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数学老师

原载于《心理月刊》2012年十月号

作者:宁岱

       从小学到中学,我记忆最深刻的数学老师有两位。一位是初中二年级开始给我们授课的刘克智老师,一位是高中两年的李德雨老师。两位老师曾经互为师生,可讲起课来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刘老师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天,正值刚开学的日子,课间休息时,同学们有说不完的话。刘老师是在上课铃响起的时刻,站到我们教室门口的。当时我们都明白他大概就是新来的数学老师,可铃声还没停,老师也没走进来,就都抓紧时间继续说话。直到大家突然意识到什么,先后闭上嘴巴时,我才觉出铃声已经停了好一会儿了。怎么老师不说话也不进来呢?我看着依旧站在门口外的刘老师。他一脸严肃地望着教室里的我们,一行行扫视,一个个注视。他一身略有褪色的深蓝色中山装,高大黑瘦,手中的数学书被他来回搓揉地攥成了一根小棍。待教室完全安静下来后,刘老师才沉默着走进来,把手里的书往讲台上一撂,“上课!”对刚才的长时间等待,只字未提。以后他天天如此,服装不变,表情不变,目光不变,等待不变。后来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间开始,我们变了,只要是老师一站到门口,不管铃声是否还在持续,就立即安静下来。

       刘老师还有个特点,上课时从来不说一句与数学无关的话,开口就是讲课。他不看数学书,那课本每次就那么卷卷地往讲台上一躺,下课再被老师抄走。刘老师从不点名批评学生。他有个绝技,能把手中的粉笔掐成药片那么薄,准确地向他所要的方向砍过去。谁上课说话或做小动作,刘老师就停下讲课,掐一截粉笔打过去,然后一句话不说地盯着那位同学,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纠正了,才继续讲课。一次我跟同桌玩碳素墨水,刘老师一截粉笔不偏偏不倚直接打进了瓶口里。我俩惊讶着老师投掷的准确,看着粉笔头在墨水瓶中冒气泡,忍不住笑起来。刘老师依旧是目光严肃地盯着我们。那目光逼得我们忍住笑,逼得我们把瓶盖盖上,拧紧。可刘老师仍旧不开口继续讲课,目光定在墨水瓶上。没办法,我们只好把瓶子收到课桌抽屉里,从此再没在课堂上拿出来。

       我很喜欢刘老师。喜欢他是从他留家庭作业开始的。刘老师要求作业要用数学纸来完成,还要像做手工一样把中间折叠一下,用角尺和圆规在上面画,还要写问、答、定律、定理等许多文字,像是写作文。这些都太好玩了。自从他给我们讲授数学开始,我就觉得数学作业特别容易,对他的严肃和不拘言笑也就不在意了。

       我同桌是个特别喜欢课间找老师聊天的学生,而我因为课外学着音乐和美术,课间要赶作业,从未被她拽去过。她经常回来后告诉我,刘老师又夸谁谁谁进步大,谁谁谁有数学天分只是粗心了。我期待刘老师夸奖到我,可从来不曾有过。刘老师夸奖的,总是那天课堂上第一次举手发言的学生。每当回忆起这一点,我又觉得好像见过刘老师笑,只是不再课堂上。

       上中学时,我不知道刘老师的全名。那会儿还没有想知道老师全名的想法。总觉得只要是说“刘老师”,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我的数学老师。现在想起来,跟刘老师学数学,对我人生最大的提高,不仅仅是让我喜欢上了数学,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自觉,尽管刘老师从来没提过这个词,只是用他坚韧的目光和长久的等待。

       高中时,我们换了李德雨老师教数学。又是我那同桌打听到的,李老师是刘老师的老师。可一开始,我还是很怀念我的刘老师。

       李老师跟刘老师太不一样了,从作派到讲课方式都完全不同。李老师不光年龄比刘老师大很多,而且总是穿件蓝色大马褂。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中学里是很少见到的。李老师每天一走进教室,就要很认真地把数学书打开,翻到他这节课要讲的页码,用个长长的教具木尺压在讲台上,压住课本。讲课中,李老师还不时地翻看一下。课堂不安静时,他会用那木尺敲讲台或黑板。

       其实,李老师和刘老师有师生关系,还是能从一个习惯看出来的。李老师也从来不点名批评学生,不管错误有多大。可李老师的嘴永远都不停,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评论一番,都要回忆他小时候或曾上过的教会学校。他见什么评什么。语调平稳,表情随意,却总有无穷无尽的风趣词语,时刻准备着对我们的缺点狠狠地“冷嘲热讽”一番。比如他正讲着课会突然停下来,生动地介绍他小时候喜欢过节,是因为期待卖货郎。卖货郎走街串巷使用的拨浪鼓叫卖,他小时就总期待拔浪鼓的声音。拔浪鼓是一个小圆鼓边缘用小绳拴两个小球,卖货郎在手里那么一摇,它就没有屁股没有根基地发出响声......我们正听得兴趣盎然时,李老师突然话锋一转,说就像现在有些学生上课时前后左右地扭头说话;李老师批改作业后,会讲起小时候看戏,特别热闹,他最喜欢看武戏,遇到演员基本功差,动作没做好,一甩长衣袖把脸给蹭花了,扮的是武生却成了小丑相,就像有些学生那涂得乱七八糟的作业本。听他讲课,我们总是笑声不断,欢乐无比。到后来,我每天等待数学课的心情,就像等待一场相声晚会。

       李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总爱说一个英文词“雷日包”。第一次听老师说这个词是有同学上课迟到,李老师停下讲课,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同学坐到位子上以后,问我们谁知道人身体上一共有多少根骨头。正当我们漫天乱数瞎猜时,他说了句“雷日包”。然后可能想到我们是学俄语班,解释说:英语非常形象。用英语说一个人懒,它不直接说你这个人懒,而是说这些骨头懒。英语“雷日包”就是懒骨头的意思。教会学校的老师都是用英语教学,谁迟到老师就叫他“雷日包。”我们大笑起来。以后一有同学迟到,我就望着李老师,等待他那句“雷日包”。可我从来不敢迟到,怕老师说我的骨头懒。其实我也不愿意迟到,喜欢听李老师说“相声”。 后来工作时接触到英语,我特地请教英语好的人“雷日包”怎么写。对方说,骨头是bone,懒骨头是中国人才有的俗语吧。我不甘心,最后还是在字典里查到了lazy bones,译为“懒人”。李老师是在告诫我们不要做懒人,是要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分钟里都不偷懒、不懈怠。

       高中毕业后,我就没再见过李老师,以后也不可能见到了,他已经去世了。可我见过一次他的照片。那是中学毕业五六年后,一天有个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日报》上刊登李老师的照片了,介绍他退休后义务指导武警战士学数学。我去找到了那张报纸,看到了我的李老师。他仍旧是那和蔼可亲的样子,退休却仍不闲散。我和同学相约去看望老师,可之后一直忙,忘记了。又过了五六年,那时我正在国外学习,快要回国了。有天晚上做了个梦,梦中的场景像是个小型图片展览会。我先见到了刘老师,他依旧是表情严肃地讲述着什么,引导我往会场深处走,最里面正中央是李老师,他正站在他的大幅照片前风趣幽默妙语连珠,却不似我们的课堂效果,未引起周围阵阵欢笑。梦醒后想到那景象都是黑白的,一个念头刺了我。我想,回国后一定要去看望李老师。回国一个月后,我打电话问那也已成为数学老师的原来同桌。同桌说,李老师两个月前病逝了。……我怠慢了李老师。可我真想告诉老师,离开中学后,我一直没敢怠慢生活。

       刘老师和李老师是我一生崇敬的老师。他们一个教导我做人要自觉,一个教导我做人不偷懒。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可他们对我数学之外的教诲,更让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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