
筹款晚宴上,卓比林安排马斯克坐在自己旁边的VIP(贵宾)席位,同桌的还有著名导演及太空爱好者詹姆斯·卡梅隆和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行星科学家卡罗尔·斯托克(Carol Stoker),他对火星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埃隆本来就长得年轻,那晚他就像个小男孩儿似的,”斯托克说,“卡梅隆马上就开始跟他搭讪,邀请他投资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卓比林也试图说服他向火星学会投入大笔资金。”马斯克也向他们讨教了许多想法并索要了联系方式,算是被追着要投资的回报。斯托克的丈夫曾是NASA的一名航天工程师,研究的项目是如何让飞机在火星上空滑翔,寻找液态的水。这正是马斯克最感兴趣的话题。“他比其他富豪专注得多,”卓比林说,“他对太空的了解并不多,但他具有非常科学的思维方式。他想清楚地了解我们关于火星的计划,以及这些计划的意义。”马斯克立刻就喜欢上了火星学会,并加入其董事会。他又捐献了10万美元,用于支持学会在沙漠建立科研工作站。

有一天,马斯克登录NASA的网站,这让他开始担忧人类已经失去了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他本来期望能在网站上找到一些关于火星探索的详细计划,但一点相关内容都没找到。“一开始我想,天哪,我大概找错地方了,”马斯克有一次对《连线》杂志的记者说,“为什么一点计划和安排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真是疯了。”马斯克坚信,美国人骨子里有着深植于人性的探索精神。但他很失望,本应大胆无畏、以探索太空新领域为使命的美国机构似乎对火星探索一点兴趣也没有。昭昭天命的精神已不被推崇甚至消失殆尽,几乎没有人在乎它了。
和许多意欲重振美国精神和为全人类带来希望的人一样,马斯克的行动始于酒店会议室。此时,马斯克在太空领域的人脉已初具规模,其中的一些顶尖人才受邀参加了他举办的一系列沙龙活动,有时在洛杉矶机场万丽酒店,有时在帕洛阿尔托的喜来登酒店。马斯克并没有正式的商业计划供他们讨论。他主要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实现送老鼠上太空的想法或者至少能够想到类似的计划。他希望做一件能够触动全人类的、能令世界瞩目的事情,让人们再次想起火星,思考人类的潜能。与会的科学家和权威人士需要构思出一种技术上可行的方案,而且预算在2 000万美元左右。马斯克退出了火星学会的董事会,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火星生命基金会(Life to Mars Foundation)。
2001年年中,许多著名的业内人士出席了这些活动。来自NASA附近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科学家们也参加了活动。詹姆斯·卡梅隆也来了,他借助自己的名气为活动做了宣传。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也出席了活动,他深厚的学术造诣涉及航天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和应用物理学领域。格里芬效力中央情报局的风险投资部门IQT电信(In-Q-Tel)以及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他曾供职于卫星与飞船制造商——美国轨道科技公司(Orbital Science Corporation),担任首席技术官和空间系统集团总经理,此时正在办理辞职手续。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比格里芬更了解怎么把物体送入太空了,他已经成为马斯克智囊团中的领军人物。(4年后,也就是2005年,格里芬接任NASA负责人一职。)
专家们乐于看到又一位富翁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并乐意资助他们进行有趣的太空探索。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将啮齿动物送出地球并观察它们交配的价值和可行性。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一致同意想要开展一个新项目——叫作“火星绿洲”。依据该计划,马斯克需要买下一枚火箭,将一个机械温室发射到火星上去。一群科研人员已经在研究适用于太空的植物生长室了。科学家需要调整生长室的结构,让其能够短暂地开启,采集一些火星表面的岩屑或土壤,用来培育植物,这样就能在火星上产生第一口氧气。这一新计划既引人注目又具有可行性,正对马斯克的胃口。
马斯克希望能给生长室开一扇窗,以便将视频传回地球,这样一来,人们就能观察到植物在火星上的长势。专家们还提出向全美各地的学生发放幼苗,让他们同一时间在家里种下这些植物,然后进行比较,比如,在相同的时间里,火星植物是否会比地球植物长得高一倍。“这一概念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一段时间了,”资深航天工业专家戴夫·比尔登(Dave Bearden)在参加会议时说,“火星上将会有生物存在,而且是我们送到那儿的。我们希望告诉千千万万的少年,那里并不可怕。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开始考虑‘也许我们可以去火星’。”马斯克对这一想法的热情打动了团队,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对太空中能否再次出现新奇事物都持怀疑态度。“他特别聪明、有上进心并且非常自负,”比尔登说,“有一次,有人说他可能会入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马上面露喜色。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世界的那个人。”

马斯克的预算案是让太空专家们最头疼的一件事。在沙龙活动结束之后,马斯克意欲投入2 000万~3 000万美元来完成这一计划,但所有人都知道,仅火箭发射这一项的花费就可能超过这个预算。“在我看来,至少需要两亿美元才能做好这件事,”比尔登说,“但人们不愿意过早地将实际情况和盘托出,生怕计划因此而夭折。”随后,他们又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技术挑战。“在生长室上开一扇窗是一项真正的热力学挑战,”比尔登说道,“一旦开了一扇窗,就无法使生长室内的温度达到足以维持生命的水平。”而通过生长室采集火星土壤不仅很难实现,还有可能是个馊主意,因为火星表面的岩屑或土壤可能有毒。之后,科学家们又讨论在营养丰富的胶质中培养植物,但这有点自欺欺人,因为这有悖初衷。即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充满未知。一位科学家发现了一些适应能力非常强的芥菜籽,他认为这些种子在经过处理的火星土壤中有可能存活下来。“如果植物无法在火星上存活,这个打击对我们来说太过沉重了,”比尔登说,“我们费尽心思想把花园带到火星上,结果花园里的植物却没能存活下来。这会起到截然相反的效果。”[3]

马斯克从未退缩。他聘请了几名志愿者专家担任顾问,负责植物生长室的设计工作。他还准备去一趟俄罗斯,亲自调查每发射一枚火箭到底需要多少资金。马斯克打算从俄罗斯购买一枚翻新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用作运载火箭。为此马斯克找到了吉姆·坎特雷尔(Jim Cantrell)。吉姆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曾效力于美国和其他政府,从事一系列机密和非机密工作。在一桩卫星交易失败后,俄罗斯政府指控坎特雷尔犯有间谍罪,并于1996年将其软禁。正是这起事件使他声名远扬。“几个星期之后,时任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来电斡旋,我这才得以获释,”坎特雷尔说道,“我再也不想和俄罗斯人打交道了,永远不再打交道。”马斯克不得不另辟蹊径。
7月一个酷热的夜晚,坎特雷尔开着他的敞篷车行驶在犹他州的公路上,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那家伙的口音很奇怪,他对我说,‘我必须跟你谈谈,我是个亿万富翁,我想实施一项太空计划。’”坎特雷尔没听清谈话内容——以为对方的名字是伊恩·马斯克——于是告诉马斯克一到家就给他回电话。一开始,他们彼此互不信任。马斯克不肯让坎特雷尔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选择用传真机给他打电话。坎特雷尔觉得马斯克挺有趣的,但又有点操之过急。“他问我附近有没有机场,明天有没有时间见他,”坎特雷尔说,“我开始对他心存戒备。”为了防止有人故意设局陷害自己,坎特雷尔约马斯克在盐湖城机场见面,他在那里租了一间会议室。“我希望他经过安检之后再来找我,这样他就不可能带着枪了。”坎特雷尔说。但到了真正会面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马斯克滔滔不绝地向坎特雷尔介绍自己的想法——“人类应该成为一种跨行星物种”,而坎特雷尔表示,如果马斯克是认真的,他愿意再去一次俄罗斯,帮他买一枚火箭回来。

交锋最激烈的一次会面,发生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一幢被人遗忘的大楼里,这幢楼估计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建造的。双方不停地推杯换盏,喝的还是伏特加,嘴里高呼“为了太空事业!”“为了美国!”。马斯克打算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三枚弹道导弹,改装之后送上太空。借着酒劲儿,马斯克开门见山地问对方,买一枚导弹需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每枚800万美元。马斯克还价到800万两枚。“他们就坐在那儿,看着他,”坎特雷尔说,“好像说了‘小伙子,别闹了’这样的话。他们还讽刺他没那么多钱。”这时,马斯克觉得这群俄罗斯人要么就是没有诚意做这笔买卖,要么就是想从他这个互联网大亨身上狠狠敲一笔。最后,他愤然离席。
马斯克一行人的情绪跌至低谷。当时是2002年2月底,他们出门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机场。冬天的莫斯科街道上堆满了积雪和垃圾。在出租车上,大家一言不发。马斯克来俄罗斯的时候信心满满,心想自己马上就能为全人类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却铩羽而归,对人性感到失望至极。以马斯克的预算,他们只买得起俄罗斯人的火箭。“当时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坎特雷尔说,“我们就坐在那儿沉默不语,看着俄罗斯农民冒雪出去采购。”忧郁的气氛一路陪伴着他们,直到登机后飞机上的酒水车推到面前。“每次飞机从莫斯科起飞,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坎特雷尔说,“那感觉就像,‘天哪,我逃出来了。’所以,我和格里芬开始喝酒碰杯。”马斯克坐在他们前面一排,正在电脑前打字。“我们心想,‘这个呆子,他现在还能干吗?’”这时马斯克突然转过身来,亮出了他制作的电子表格。“兄弟们,”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造火箭。”

2002年7月,马斯克沉浸在成立新公司的喜悦中。eBay展开攻势,以15亿美元收购PayPal。这笔交易让马斯克获得了一笔流动资金,他向SpaceX投入了1亿多美元。有了这么一大笔投资,再没有人能够像当初收购Zip2和PayPal那样把SpaceX的控制权从马斯克手中夺走了。对于那些坚定地忠于马斯克、愿意和他一起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员工来说,这笔投资如同及时雨一般,足以支持他们之后好几年的工作。这笔资金也增强了马斯克的自信和声誉,让他在和政府官员会面时能够平起平坐,并对供应商们发号施令。
但接下来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他猝不及防的事。贾斯汀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取名为内瓦达·亚历山大·马斯克。就在PayPal被eBay收购的消息公布时,刚刚出生10周的内瓦达夭折了。当时,夫妇俩给已经睡着的孩子掖好被子,让他平躺着睡觉,医生都是这么教父母的。当他们再次查看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称孩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是一种会导致婴儿死亡的意外事故。“当医务人员赶来为他急救时,他已经因缺氧太久而脑死亡了,”贾斯汀在为《美丽嘉人》撰写的文章中写道,“他在奥兰治县的医院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三天后我们决定摘下他的呼吸器。他就这么死在了我的怀里。埃隆明确表示他不想谈及内瓦达的死,我无法理解,就好像他无法理解我在人前的悲痛,他说我这是‘被感情牵着鼻子走’。于是我决定放下悲痛,两个月后,我第一次去诊所打算尝试试管婴儿。埃隆和我想要尽快再生一个孩子。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生了双胞胎和三胞胎。”

马斯克聘请的公司高管们可谓全明星阵容。米勒马上就开始了制造两台引擎的工作,它们分别以两种猎鹰的名字命名,即灰背隼(Merlin)和茶隼(Kestrel)。克里斯·汤普森曾经是一名水兵,曾在波音公司担任运营副总裁,管理德尔塔火箭和“大力神”号火箭的生产。蒂姆·布扎(Tim Buzza)也来自波音公司,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火箭测试专家之一。史蒂夫·约翰逊(Steve Johnson)曾经在JPL和其他两家商业太空公司任职,现在担任SpaceX的高级机械工程师。航空工程师汉斯·克尼格斯曼(Hans Koenigsmann)负责航空电子技术、制导和控制系统的开发。马斯克还聘请了格温·肖特维尔(Gwynne Shotwell),她在航空领域经验丰富,作为SpaceX的第一位销售员,经过多年的升迁,最终晋升为总裁,成为马斯克的左膀右臂。
随后,玛丽·贝思·布朗也加入了团队,她如今是SpaceX和特斯拉的传奇人物。布朗——大家都叫她MB,作为马斯克的助手,一直忠心耿耿,他们的关系简直是电影《钢铁侠》中托尼·史塔克和佩珀·波茨的现实版。如果马斯克一天工作20个小时,布朗也会同样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她给马斯克买饭、预订行程、安排他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为他挑衣服、处理媒体要求,必要时,她会把马斯克拉出会议室,让他履行工作时间表。她是连接马斯克和他所有兴趣爱好的桥梁,对于公司员工来说,她是团队里一名珍贵无比的骨干人员。
布朗在SpaceX的早期文化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她会留意很小的细节,比如办公室里红色宇宙飞船形状的垃圾桶;她还会帮助调节办公室里的气氛。当发生和马斯克直接相关的事情时,她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淡定、从容。在其他时候,她脸上总是露出温暖的微笑,让人如沐春风。“她总是说:‘亲爱的,你好。’”SpaceX的一名技术人员回忆道。布朗会收集别人发给马斯克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信,给它们取名为“一周笑料”,并发给大家,博大家一笑。曾经有一封信中画了一艘月球飞船的素描,页面上有一个红点。发这封信的人把这个红点手动圈出来,然后在旁边写上:“那是什么?血?”还有些信件提出了制造永动机的计划,并建议制造一个巨大的充气式兔子,用来阻止石油泄漏。有一段时间,布朗还负责管理公司的账目并在马斯克外出时处理公司业务。“她几乎独揽大权,”那位技术人员说,“她会说‘埃隆就是希望我这么做’。”
她最大的天赋可能是会看破马斯克的心理。在SpaceX和特斯拉的办公室里,布朗把她的办公桌安放在马斯克前方几英尺处,这样一来,大家必须经过她才能见到马斯克。如果有人需要申请采购一个高价物件,他们会在布朗面前等一会儿,如果她点头,他们就可以进去找马斯克申请;如果她摇头,他们最好赶快闪人,因为马斯克今天心情不佳。这种点头摇头的提示在马斯克心情极度暴躁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SpaceX的普通工程师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在学校时成绩优异。马斯克会亲自到顶尖大学的航天学院打听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经常会打电话到宿舍找这些学生并直接聘请他们到自己的公司工作。迈克尔·科隆诺(Michael Colonno)在进入斯坦福大学时就收到过马斯克的来信。“我还以为这是个恶作剧电话,”他说,“我开始还不相信,他居然成立了一家火箭公司。”在网上搜索了马斯克的信息之后,学生们都会愿意加入SpaceX。在近几年或者近几十年里,对于渴望探索太空的年轻航天人才来说,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进入一家有趣的公司、设计火箭,甚至成为一名宇航员,而不需要加入一家官僚主义横行的政府承包商。SpaceX的雄心壮志传遍业界,许多喜欢冒险的顶级工程师纷纷从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轨道科技公司离职,来到这家行业新贵工作。

SpaceX决定开发的第一批项目之一是制造一台气体发生器,这是一种类似于小型火箭推进器的机器,能够产生热气。米勒、布扎和一群年轻工程师在洛杉矶组装了这台气体发生器,把它装进一辆小皮卡,带到加州的莫哈韦沙漠进行测试。莫哈韦是距离洛杉矶约100英里处的一座沙漠小镇,那里是缩尺复合材料公司(Scaled Composites)、XCOR航天公司和其他一些航天公司的测试中心。许多航天项目都在莫哈韦机场周围进行。这些公司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发射各种尖端飞机和火箭。SpaceX团队也来到这里,向XCOR借了一个试验台,它的大小正好可以放置那台气体发生器。初次点火发射在上午11点进行,维持了90秒。气体发生器启动了,但它释放出大量黑色烟雾,由于当天没有风,烟雾把机场控制塔都遮住了。机场管理人员冲到测试现场,把米勒和布扎训斥了一顿。机场领导和XCOR的一些人前来劝架,让SpaceX的工程师们不要紧张,明天再测试一次。作为领导人物,布扎决定发挥SpaceX永不放弃的精神,他叫来几辆卡车,运来了更多的燃料,并说服了机场管理人员,同意他们再测试一次。接下来的几天里,SpaceX的工程师们完善了整个流程,一天能够进行好几次测试,这是在机场进行测试的其他公司从来没有做到的。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测试,他们终于把气体发生器调试到了理想的状态。
他们又去了几次莫哈韦沙漠以及其他场地,包括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一个试验台和密西西比州的另一个试验台。在这次乡村火箭之旅中,SpaceX的工程师们在临近得克萨斯州中心区域的小城市麦格雷戈意外发现了一个300英亩的试验场。他们对这里感到很满意,建议马斯克把它买下来。多年前,海军曾在这里进行火箭测试,安德鲁·比尔在他的航天公司倒闭前也在这里进行过试验。“当比尔发现开发一枚能够将大型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需要3亿美元时,他就放弃了,并且留下了很多有用的基础设施,现在正好能为SpaceX所用,其中包括一座三层混凝土三脚架,支架像红杉树干那样粗。”记者迈克尔·贝尔费欧在《火箭专家》(Rocketeers)一书中写道。这本书记录了几家私营太空公司的崛起。
年轻的工程师杰里米·霍尔曼(Jeremy Hollman)就住在得克萨斯州,正好可以就近在那里的试验场工作。霍尔曼正符合马斯克的招聘条件:他在艾奥瓦州立大学取得了航天工程学位、在南加州大学取得了航天工程硕士学位。他在波音公司做过几年测试工程师,负责喷气机、火箭和宇宙飞船的测试。

对于SpaceX来说,去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火箭很方便,那里靠近洛杉矶,还有几个发射台可供选择。尽管如此,SpaceX还是成了不速之客。空军对SpaceX的到来表现得很冷淡,专门负责发射场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向他们提供特别的帮助。洛克希德公司和波音公司当时也在范登堡为军方发射价值10亿美元的间谍卫星,他们同样无视SpaceX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SpaceX对他们的业务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家公司在他们的贵重物品附近转悠。当SpaceX从测试阶段进展到发射阶段时,发射场管理方告诉他们需要排队,可能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发射。“即使他们同意我们发射了,很明显,我们也不愿意等到那时候。”格温·肖特维尔说。
为了寻找新的发射场,肖特维尔和汉斯·克尼格斯曼用墨卡托投影仪将世界地图投影在墙上,沿着赤道寻找合适的地点。在赤道附近,地球的自转速度更快,能够为火箭发射提供额外的助力。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名字是夸贾林岛,或称为夸贾林环礁,它是太平洋上位于关岛和夏威夷之间的一座环状珊瑚岛,属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这个地方之所以给肖特维尔留下印象,是因为美国军方几十年来一直利用它作为导弹发射场。肖特维尔找到了测试场中一位陆军上校的联系方式,给他发了一封邮件。三个星期之后,肖特维尔收到了军方的回电,他们表示愿意让SpaceX在岛上发射火箭。2005年6月,SpaceX的工程师把设备装进集装箱,将它们运往夸贾林环礁。

这里每天早上7点日出,SpaceX团队也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他们先开几个会,确定要做些什么,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当大型设备运到后,工人们将火箭机身水平地放在一个临时机库里,花好几个小时将所有零件安装上去。“我们总是有事做,”霍尔曼说道,“如果引擎没问题,那么航空电子设备或软件就会出问题。”晚上7点,工程师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其中一两个人会主动做晚饭,他们会做牛排、马铃薯和意大利面,”霍尔曼说道,“我们有一台DVD播放器和很多电影光盘,还有人在码头钓鱼。”对于许多工程师来说,这是一段曲折又奇妙的经历。“在波音公司工作,你会觉得很舒适,但在SpaceX,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SpaceX的一位技术专家沃尔特·西姆斯(Walter Sims)在夸贾林的时候利用空闲时间获得了潜水证书,他说,“在岛上的每个人都是明星,他们经常举办关于无线电或火箭引擎的研讨会,这里真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工程师们总是为马斯克愿意投资哪些东西,不愿意投资哪些东西而苦恼。总部有人提议购买一台价值20万美元的设备或昂贵的零件,这对“猎鹰1号”来说是必要的,但马斯克会拒绝这一申请。他却很愿意花差不多的钱给工厂地板铺一层发光面,因为这样看起来会好看一些。在奥麦利克岛上,工人们希望在飞机库和发射台之间铺设一段200码的小路,这样会使运输火箭方便一些,但马斯克拒绝了。这让工程师们只能利用古埃及人的方法搬运火箭及其支撑结构。他们放置了很多木板,让火箭在木板上滚动前进,然后把最后一块木板从后面移到最前面,依次循环来搬运火箭。
整个情况变得很滑稽。一家刚刚起步的火箭公司试图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完成一项人类已知的最困难的工作。但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SpaceX团队成员知道怎么发射火箭。他们经常把火箭放在发射台上,垂直竖立几天,然后在技术和安全检查时就会发现新问题。工程师们会在火箭上长时间工作,直到他们精疲力竭才把火箭放平送回机库,以防空气中的盐分对火箭造成损坏。几个月前在SpaceX工厂从事推进系统、航空电子系统和软件工作的几个团队,全部聚集到这个岛上通力合作,这把每个人都被逼成了跨学科的人才。这一经历让他们学会了很多。“除了多出一枚火箭之外,这里简直像是‘盖里甘的岛’。”霍尔曼说。

SpaceX的做事原则是全情投入你的工作并把事情搞定。等待指导或详细指示的人将会举步维艰。习惯得到反馈意见的员工也是一样。而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告诉马斯克他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

SpaceX倾向于招聘顶尖院校的尖子生,但更看重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A型人格特质的工程师。公司的招聘人员寻找的是机器人比赛中的优胜者,或是制造出非同寻常汽车的赛车爱好者——目的是找出充满热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并且具有动手能力的候选者。“即使你的工作是编写代码,你也需要懂得机械的工作原理,”曾在SpaceX担任了5年招聘经理的多莉·辛格说,“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物件的人。” 这些人有时会自己找上门来,其他时候则需要辛格采用一些新颖的技巧来找到他们。通过搜索学术论文寻找具有某种特定技能的工程师是她的拿手好戏;她还主动打电话给实验室里的研究员,或是把学校里的工程技术人才挖走。在行业展会和研讨会中,SpaceX的招聘人员像间谍一样,秘密地拉拢他们感兴趣的候选人。他们会将装有邀请函的信封亲手交给那些人,邀请函上写明了初试的时间与地点,通常是在会场附近的酒吧或餐厅。当候选人到场后发现他们是少数被选中的幸运儿时,往往会感到欢欣鼓舞。
像许多高科技公司一样,SpaceX的应聘者面临严格的面试和考试。有些面试是随意的聊天,目的是增进双方的了解;另一些面试则设置了一系列的题目,其中有些题目难度极大。业务员和销售人员虽然也要饱经折磨,但工程师们却往往要经历最严格的考验。那些预期只需要做标准题目的程序员会被不留情面地泼冷水。一般企业的面试题目,是要求软件工程师现场写十几行代码来解决问题;而SpaceX的标准面试题目则需要工程师写500行甚至更多代码。那些进入最终面试环节的候选人,会被分配另一项任务:给马斯克写一篇文章,说明自己为什么想为SpaceX工作。
对于那些解决了难题、在面试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并写出好文章的候选者来说,他们获得的奖励就是有机会和马斯克面谈。SpaceX的前1 000名员工,包括门卫和技工,几乎都由马斯克亲自面试。随着公司员工队伍不断扩大,他仍然亲自面试工程师。在与马斯克面谈之前,每位候选人都会被告知面试时间可能会持续30秒至15分钟。

在面试刚开始的时候,埃隆有可能继续写邮件和工作,不会讲太多话,不要惊慌,那很正常。最后他会转过椅子面对着你,即使这样,他也不一定会与你有眼神交流,或和你打招呼,不要惊慌,那很正常。他会在恰当的时候和你讲话的。

“监管机构有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一个监管机构同意改变一个规则,结果出了问题,他们很可能会丢掉工作。反之,如果他们因为改变规则而产生了好的结果,却不会得到回报。所以,这非常不公平。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监管机构拒绝改变规则。一边有重罚,而另一边却没有相应的奖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理性的人会如何选择?”

马斯克的孩子们没有吃过他那样的苦,这让他觉得很苦恼。他觉得吃苦帮助他成为现在的自己,给了他额外的力量和意志。“他们应该在学校吃点苦,但现在的学校太保护学生了,”他说,“如果你吼了谁一声,你就会被赶回家。在我读书那时,如果谁给了你一拳,没有出血的话,那都不算事儿。就算出了一点点血,不是很多,也没事。我能做什么呢?给他们吃点苦?该怎么做?我最多就是限制他们打电子游戏的时间,因为他们总想没日没夜地玩。我定的规矩是,他们看书的时间必须比打游戏的时间多。他们也不能玩特别愚蠢的电子游戏。他们最近下载了一个游戏,好像叫‘饼干’还是什么的,只要点击那块饼干就行,跟心理学101实验差不多。我命令他们把这个游戏删了。他们只好去玩‘疯狂高尔夫’,它类似于‘笨鸟先飞’,但至少里面还涉及一点物理学知识。”
马斯克讨论过再生几个孩子,他和《瘪四与大头蛋》的制作人面对面地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迈克·詹郅出于这一点导演了《蠢蛋进化论》(Idiocracy):聪明人应该至少维持他们的人口基数,”马斯克说,“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如果不能适者生存,那么很明显,这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聪明人和蠢人的数量应该达到平衡。但如果每一代聪明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那可能也不是好事。我的意思是,欧洲、日本、俄罗斯和中国都将面临人口问题。真实情况是,富裕人群、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和无宗教信仰的人群普遍显示出较低的生育率。我并不是说只有聪明的人才应该生孩子,我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也应该生孩子,他们至少应该维持人口更新率。事实是,我注意到很多真正聪明的女性只生了一个孩子,甚至没有孩子,这让人觉得:‘哎呀,这可不太好。’”
马斯克的三家公司在接下来10年的发展应该是非同寻常的。他有机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商人和创新者之一。到2025年,特斯拉将拥有5~6种车型,会成为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市场中的主导力量。根据目前的增长率来看,太阳城将实现它的承诺,成为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太阳能市场的领军企业。而SpaceX呢?它可能是最有趣的。根据马斯克的计算,SpaceX每个星期都会进行发射,把人和货物送上太空,竞争者会因此出局。它的火箭能够绕月球几圈,然后以高精确度着陆在得克萨斯州的宇航中心。然后他们将着手首批前往火星的飞行准备工作。
如果这些都能实现的话,到那时,年近55岁的马斯克将成为全世界最富有且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将成为三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其成就将载入史册。当其他国家和公司因为犹豫不决而碌碌无为时,马斯克应该已经采用最可行的方法来对抗全球变暖,还能提供人类去其他星球避难的计划,以防万一。他应该已经把大量的关键制造业带回美国,给想要再创机械新时代的其他企业家树立了榜样。正如蒂尔所说,马斯克将给人类带来希望,恢复他们对技术改变人类生活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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