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距今已经有八百多年，英国封建贵族们不满约翰王的穷兵黩武、任性征兵征税，齐聚英国王庭，要求约翰王签下了那部至今为人称道的《大宪章》，由此开启了安格鲁撒克逊人限制王权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开启了“宪政”的历史。
由此可见，“宪政”最初的目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限制王权，“宪者，限也”。所以有学者说: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因为宪法如果起不到“限制王权”的作用，则不过相当于一纸空文。从《大宪章》到真正实现“君主立宪制”，中间还有数百年的时间，不过其中的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公权力不可“任性”，得受到法律的约束。
然而，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却从没有“宪政”这样的事物，甚至也未有过“宪政”这样的理念；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历史是相反的，当西方的王权不断受到限制的时候，中国的皇权却日益坚固，乃至于皇帝可以胡作非为，没有什么能够制衡。要求约翰王签下《大宪章》那样的封建贵族，在中国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已经消失了，此后便是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一旦有地方势力兴起，也只会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改朝换代；我们发现我们缺乏妥协精神，从未有过皇帝与人民签订条约的可能，所以陈胜揭竿而起，秦帝国土崩瓦解；楚汉逐鹿中原，项羽只能自刎乌江；闯王兴兵起义，崇祯帝只能吊死煤山。这种妥协精神的缺乏，使人们总想为最高权力而争斗，却从未有共享权力的想法，直至近代，晚清政府不愿放权、不愿改革，使“君主立宪”制徒有虚名（皇族内阁），终导致人民失去了耐心: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帝国制度终于死掉了。
然而“帝国制度”却虽死犹在，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几经波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是有人做着皇帝梦；直到今天，中国人中有以宪政限制政府权力观念的人也并不普遍，所以中国的法治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今天我们反观《大宪章》的产生，发现社会阶级结构是很重要的原因:彼时的封建贵族，拥有一个地域的治权，税收、军队、行政均操之其手，因此这些贵族才有对国王提要求的本钱和可能；在今天，封建贵族早已远去，取代他们的或许应该是人民的代表、国会的议员，他们代表人民与政府对话，左右政府的决策，为人民争取利益。所以说，要实现“宪政”，形成这样的群体至关重要，让人民有力量至关重要。可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却步履蹒跚，大家可曾看到多少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可曾看到几个人民选出的代表参政议政？
我们一直在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想说的是关进笼子很重要，把笼子的钥匙交给人民更重要，否则，“掌权者”会找各种理由自己把笼子打开，所谓的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
