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信仰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我觉得，我们是拥有她的。
突发病房的第一天，我起的很早，因为病区所在的医院离家很远，而我能走的几条路，早晚高峰都很堵，老大已经顶在病区二十几天了，让他多待一刻我都觉得过意不去。老大是我的医疗组长，他是市里第二批被派去突发病房的医生，接替第一批的同事，第一批的同事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位便是我们医疗组的老二袁大哥，显然，我是第三批，至此，我们组全军轮番上阵了。我内心激动却也无奈：终于轮到了我，还是轮到了我。
开上主路我便感慨自己起早了，沿途静寂，直到终点也只是遇见零星的几辆车，车位也空了好多，我不禁哑然忙碌中只知道疫情不减，却忘了城市还在隔离中，未交班，心却早早的沉了许多。
所幸交班工作比我想象的顺利，市里和院里调动了全部资源，虽然物资依旧紧缺，但也基本保障了我们的正常用度，防护装备齐全，作为战士的我们，前方粮草前行，是最大的慰藉和支持了。
第一次穿防护服，整整用了四十分钟，憋闷笨重之类在近期的文章里描述的很多，但是真的自己穿上了，不适感还是一言难尽，老大坚持要带我走一遍战场，于是我们便笨拙的出发了，笨拙到什么程度呢，我不得不描述一下，从缓冲区到隔离区，过每一个台阶，我都要弯腰60度以上才能确定看得清不让自己摔倒。虽然裹得密不透风，但进入病房的一瞬间我还是有点害怕，所幸抬头有老大在前面，摸清了地型，熟悉了许多，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交接完毕，最后的告别是他叮嘱我注意安全，我叮嘱他好好隔离，一丝莫名的感伤漫过心头，不容自己多想和煽情，挥挥手，整张上岗。
绝境中的喜悦是前方遇故人，特殊时期特殊地点，遇见了几年前轮转时的老师和同事，潘老师一早便帮我联系好了住宿，确保日常隔离，最大限度降低了家人感染的风险，她和即将换岗的同事开玩笑说：特羡慕她们，自己还遥遥无期呢。她是笑着说的，我们也都知道她并不想离开也不会离开，除非疫情结束，但我回头看她微笑的眼睛，还是特别想给她一个拥抱。韩护士长悉心辅助我们穿防护装备，从口罩帽子鞋子事无巨细，最后还帮我们照了一张合影，我和老大说：入科两年，我们的第一张合影竟然是这样的，他安慰我说：很有纪念意义，也算是迎难而上的传承吧。哦，我的老大叫董科奇，去年我也悄悄的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故事，为什么老是写他呢？因为任何需要的时刻，他总是会站在最前面。他说做ICU的总需要在危难时刻顶上来，不是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精神，而是作为一位重症医生的职责，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只是做好我们的工作。
从疫情爆发开始，我始终想写点什么，但是并未在一线，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发言权，私下和袁大哥聊了聊，问他什么感想，他说没啥感想，摸索着战斗，结束以后回来时，才想起后怕，万一感染了会怎么样，想着想着检测阴性了，就接着回科里上班了。因为支援工作，科里的人员也严重不足，为了能尽快上岗，他舍不得多休息一天。突发病房的第一天，我又询问了一起上班的同事，大家的想法竟也不约而同一致：虽然怕，但是我们也要上，并且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有幸生在和平的国度，没有上阵杀敌报效祖国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即使没有戎装，我们也毅然决然的赶赴了属于我们的战场，不讲无私，不讲伟大，只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突然觉得自己很像战地记者，好吧，疫情结束前，这将是我的兼职。
最后说说我们的李副院长吧，他反复的督促我们要做好防护，从上午一直说到了下班，临走时还不忘叮嘱我们用碘伏棉签擦好鼻孔和外耳道、用酒精消毒好鞋底，他说他不允许队伍里的任何一个人倒下，回去一定要好好休息。说完他又转身回了病区。我不清他指导突发病房多久了，只记得除夕夜群里的一张照片，是他在突发病房的洗手台上吃饭，当时觉得特别心酸，为什么在洗手台上吃饭，因为当时突发病房刚启动，休息区没有吃饭的桌子，那以后，他就一直都在了，在他的调度下，我所看到的工作区和休息区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作餐居然还配了鸡汤，李副说：虽然我们没有去武汉加入到国家前线的战斗中去，但是我们能尽自己的所学，坚守在地方的疫情一线，守护一方百姓，作为一名医生，我们就是无愧于我们的职业和我们的良心。
信仰是什么，我说不清，华灯已起，透过车窗，我看到马路两旁的彩灯竟然还是红灯笼的形状，隔离带上的树，也披着七彩的灯饰，才想起虽然马路空荡，但此刻也还是正值新春，我在红绿灯前呆了很久，直到疲惫的躯壳里那颗跳动的小心脏轻声告诉我：这样可爱的城市，值得有人去守护她，让她回到最初的熙熙攘攘的样子。
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地方疫情工作结束，整理了当时的日记，19年底支边，20年初抗疫，搁置许久的简书，我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